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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元朝統治時期漢族的建築風格音樂風格。。服裝風格。。是否有因為元朝人的統治而產生了大的變化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淺談漢族民俗中的蒙古族文化因子

蒙古族是壹個歷史悠久而又富有傳奇色彩的民族。每當提起它的名字,人們便會想起“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古歌謠,眼前便會呈現出白雲悠悠、河水潺潺、山花爛漫、牛羊成群、駿馬奔騰、肉乳飄香的廣闊無垠的草原美景,浮現出這個"馬背上的民族"曾經叱咤風雲、縱橫歐亞、英勇善戰、氣吞山河的偉岸雄姿。

作為中國古代唯壹壹個建立了全國統壹王朝的北方遊牧民族,蒙古族文化在浩瀚的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印記。然而,建國以來的歷史文化研究,在很長時期內存在著將蒙古族文化簡單化的傾向。在很多書籍或教科書上,蒙元文化常常只用壹兩筆就輕描淡寫的代過了,學者多以馬克思的著名論斷——“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1) 為指導,要麽是強調蒙古族學習、吸收漢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的壹面要麽就是強調元朝統治所帶來的經濟破壞、落後生產關系註入、民族壓迫與歧視等等消極影響,而忽視了這個曾征伐四方,所向披靡,建立了橫跨歐亞,以草原本位文化統治了大中國近壹個世紀(1279-1368)的偉大民族對中華民族尤其是漢族民俗方面產生的深遠而積極的影響。事實上,蒙古族文化,以其“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的氣魄,在對漢族文化的不斷滲透和深入的過程中,對漢族民俗文化的許多方面都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

蒙古族文化為什麽會影響漢族民俗

(壹)蒙古族的民族遷移史是漢族民俗得以“蒙化”的大前提

蒙古族的遷徙史表明,蒙古族的前身最早活躍在今內蒙古呼倫貝爾盟額爾古納市(2),過著簡單的遊牧生活。在9世紀逐漸向西遷入蒙古高原後,社會經濟才開始得到較大的發展。 1206年,鐵木真統壹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國,之後他3次西征,鋒芒直指西亞、中亞和歐洲。與此同時,蒙古軍開始向南進攻,先後滅掉金、南宋,於1276 建立了統治全國的元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隨著政治中心後來的南移,蒙古人作為統治民族也不斷的向全國各地遷徙。

元朝時的蒙古族,除了生活在蒙古高原外,還廣泛的分布在中國西北、中原、西南、江南等地。“在西征的過程中,有大批的蒙古人留居新疆、青海、甘肅等地。成吉思汗分封時,蒙古族部落又隨之進入今內蒙古東南部草原地帶。元朝統壹中國後,鎮戍東北的蒙古族軍隊以遼河流域最為集中。今生活在雲南的蒙古族也是元代駐鎮蒙古軍隊的後裔” (3)。與此同時,以大都為中心的京畿地區(今北京、山西和河北省北部地區)也是蒙古人分布最集中的地區。另外,位於宋金交界處的山東、河南、湖北、四川境內的元代前期也有大量的元代屯軍。元代河南、山東號稱“天下腹心”,是蒙古軍駐防的重點區域,據《元史》卷《世祖紀十四》記載,1327年前後,駐紮在此的蒙古軍達11萬戶,蒙古語在當地十分流行(4)。同時,盡管很多人以為長江以南地區和蒙古族沒有什麽關系,可是作為元朝的經濟中心,這裏也駐紮過相當數量的蒙古族軍隊。比如說,揚州就是元世祖第九個兒子鎮南王的封地,駐紮在此的蒙古族軍隊最多時達4萬人。

如今,蒙古族主要聚居於內蒙古自治區和新疆、青海、甘肅、黑龍江、吉林、遼寧等省區的蒙古族自治州、縣;其余散居於寧夏、河北、四川、雲南、北京等省、市、區。 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蒙古族人口為5813947人(5)。蒙古族文化就是這樣隨著蒙古族的遷移而不斷影響著漢族文化的,在這樣壹個漫長的過程中,很多蒙古族民俗也逐漸為漢人所接受,為如今漢族人的生活註入了壹定的“蒙化因子”。

