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之用,和為貴.”原意是說周禮所達到統治者與奴隸主們之間壹種和諧作用.而這“和”的意義,從它描述的“先王道”中我們知道,從奴隸社會開始,統治者與奴隸主貴族,為了達到不必互相爭搶土地糧食,實行了***田式的“公社制”,由此能***同治理,***同奴役下民,由此產生了他們之間的“公”的概念,形成了他們這“和諧”的現象.有子,是儒家始祖孔子的學生,在孔子的學生當中,他算是很會領悟周禮要素的人.然而,從傳本《論語》中我們看到,這句話“和”的概念,在裏面並不是孔子的強調,反之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是不合乎周禮思想的人,就不能在壹起謀劃,“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就算是老子那樣的說道者,他也認為不值得與他壹起討論,這些在禮崩樂壞的情景下,孔子認為部分官家與奴隸主貴族脫離了周禮,變成只為利的小人,已經不能與他們為謀,是可以理解的：而《論語》中孔子還有壹句“君子和而不同”有人說這是孔子是強調有子說的這個“和”,這種就不符合孔子在當時,對不同思想者堅決不宜與謀的態度的,這句子應該是孔子在向學生陳述,分清當時的君子與小人無奈***事的現象,這“和”是只講壹種相應,而不是有子這句“和為貴”的“和”.因此說,此後的人把有子理解原來周禮這句“和為貴”轉接到孔子身上,大篇思想論述,那麽當時孔子的與不同思想的人不與謀的理念,與這種有子理解周禮作用的“和”就產生矛盾.
“禮之用,和為貴.”是儒家認為,如果用他們認為完美的周禮制,就可達到上層的和諧的治世思想.不錯,當時西周的表象,禮確實是達到當時官家奴隸主們的和諧,但真正回看西周歷史時,卻不是主因禮制才會出現儒家認為靠意識形態約束的和諧.首先周朝的建立,周武王以武為先,推倒不同治理思想的商朝,又以武加強震懾下民,對邦國保持武力牽制,如此根據當時情形才列出相應的禮制,總的來說周朝是以武為先.也就是說西周的治理是先手段排除不和諧狀態,然才根據當時實際情況產生出相應的禮制,禮制也只是壹種符合當時時勢的調理劑.但後來儒家卻拿周朝的不同情形產生的周禮,強加在不同情形的朝代,引發混亂,如此儒家也就是寓言說的“刻舟求劍”理念.
有子（公元前518～?） 名若,字子有.山東肥城市人(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弟子中的“七十二賢人”之壹.曾提出“禮之用,和為貴”等學說.因其氣質形貌酷似孔子,孔子死後,深受孔門弟子敬重. 清光緒十七年《肥城縣誌》載：“有子故裏在縣西北八十裏東故社有家莊,後裔聚族而居”.又載：“有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追封平陰候.墓在肥城,乾隆五十年得宋時墓碣,五十壹年學使趙佑會同巡撫奏聞,五十三年始以肥城七十二代孫承襲,今移居城內.”孔子去世後,弟子們十分思念他.因有子 言行相貌像孔子,對他十分尊重.於是大家***同推舉他當老師,尊敬他就象當年對待孔子壹般.《史記》載：“孔子即歿,弟子思慕.有若狀如孔子,弟子相與並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有子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倡和睦,重禮教.曾提出“禮之用,和為貴”等學說.但亦曾辯證地論述禮與和的關系.他說道：禮的應用,要以能夠斟酌損益,從容中 和為最可貴.但如果什麽事情都死守著禮規不放,有時也會行不通的.壹味地用和,而不用禮來規範,也是不行的.《史記》亦載：“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可行也.”有子去世後,葬於肥城,周悼公曾向他吊唁誌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