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觀點雖然比較模糊，但有現實數據作為支持。1988年，深圳在冊外來工80多萬人，其中女工60多萬；1990年，深圳特區外的寶安縣在冊工廠外來工36萬人，其中女工31萬人；
——1988年，深圳蛇口工業區四海宿舍區，住著7000多名年輕女工；
——1988年，深圳寶安縣壹家擁有205人的塑料手袋廠，只有4名男性員工；
——1990的，深圳寶安縣城建公司下屬27個工廠8000多員工，有9棟集體宿舍，其中8棟住滿女工，***有7000多姑娘。因此，在目前的深圳，特別是在以加工業為主的寶安、龍崗兩區或者特區內的各個工業區內，下班的時候，滿眼都是女工。深圳市勞動局提供的深圳外來勞動力性別結構情況，反映了外來工性別結構的失衡狀況。
而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更發現，在女性戀愛婚姻的黃金年齡段（16—23歲）的深圳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衡，最大性別比竟為100個女性對44.75名男性。
按中國人婚姻年齡傳統習慣，女性壹般會選擇比自己大兩歲左右的男性婚戀，而普查人口中20—25歲男性人口總數為895，143人，而18—23歲的女性總數則達到1，348，212人，而這些年齡的女工基本上是來自內地農村並在深圳各個工業區的生產壹線工人。 從這個性別結構表可以看出，在深圳社會勞動力的主體隊伍外來工裏，男女性別比例的失衡狀態的確比較嚴重，而且由於男女分隔化的就業與生活模式，封閉式的生活管理方式，戶籍人口與暫住人口難以交往的現實困境，造成男性和女性的就業場所和生活空間完全隔絕，更強化了現實世界中男女的性別結構失衡。
男女性別結構的嚴重失衡和男女隔絕化的社會管理模式導致了許多性導向迷失的社會問題。1987年深圳蛇口工業區辦的《蛇口消息報》曾披露過壹封被冠以“哀怨？悔悟？希望？”醒目大標題的打工妹來信。信中表達了壹個青春期少女的情感和心理躁動，說：“我們甚至忘記自己作為女性的存在，只有壹月壹次的‘例行公事’在提醒我們，妳還是女人······”她的孤寂、惆悵、失落感和女性心理世界的空虛反映出這壹群體生理、心理和情感的重重困境。
由於深圳工業發展的獨特歷程，吸納的大量勞動者主要分布於電子、服裝、玩具、五金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不需要高深專業技能訓練和高強體力，更歡迎心細手巧、聽話吃苦、便於管理的農村女孩；第三產業中的餐飲、售貨、保姆及社會服務業也基本上是聘用女性，從而使性別比例嚴懲失衡的狀況帶上了明顯的職業分工特點。因此，雖然時間不斷流逝，打工者換了壹批又壹批，以生產線為主的深圳外來工男女失衡的現實狀況卻始終延續著，而且已經發展成為珠江三角洲地區外資企業和“三來壹補”企業的基本性別就業模式。
近20年來，深圳外來工的平均年齡大多在23—25歲之間徘徊，最低年齡只有22歲，而打工妹的平均年齡更低，從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看，打工妹主要集中於17—22歲這壹年齡段，23歲以後的打工妹人數隨著年齡的增長大幅減少，25歲的女性人數比19歲的女性人數少了98.926人，而29歲的女性人數則比19歲的女性人數少了149.449人。這說明以打工妹為主的外來工之深圳打工生涯正處於青春躁動期，其中大多數是23歲以下的未婚女工，約占深圳15歲以上女性人口的55.6%。對於這些年輕女孩來說，外出打工不僅是她們的“生活驛站”，也是其“戀愛季節”。 這是壹個極為矛盾的事實——生活驛站決定了她們生活的不確定性，由於戶籍、職業的不穩定等各方面的現實難題使她們中的大多數人對前途感到迷惘，不知道下壹步該如何走，自己的最後歸宿在哪裏？但在生理上她們又到了渴求戀愛和婚姻的時候，到了必須做出人生最重要選擇的年齡。這種矛盾狀況又遭遇到失衡的性別比例以及個人戀愛婚姻期待值上升的現實困境，令眾多打工妹只能在寂寞中度過花季歲月，直至青春雕零，才不得不返鄉嫁人，或者成為大齡未婚女子。因此，這個城市裏經常行走著孤單的人。