(二)蒙古族的“草原本位”統治文化是蒙古族文化得以保存並影響漢族民俗的基礎。

成吉思汗曾說過: “假如有壹天我的子嗣和臣民都住了用泥土建造的房屋,那就是我所建立的蒙古要滅亡的時候了。”(6)與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相比,蒙古族具有其特殊之處。我國古代諸北方少數民族王朝,大部分在入主中原後受到漢族農業文明的熏陶,走上了漢化道路,這是壹個總的歷史趨勢。可是在草原遊牧民族漢化的道路上,蒙古族的步履卻要猶豫、艱難的多。大蒙古國的草原本位政策,決定了蒙古大汗對漢地只采取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造成“漢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後,改弦更張,推行漢法,將統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漢地,從而在漢化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壹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漢法的方針,從壹開始就是不徹底的。隨著政權設置大體完備和儀文禮制初步告成,進壹步推行漢法、彌合文化差異的工作趨於停滯。大量阻礙社會進步的蒙古舊制,因為牽涉到貴族特權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長期保存。

這或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壹。但另壹方面,蒙古族的統治卻對中華文化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在蒙古建國前的漠北草原,千余年裏各個民族更叠頻繁,興衰無常,而自蒙古建國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卻壹直只有蒙古族壹個主體民族,即使在元朝滅亡、蒙古統壹政權解體之後亦不例外。蒙古族文化由此得以較為完好的保留下來,許多蒙古族民俗也隨之影響著漢族,成為漢族民俗中的壹部分,為漢族的生活和民俗註入了新的因子。

漢族民俗中的“蒙化”因子

(壹)食肉飲酪傳中原——蒙古族的飲食文化影響漢族民俗。

在蒙古族文化逐漸與漢族民俗融合的過程中,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許多我們司空見慣的習俗都和蒙古族有關系。而很多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食品也都和蒙古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1、涮羊肉的起源。涮羊肉本是蒙古族的傳統吃法,清代開始傳入北京。盡管今天的很多漢族人都很喜歡吃涮羊肉,但卻很少有人知道涮羊肉實際起源於元代。據範玉春《文化尋根》壹書所述,當年元世祖忽必烈統率大軍南下遠征,有壹次正值人困馬乏饑腸轆轆之時,便下令起火用膳,誰知夥夫們的羊還未宰好,敵人已經逼近,夥夫們緊急之下,將那些已經切成薄片的羊肉,抓了些在沸水裏燙了壹下,然後拌了些調料便送入帳中讓將軍填饑,忽必烈狼吞虎咽的的連吃了幾碗,即跨上軍馬,率軍迎戰,結果旗開得勝。凱旋後忽必烈命令犒勞全軍,要求夥夫們仍煮迎戰前所吃的美味羊肉,這回廚師們精選了優質綿羊腿部的大三叉和上腦嫩肉,切成均勻的薄片,再配上多種佐料,涮後鮮嫩可口,將帥們贊不絕口,忽必烈更是喜笑顏開。廚師忙上前說道:此菜尚無名稱,請帥爺賜名。“忽必烈壹邊涮著羊肉片,壹邊笑著答道:“我看就叫涮羊肉吧,各位將軍以為如何?”從此,涮羊肉成了宮廷佳肴,直到清代光緒年間,涮羊肉逐漸走向民間(7)。

如今,當布滿大街小巷的重慶火鍋、北京火鍋、尤其是名聲鶴起的“北京東來順涮羊肉”,“內蒙古小肥羊火鍋”等壹片繁榮;當涮羊肉成為了中華名菜,對外走出國門,對內走入無數尋常百姓家時,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壹深受人們喜愛的菜肴其實卻和蒙古族有著這樣深遠的聯系。

