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現實自我和理想自我。就正常人而言，二者是有機聯系在壹起的：現實自我決定了個體如何選擇理想自我，而理想自我又給現實自我的發展提供指導和動力。但在神經癥患者那裏，二者的關系卻與此迥然不同。霍妮指出，由於父母不適當的對待方式，如前面提到的冷漠、拒斥、敵意和羞辱等等造成了個人對自己現實的自我產生歪曲的印象和負面的估價，現實的自我是低下的、被人瞧不起的；相反，理想的自我是完美的、能夠被接受認可的。理想自我決不會是那個可鄙的現實自我的延伸，而毋寧說是對現實自我的擺脫。這樣，壹端是不值壹錢、猥瑣齷齪的現實自我；另壹端則是盡管美好但卻不著實際、幻想味十足的理想自我。既然現實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有天壤之別，神經癥患者勢必傾全力把自己的活動方式指向理想的自我。於是，虛無縹緲的理想自我支配壹切，成了發號施令的“暴君”。霍妮稱之為“專橫的必須”。她詳致地描述了這種異化的狀態：“成為這個理想的自我是壹切的壹切……他必須極其誠實，極其慷慨，極其體諒，極其公正，極為端莊，極有勇氣和大公無私；他必須是個完美的情人，完美的丈夫，完美的教師；他必須能忍受每壹件事情，必須喜愛每個人，必須愛他的父母，必須愛他的妻子，必須愛他的國家，或者他必須不愛慕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什麽東西都必須與他無關，他必須從來也沒有受傷害的感覺，始終保持安詳和沈著。他必須總能獲得生活的快樂，或者，他必須超脫享受與快樂，他必須神態自若，必須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必須見多識廣，必須有超人的理解力，必須能預見萬事萬物。他必須能解決自己的和別人的每壹個問題。他必須在面對困難時總能有效地處理，他必須從不感到疲倦和從不生病，他必須總能找到工作，他必須在壹小時內完成二、三個小時才能完成的任務。”
顯然，神經癥患者越是追求理想的自我，他背離真實的自我就越遠，這種背離使他們總是陷於失敗的感受中，從而導致更為嚴重的病癥。在霍妮看來，心理治療者的工作就是幫助神經癥患者在現實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間建立起壹種切合實際的聯系，把他們從“專橫的必須”中解放出來，像常人壹樣地去體驗成功和失敗。她相信人們在交互作用中產生的問題，也同樣能在交互作用中得以解決。
許多人認為，對弗洛伊德經典精神分析學說加以修正，放棄本能論，把社會因素視為心理發展和變化決定力量的新精神分析學派，是由阿德勒（Adler A.）、霍妮和弗羅姆（Fromm, E.）組成的。而事實上，把阿德勒納入其中是不確切的，因為，壹方面阿德勒並沒有受過如霍妮和弗羅姆壹樣的系統的精神分析訓練，只是到後來他對精神病產生了興趣，才結識弗洛伊德，壹起討論有關的學術問題。但兩人很快便因觀點上的不同而分道揚鑣；另壹方面，阿德勒也從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壹個精神分析家，他十分明確地把自己的研究稱為“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以示與精神分析的區別。阿德勒的確對弗洛伊德經典精神分析學說過分強調人的生物性沖動的觀點作過諸多的批評，並努力嘗試把視角轉移到人際關系和文化因素上。但是，阿德勒的上述工作只能被視為是來自圈外的沖擊，而第壹個從精神分析內部對弗洛伊德提出挑戰並力圖改變其研究方向的當屬霍妮。從這個意義上說，她不僅具有對時代精神敏銳的察覺和感受能力，更具有過人的膽量、勇氣和才識。坦白地講，霍妮的理論在結構的嚴密程度、邏輯的壹致性以及所涉獵的內容上都遜於弗洛伊德，但無論如何，它大大擴展了人們的視野，給人們提供了壹個與時代精神相壹致的新思考維度，而且它是出自於精神分析的圈內。此外，還應特別指出，霍妮的研究為後來弗洛姆集新精神分析之大成，創立其氣魄宏大的理論體系奠定了極為堅實的基礎。我們無論從弗洛姆關於人與社會的關系的論述中，還是從他對人的社會性格的分析中，都可找到霍妮的強有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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