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在深圳打工妹中做的壹項調查表明：深圳的打工妹65%沒有談過戀愛；95%想結婚；72%選擇“建立壹個幸福家庭”；結了婚的100%不願離婚。願望是美好的，但現實卻很殘酷。我們查閱了近10多年來關於深圳打工妹生活的文學作品和紀實報道，頻繁看到像“深圳不相信眼淚”、“深圳無法養愛情”、“我的愛情妳不懂”、“工廠沒有愛”這樣的哀怨字眼，所有關於深圳打工妹的愛情描寫都充滿著無可奈何的悲哀與惆悵。本來，這個城市裏懸殊的男女比例，令那些來自城市的所謂白領靚女都有壹種愛情的饑渴，不知道心歸何處，更何況這些來自農村並只能在生產線上出賣廉價勞動力與青春的“醜小鴨”呢？
因此，雖然有青春期對異性和對情感的需要，但身處異鄉的漂泊感、城鄉身份差異、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加上女性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弱點，她們很難能夠得到幸福的愛情和美好的婚姻。在人生最美好的這壹歲月裏，她們不是在寂寞中讓青春孤獨飄零，就是隨更多的愛情悲劇。心中的浪漫屢遭殘酷的現實無情擊碎，令她們對男人感到失望，甚至對生活和未來感到灰心。壹位名叫何小燕的女工向電臺節目主持人寫信訴苦：“在工廠裏談戀愛很多都是沒有結果的。大家出門在外，都很孤單，男孩子就想找個女孩子陪陪，打發點時間；女孩子也覺得找個朋友，可以互相照應壹下。可是大家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以後能不能在壹起還是個問題。所以好多人都喜歡找老鄉，大家知根知底壹些，以後還可以壹起回家。好多人都沒有什麽感情的，有的換了壹個廠，就分手了。有的兩個人偷偷在外面租了房子同居。”所以好認為：“感情這東西最不實在了，總是飄在空中。好像是人家的東西，有時候可以給妳，有時候就會帶走。不是妳付出多少就會有多少回報的。”何小燕對感情的懷疑正是打工妹情感屢遭挫折的壹種反應；這種情況在《深圳商報》刊登的壹則報道中得到了印證：“深圳在工廠的打工妹有相當壹部分對深圳的男人有種失望的感嘆，壹是有的男人自身生存就有問題；二是有種逢場作戲不負責任的態度；三是摟著別的女孩還跟老婆打電話謊稱自己在談生意或在旅途中。”
盡管有這麽多失望和無奈，但打工妹追求愛情和婚姻的努力始終很強烈。有研究者發現，在很難能有人請吃喜糖的工廠宿舍裏，倒經常有人請吃“拖糖”——即慶祝與異性拍拖（談朋友），有的人明知與對方不可能有婚姻結果，依然樂意接受他的感情或性。這也說明打工妹為解決愛情與婚姻的現實困境，開始把愛情與婚姻，或者把性與婚姻分離開來處理。在傳統農業社會裏，婚戀帶有極鮮明的目的傾向——男女青年有限交往的目的性通極強，壹般都是直接談婚論嫁。如果壹對男女青年長期保持親密關系而遲遲不結婚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允許的。但打工生涯使他們原有的社會關系網絡解體，或說原有的制約力量已經很微弱了。當婚姻成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時，戀愛便轉而成為打工妹的重要“議事日程”，而且由於多數打工之戀都是“無果之花”，男女交往的感情遊戲色彩就加重了。戀愛與婚姻的分離的直接結果就是性與婚姻的分離，造成許多人生悲喜劇。
應該說，打工妹在未婚狀況下與異性發生性關系，或同居，既是她們耐不住情感寂寞和青春沖動的反映，也說明在現實困境不能改善的情況下，為節省房租和尋找情感歸宿，打工妹不得不忍受這種沒有法律保障且違背傳統道德的男女關系。當然，在出現情感破裂時，大多數是打工妹為此付出更沈重的代價。有人因此丟掉工作，有人因此自殺。這種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有人註意到了，有壹個記者對蛇口工業區中的未婚先孕女工進行調查。這個深圳最早成規模的工業區內當時有外來打工妹10，000多人，統計發現未婚先孕者呈逐年上升態勢：1984年為200多人；1985年達300多人；1987年則上升到800余人。