2、牛奶、奶酪、酸奶等奶制品已經成為漢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作為北方遊牧民族的主食,奶制品是遊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而以谷物、蔬菜為主食的中原地區起初並無奶制品可食。奶制品初傳中原之時,只是作為非常珍貴的食品被上層社會食用,西晉時,有壹尚書令體弱多病,晉武帝為表示寵信,特意“賜奶酪,太官隨日給之”(8)。可見,在西晉,奶酪在北方漢族社會還是非常珍惜的食品。隋唐以後,隨著北方民族的大量南遷,奶制品在南方也逐漸普遍開來。直至元朝時期,隨著蒙古人的大量南移,酸奶、奶油、奶酪、奶皮子、奶豆腐等奶制品才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食品,正式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今天,作為中國的“乳都”,內蒙古的省會呼和浩特除擁有中國乳業的兩大巨頭“蒙牛乳業”和“伊利乳業”外,還擁有“草原情”“奈倫乳業”等眾多乳制品企業,內蒙古的乳制品不僅名揚天下,而且占據了國內大部分的乳制品市場,在剛剛閉幕的第27屆IDF世界乳業大會上,國際乳聯主席Jim Begg先生指出,2005年全球乳業增長的50%即來自中國,“而在中國乳業的增長中,超過50%的貢獻來自於以蒙牛等企業為代表的內蒙古乳業”(9)。走進任何壹家超市,內蒙古“蒙牛”或者 “伊利”酸奶、液態奶都會占有壹席之地,其生產的奶粉、奶酪、奶茶粉等其他奶制品也有著大批顧客。隨著“伊利”成為北京2008奧運會的指定產品,“蒙牛”成功贊助舉辦湖南衛視“超級女生”以及2006年12月與全球最大的酸奶制品集團“法國達能”合作後,內蒙古的蒙古族乳制品在國際和國內社會都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每天飲用壹定的酸奶或者牛奶也早已成為大部分漢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壹部分了,蒙古族的乳制品正以更強有力的方式在漢族民俗中起著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千載琵琶作胡語——蒙古族語言對漢語的影響

除了蒙古族飲食逐漸影響漢族民俗外,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尤其是元朝時期,蒙古族建立了統治全國的中央集權,蒙古語也因此對漢語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元朝時,“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制“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漢文、畏兀兒文等)附之,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10)。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入蒙古字學讀書。精熟蒙古語、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傾向已成為漢族社會中並不鮮見的事例。盡管遼、金、清諸朝都曾創立自己的文字,但沒有哪種文字能對漢族地區產生像蒙古族這麽大的作用力。而漢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方少數民族王朝的影響要弱得多。宮廷中主要使用蒙語。清人趙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11)。

在這樣的情況下,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越來越大,盡管元朝滅亡已經有700年左右了,但是,至今,在漢語中仍然有很多詞匯來自於蒙語。比如說:

站:作為中途暫時停留的地方或承轉機構(12)理解時就來自於蒙古語。元朝建立了中國古代最完備的驛傳制度,在各地設有從事驛傳的專門機構,稱為“站赤”,其蒙古語原詞為jamci, 意為“管理驛傳的人”,後來才演變成專指驛傳得承轉地,再後來又衍生出“車站”的含義(13)。

胡同:來自蒙古語guolum, 原意為“井”,因行走取水,漸漸形成兩邊都有房屋的小巷,後來即以“胡同”來稱北方巷道的通稱(14)。

戈壁:源自蒙古語gobi, 意為“難生草木之地”,指沙漠、石灘,後世專指那些為粗沙,礫石覆蓋的硬土層上的荒漠地形。

歹:在古代漢語中意為“殘骨”,作為“不好”“壞”之意來自於蒙古語“tai”,在現代漢語中,“歹”的古意和原意已經消失,後來蒙古語中的“歹”字之意倒是成為了漢語的基本詞匯(15)。

而在今天內蒙古的大部分漢族區域內,至今仍保留著由蒙語音譯來的地名,如“呼和浩特”是蒙語“青色的城”之意;阿爾山是蒙語“神水”之意;而錫林郭勒、科爾沁、烏珠穆沁草原、烏蘭察布、阿拉善、鄂爾多斯等名稱更是鮮活的記載了蒙古族語言對漢族文化的影響。由此可見,博大精深的漢語言文化中至今仍深深刻有蒙語的痕跡,蒙語對漢語至今仍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三)歌舞升平曲悠揚——蒙古族音樂和舞蹈對漢族民俗的影響

