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對於“國家”而言是個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現和發展，以及作為“國家”的工具，並不是同步的。當前關於“符號”與“文字”的界定還並不統壹，“符號”成為“文字”的質變點也無法確定，因而在探討“文明社會”形成時，“文字”這種標誌很難操作。從古文字學和歷史學角度分析，從符號變為文字和從“野蠻”變為“文明”，它們不可能在同壹“時空”臨界點發生“突變”、“質變”的。它們的“質變”點有時間差。
“青銅器”是生產技術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科技進步的反映，青銅器的出現在人類生產活動中發揮了多大作用還需要進壹步研究。從總體上來看，至少在中國古代，青銅器作為兵器的軍事作用和作為祭祀、禮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過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作用。在研究社會剩余生產品時不可將其作用估計過高。
現在談論較多的禮器，實際上它們是“陽間”生活中“折射”。禮器是祭祀用品之壹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文明社會”有關系。文明社會中必然有“禮器”，但祭祀用品的“禮器”不必非是“文明社會”的產物，祭祀用品的產生要早於國家出現。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非禮器”之界定，目前還沒有尋找到科學的標準，這也要等待學科的發展，假以時日。至於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會分層，它們在“國家”形成問題上的意義是有限的。作為人類社會“活化石”的民族學研究成果已向人們揭示，“國家”和“文明社會”的社會組織是以階級和社會分層為基礎的，但不是有了社會分層，就必然出現“國家”。關於“王陵”的認定，從考古學壹般理論上講，“王陵”附屬於“王”之都城，“王陵”應屬“都城”壹部分，沒有或沒找到相應“都城”的“王陵”，在確定這類墓葬墓主身份時尤應慎重。當然，“王陵”是“王”的陰間歸宿，“王”是“國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國”。問題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壹定的操作難度。墓之“王氣”是重要的研究線索，但當務之急是要探討“王陵”的客體“標準”。
對“文明社會”考古學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標誌，最易操作的學術研究切入點。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為國家統治集團服務的，“城”的出現是與國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記載：古人“築城以衛君”。“君”是“國家”的人格化，“城”則是“國家”縮影的物化。在當前中國古代文明考古學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視早期城址（主要指龍山時代城址）的考古調查、勘探，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在各地發現了壹大批早期城址，這對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諱言，這些城址是否屬於文明形成時期的“國家”政治中心，還有進壹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目前，關於作為中國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標誌的“城”，也存在著科學界定的問題。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礎工作。這裏我講“城”不講“城市”，就是區別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城市”。後者有重要的商業功能，因此城中有相當數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眾”，這種“城”實際是壹部“國家機器”。當前在有關“城”的考古學研究中，更應註意區別“城”、“城堡”和“村寨”。它們都在其周圍築有“墻”，這種墻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規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墻”是“衛君”的，即保護國家集團的；“城堡”之墻是用於軍事防禦的，它們可以是“國家”的軍事設施，也可以作為“野蠻社會”軍事據點；“村寨”之墻是為其居民安全而修築的，而“野蠻社會”與“文明社會”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們不能以城墻作為“城”的唯壹或主要標誌。如何區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僅據其占地面積大小、墻垣規模等，更重要的應剖析其空間範圍的內容。“城”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統治集團的政治中樞，主要應是城中“國家機器”物化載體——宮廟建築。“城堡”之內主要為軍事設施。“村寨”裏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建築”。“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築，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說明各自的社會作用。因此，對有墻垣圍繞的大面積建築遺址，究明其內涵十分必要。這些恰恰是我們目前考古工作中應該更多予以關註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現的城之宮廟是什麽樣子，現在我們還不清楚，但可以通過對已知資料的了解、已知規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對目前尚存的明清時代的宮殿、宮廟我們可以考察。對唐宋、秦漢時代的宮廟遺址，通過考古發掘、結合歷史文獻記載，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經考古發掘的商周宮廟遺址，夏代偃題二裏頭遺址的第壹、二號宮殿建築遺址，又為我們認識更早以前的“文明社會”城址中的宮廟遺址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參照物”。
關於“宮”和“廟”的界定要有嚴格的學術標準。我認為中國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廟是“宗廟”，而不是“神廟”。中國古代文明與地中海周圍的埃及、兩河流域和希臘、羅馬古代文明重要的區別是，前者以“宗廟”為主體。後者以“神廟”為主體。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前者社會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以血緣政治為主；後者商、工、農多種產業並存，以地緣政治為主。因此在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社會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廟時，對此應給以加倍重視。
中國“文明形成”時期的宮殿與史前時期的“公***建築”有著本質不同。從布局形制上說，前者是封閉的，後者是開放的；從結構上看，前者是強調等級、突出個人的；後者是面向“大眾”的。如時代較早的偃師商城的宮殿遺址，其周圍築有“宮城”，每座宮殿或幾座宮殿還要有單獨的圍墻；屬於夏代的偃師二裏頭遺址第壹、第二號宮殿遺址各自圍築有單獨的院墻。
宮廟的主體建築壹般是建於大型夯土臺基之上的，“壹般居址”與宮廟殿堂建築不能雜處。文明形成時期的“城”是“衛君”之地，也是統治者行使權力的地方。這種“消費”性“城”需要有為其服務的民眾，但“民眾”應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謂“郭以居民”。這種“郭”可以理解為象偃師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為“城”旁之“居民區”。我們註意到，龍山時代晚期也發現了壹些內外雙重城垣的城址。它們是否為“衛君”之"城”和“居民”之“郭”，還要通過進壹步考古工作去研究。總之，我們在研究文明形成時期的“城”時，還要註意與之相關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區”遺址。它們二者是“分居”的。
中國古代文明形成時期的“城”是國家的象征。“傳說歷史”與考古發現都證實，這種國家象征的“城”，當時可能同時存在多座，分布在多處，形成“萬國”、“萬邦”林立局面。這個時期與有文獻記載的歷史時期是前後銜接的。在中國歷史上，夏商周三代“王國”歷史之前，有著豐富的“傳說歷史”，這些“傳說”被後代所記載。上述代代口傳的歷史，也應該屬於歷史。考古學界壹般認為夏之前為“龍山時代”，而黃河中下遊地區有著發達的“龍山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這種考古學文化的時代和分布範圍恰恰與“傳說歷史”中的“五帝”的時代和歷史活動範圍是壹致的。《史記·五帝本紀》是史學名著《史記》的開篇，正如《史記·夏本紀》和《史記·殷本紀》構成我們研究夏商王朝歷史的基本時空框架壹樣，《史記·五帝本紀》很可能成為我們探討中國古代文明形成時期社會時空框架的最為重要的歷史文獻之壹。近年來晉南、豫西、魯西南和豫東北等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和夏商時代的許多重大考古發現，為我們的上述推斷提供了有力佐證。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必須給“傳說歷史”以足夠重視。
考古學研究有著自己學科本身的特點和局限性，我們不能要求考古學文化必須與“傳說歷史”或“歷史文獻”的記載“對號入座”。但是考古學研究成果可以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尤其對沒有文獻記載的史前時期來說，重建這壹時期歷史是考古學的任務。但這種重建的歷史是人類社會的歷史，往往不是傳說中的“個人”歷史。在“時空”和歷史學內涵上考古學往往又給這種“傳說歷史”以生動、具體、科學地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