而特區外的寶安縣1989年到醫院做人工流產的女工高達6967人次，其中證實為非婚人流2861人次，95%以上為外來打工妹，而沒有發現的，或未婚同居者就不知有多少人。
未婚同居以及對婚外性行為的寬容，反映了打工妹的婚戀觀念和倫理觀念都有了較大變化。陳印陶在對廣東4市打工妹婚戀觀念調查時，問及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有34.66%的人認為無所謂，6.23%的人表示可以理解，3.49%的投贊成票，即對婚前性行為具有寬容態度的人達44.38%；在問及對插足他人家庭的看法時，表示可以理解的占21.95 %，認為無所謂的占6.98%，有1.75%的人認為“做二奶也可以”，只有6.73的人聲稱“決不做二奶”。不排除其中有部分人因受正統觀念引導，沒有透露真實想法，加上同壹年齡段女工的群居生活，相互之間影響作用大，對婚前性行為持寬容態度的人肯定比上述數字要高。這說明這壹特定群體的道德與婚戀觀念多元化的同時，壹部分人的“道德化”為壹些打工妹行為失範提供了倫理觀念變化上的解釋。因此，有壹些在發廊、酒巴、咖啡廳或其他服務場所就業的女工因種種原因加入到“性產業”中去。 情意迷亂不僅困擾工廠裏的打工妹，也是寫字樓內白領女性的難題。應該說白領女性有更多的條件和機會獲得到時候的愛情及婚姻，因為她們的職業、教育、收入、自身素養、自由選擇機會都是工廠裏的農民女工可望不可及的，雖然同屬外來工這壹大的群體，但實際上她們也努力地在愛情、婚姻等方面把自己與工廠打工妹拉開距離，以顯示身份不壹樣。但是外來工中的白領女性也同樣面臨著整個城市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戶籍、住房、打工經歷的分分合合等影響戀愛和婚姻的各種社會及體制因素。有人說，“移民城市的不安定與孤獨感使人們拼命尋找愛情的慰藉，而無法了解過去和無以預知的未來滋長了很多人的遊戲心態，也增長了人們對愛情忠誠的懷疑。”於是，連愛情、婚姻這些最講究感情與浪漫的事情也變得十分現實，甚至殘酷。我們曾查閱了壹些婚姻介紹所的卷宗，發現男女在擇偶條件上都各有驚人相似之處，即女的壹般都要求男方有經濟實力，有事業基礎；男方則要求對方年輕漂亮。深圳市婦聯下屬的家庭婚姻服務中心有4000多名參加征婚的會員，雖然工作人員苦口婆心做了大量穿針引線的事，但成功的卻寥寥無幾，問題的癥結在於：男的嫌女方年“老”，女的嫌男方錢少。所以，“在深圳這個地方，什麽都可以談，惟獨不要談愛情”。
官方統計和學者的研究都證實，各種層次的打工妹的初婚年齡普遍延遲。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外出務工女性”課題組在湖南嘉禾縣鐘水村調查，該村婦女主任提供的情況是該村***有10人女孩出去打工（8個去廣東，2個在嘉禾縣城），至今都未婚，有的都打了6個工了還未婚。打工妹們之所以延遲婚姻選擇，壹個原因是她們處於兩難境地而難以做出抉擇。城市文明的影響，使其對婚姻質量有了壹定要求，但打工生涯的分分合合又制造了太多的愛情悲劇，使她們對未來婚姻生活反而產生恐懼：“看到有些人在外面結了婚，孩子都有了，又離婚；看到都害怕。”而且婚戀選擇將影響到她今後的生涯設計——是繼續打工還是回家結婚，是留在現代化的城市還是返回相對封閉落後得多的農村，這些矛盾的困境都使她們的婚戀選擇更加困難。因此，延遲選擇也是對命運的壹種抗拒，是無法選擇的選擇。大批大齡未婚打工妹群體的出現，已成為壹個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理應引起有關部門和社會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