元代,似乎是中國最重視曲藝的壹個朝代。據載,元代的教坊樂部規模非常龐大,在中國歷史上是頗為突出的,元代宮廷中,也經常由教坊司搬演各種歌舞和雜劇,在當時的條件下,元代統治者常常無所忌憚地與藝人們交往(16)。這壹方面是因為元朝統治階級中多數人的漢語文化修養還不足以欣賞高雅的詩詞,另壹方面則是蒙古族的民族性格也難以對這種純粹的書面文藝發生興趣,所以歌舞伎樂為他們所特別嗜好。這實際上是壹種文化“異質”的侵入,它打破了傳統的詩詞文學與市俗文藝的不平等關系。這種態度直接導致金元入主中原後黃河流域的壹片“蒙聲”,使得蒙古族風格的音樂和舞蹈廣為傳播。

1、漢族樂壇中吹來蒙古風

“鳥兒離不開翅膀,蒙古族離不開歌唱”(17)。作為壹個自古以來就能歌善舞的民族,蒙古族的歌曲內容多樣,尤其是其蒙古長調民歌,粗狂豪放,曲調高亢悠揚。其內容非常豐富,有描寫愛情和娶親嫁女的,有贊頌馬、草原、山川、河流的,也有歌頌草原英雄人物的等等,這些民歌生動地反映了蒙古社會的風土人情,聽後常有余音繞梁,三日不絕之感。隨著金元入主中原,“蒙聲”傳遍全國,元人還創造了壹種以具有濃重的胡樂色彩的北方流行曲調為基礎的新曲調—北曲。北曲壹掃漢唐以來歌曲作品鄙俗崇雅、保守尚靜的特點,在審美風格方面表現出了自然質樸、酣暢淋漓、壯逸道勁的主體特點,從而使蒙古族風格的音樂深深地植根於民眾中,煥發出了勃勃的生機。

而在近年來我國民族民間藝術寶庫中,蒙古族民歌更是以其豐富的內容、獨特的草原風格而大放異彩,深受漢族人民的歡迎和喜愛,很多漢族藝術家在草原的歌海裏采風,使蒙古族民歌得到進壹步的整理、保護、和傳播。在60年代風靡壹時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贊歌》,以及藝術魅力至今不衰的《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等歌曲,即是以蒙古族長調民歌為基礎所創作的。在很多大型文藝晚會和慰問演出中,李雙江等著名音樂家演唱的《草原夜色美》《草原之夜》等蒙古族歌曲,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蒙古族特有的“無伴奏混聲合唱”,更是被許多漢族音樂家所喜愛,並逐漸成為漢族音樂文化中嶄新的演唱形式。2007年2月15日,內蒙古草原歌曲帶著這特有的“無伴奏混聲合唱”和悠揚的長調走進了維也納金色大廳,內蒙古草原歌曲的知名度由此進壹步在國際歌壇得到加強。

而在2007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上,蒙古族歌曲也是大放異彩。由內蒙古著名歌手齊峰演唱的《內蒙古酒歌》再次向全國人民展現了蒙古族的熱情與豪爽,相聲《我慣著他》中對蒙古族歌曲《月亮之上》的改編也反映了蒙古族歌曲的廣為流傳。而在2006年春節聯歡晚會上,蒙古族小姑娘英格瑪,在用清脆卻充滿了民族風情的童聲為全國觀眾演唱了壹曲《吉祥三寶》後,更是使得《吉祥三寶》風靡全國,中國華語樂壇也由此再次刮起了壹股“蒙古族歌曲風”。除《吉祥三寶》外,《烏蘭巴托的爸爸》、以及“鳳凰傳奇”演唱的《月亮之上》等蒙古族歌曲也唱響了大江南北,而《天堂》《蒙古人》《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草原夜色美》《雕花的馬鞍》《藍色的蒙古高原》《美麗的草原我的家》等也是耳熟能詳的蒙古族歌曲,加上早已傳唱全國的《敖包相會》《嘎達梅林》《藍藍的天上白雲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等歌曲,蒙古族歌曲真正成為中國樂壇紅火的“草原壹族”。

如今,在中央電視臺的許多節目、晚會或比賽中,漢族歌手們演唱蒙古族歌曲早已為人們所熟識,那些具有別樣民族風情的歌曲,讓不少漢族歌手在各種演出或比賽中脫穎而出,而很多漢族歌曲也由於明顯的融合了蒙古族風情而為人們多喜愛。此外,無論是春節聯歡晚會上的《吉祥三寶》還是從“星光大道”節目走向全國的“鳳凰傳奇”組合、“額爾古納”樂隊,亦或是伴隨著蒙古族歌曲走向全國的德德瑪、騰格爾、斯琴格日勒、瑪希、齊峰等壹批草原歌唱家和歌手,他們的崛起,進壹步擴大了蒙古族歌曲在中國樂壇的影響力,使漢族歌曲的演唱和創作都相對更多地融入了壹定的蒙古族音樂元素。

