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文》的出現，標誌著我國文字學的正式建立，因此，《說文》是文字學上的開創性的著作，具有創學科的意義。
在《說文》以前，也曾出現過壹些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它們是：(1)《史籀篇》；(2)《倉頡篇》；(3)《爰歷篇》；(4)《博學篇》。《說文解字·敘》說，春秋戰國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西漢時，把這三部字書合稱《三蒼》，也統稱《倉頡篇》。見於《漠書·藝文誌》的字書還有下面四部：(5)《凡將篇》，司馬相如作；(6)《急就篇》，史遊作；(7)《元尚篇》，李長作；(8)《訓纂篇》，揚雄作。以上八部字書，只有《急就篇》流傳至今。這些字書，與其說是字典之類的書籍，毋寧說是學童的識字課本，它們只是為《說文》的撰寫提供了壹些文字材料，因此，只有《說文解字》才算得上是我國第壹部完整的、內容豐富而自成體系的字典。
《說文》是我國文字學、字典學的起點，許慎是我國文字學的創始人。在《說文》的直接影響下，曹魏張揖有《古今字詁》、晉呂忱作《字林》、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司馬光等人編《類篇》，其部首體例與《說文》相似。明梅膺祚的《字匯》、張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仍然采用《說文》的部首體例，只是有所歸並和省減而已。南唐徐鉆撰《說文解字系傳》，是壹部研究《說文》的著作。清代是《說文》研究的鼎盛時期，出現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四大家，自“乾嘉以來，關於《說文》之著作品，不下二三百種之多”(《說文詁林評語》引於右任語)，形成了專門研究《說文》的壹門學科——《說文》學。
其次，《說文》在訓詁學和詞匯學上也有重要的價值。
由於《說文》分析每壹個字的形體結構，造就使我們可以透過文字形體來考察字的本義，即造字時文字所代表的詞的意義。顏之推說：“大抵服其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註書往往引以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壹點壹畫，有何意焉。”(《顏氏家訓·書證》)尤其對於那些本義早已隱晦的字，通過《說文》，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理解它們。例如：“自，鼻也，象鼻形。”在古代典籍中找不到這壹意義的例證，但在蔔辭中有這壹意義。“而，須也，象形。《周禮》‘作其鱗之而’。”“而”的本義在古書中極少使用，壹般用的是假借義。
對於古書中比較常用的字，我們也可以通過《說文》的解釋知道本義，然後通過本義了解引申義。這是以簡馭繁，徹底掌握詞義的壹個重要方法。例如：
向，北出牖也，從冖從口。《詩》曰：“塞向瑾戶。”
習，數飛也，從羽白(自)聲。
從“向”的“北出牖”這壹本義出發，便可以得到“朝向、對著”，“方向、趨向”，“歸向、敬仰”，“接近”這四個由本義引申出來的意義(據《辭源》，下同)。從“習”的“數飛”這壹本義出發，可以很容易地掌握“復習、練習”，“學習”，“通曉、熟悉”，“慣常、習慣”，“親幸的人”，“重疊”，“因、相因”等七個引申意義。於此可見《說文》在訓詁學和詞匯學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