2、 蒙古族舞蹈對漢族舞蹈的影響

舞蹈是人類表達感情的重要方式。人們首先需要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感情,“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歌唱);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於漢族的文字起源較早,文字使用較發達,加上農耕定居生活和儒家思想中“重倫理”傳統文化的長期熏陶和浸染,漢族人更習慣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因此,漢人在用音樂或舞蹈等表達方式上遠不及少數民族發達,表達方式也遠沒有遊牧經濟狀態下的少數民族表達起來奔放和直露。所以,盡管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如今都移入了大量的漢人,漢人的音樂和舞蹈文化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少數民族的影響。在這方面,蒙古族的舞蹈隨著蒙元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不斷碰撞,以其爽朗、流暢,自由、舒展和豪邁的特色,極大地影響著漢族舞蹈。

蒙古族舞蹈久負盛名,在國內和國際上取得大獎的舞蹈更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傳統舞蹈有《安代舞》、《盅碗舞》、《筷子舞》等。當代創作舞有《鷹》、《馬刀舞》、《馴馬舞》、《奔騰》、《鄂爾多斯婚禮舞》等。其中由舞蹈家賈作光創作的《盅碗舞》和《鄂爾多斯舞》獲得國際金質獎章,《擠奶員舞》獲得國際銅質獎章(18)。蒙古族舞蹈以節奏鮮明、熱情奔放為主要特點。女性舞蹈多節奏歡快,舞步輕盈,以抖肩、翻手碗等動作最為著名,表現了蒙古族姑娘熱情開朗的性格。男性舞蹈則造型挺拔豪邁,步伐灑脫輕捷,於壹揮手、壹揚鞭、壹騰跳間,給人以剽悍勇敢、雄健有力的陽剛之美。

蒙古族傳統舞蹈,有的強勁高亢,有的奔放灑脫,與柔靡不振的傳統漢族舞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縱觀漢唐宋等的漢族舞蹈,多以身輕似燕、顧盼留神、舞裙翩翩為美,這種“起舞弄清影” 的美感與“大風起兮雲飛揚”般的蒙古族舞蹈實在相距甚遠。而在如今的電視熒屏中,我們卻時常可以看到熱鬧紅火、氣勢非凡、豪放壯美、雄渾飄逸的舞蹈,這些舞蹈正是千百年來漢族舞蹈與蒙古族等少數民族舞蹈融合後的產物,從壹定程度上鑒證著輝煌燦爛的蒙古族文明。

除了以上這些方面外,蒙古族文化還在許許多多方面影響著漢族民俗,比如以鄂爾多斯羊絨制品為代表的內蒙古羊絨或羊毛企業促進了漢民族對羊絨、羊毛的使用和開發;蒙古族特色的牛肉幹為漢人所普遍喜愛;蒙古族的元雜劇是今天漢族戲劇產生的基礎和雛形,是真正具有完備的文學劇本、嚴格的表演形式、完整而豐富的內容的成熟的戲劇;《嘎達梅林》、《達那巴拉》等蒙古族歌劇豐富了漢族歌劇的演唱形式,並影響了後來漢族歌劇的創作等等。

總之,在對漢族文化持久、廣泛的作用過程中,蒙古族文化以其“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的胸襟和氣魄不斷為中華文化註入著新的活力,並逐漸成為漢族民俗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在因素。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壹路走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蒙古族的入主中原和向漢族地區的不斷遷徙,使其在飲食文化、語言文化、音樂舞蹈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壹定程度的影響了今天漢族民俗的形成。而正是隨著蒙古族文化與漢族文化壹次次大規模的融合、匯聚,才加速推動著整個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文化多元壹體化格局的形成。也正是在這種漢族民俗不斷“蒙化”的過程中,才造就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日益壯大,漢族民俗文化的不斷豐富,以及中華文化的長盛不衰與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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