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壹書記述了以宋江為首的壹百零八條好漢從聚義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遼兵，最後剿滅叛黨，卻遭奸人謀害的英雄傳奇故事。讀完全書，印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的只有兩個字：忠、義。忠，即是對祖國、親人、朋友盡心竭力。宋江在種種威逼利誘之下，仍然對自己的祖國忠心耿耿，這就是忠；林沖的妻子在林沖被逼上梁山之後，對高俅之子的淩辱，寧死不屈，最終上吊自盡，這也是忠。
在當今社會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壹個“忠”字，但是，卻很少有人能做到壹個“義”字。壹個“義”字，包括的內容太多了。《水滸傳》中壹百零八好漢為兄弟，為朋友赴湯蹈火，兩肋插刀，就只為了壹個“義”字；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為了壹個“義”字。由此可見，壹個“義”字雖然只有三筆，有時卻要用壹個人的生命去寫在現實生活中，給人讓座幾乎誰都可以得到，但救人於危難之中卻不是誰都可以做到的。因為它需要有相當的勇氣，甚至是壹命換壹命的決心。義，可以解釋為正義。壹個具有強烈的正義感的人，就是壹個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來有多少英雄好漢，舍生取義，難道是他們不怕死嗎？他們為了正義，為了真理可以奮不顧身，因為強烈的正義感清楚地告訴他們，什麽是不該做的，什麽是值得用生命去奮鬥的。壹個沒有正義感的人，是不會理解這些的，因為他的正義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奮鬥的激情已經被凍結，只是他的靈魂被社會中壹些醜惡的東西同化了。
《水滸傳》的英雄中有壹個黑大漢，他生性魯莽，性情暴躁，常為小事與他人發生沖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卻路見不平，能拔刀相助，令那些喪盡天良的家夥們聞風喪膽。在現實生活中，雖沒有這樣驚心動魂的大事發生，但“義”字卻滲透著我們的生活。對朋友講義氣，是“小氣”，對素不相識的人或事物也用壹種正義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大義”。我們中華民族是壹個大義的民族，當日本侵華，多少義氣凜然的革命烈士，用他們的滿腔熱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國。
壹個人，可以不相信神，卻不可以不相信“神聖”。當前，我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把我們的祖國建設得更加繁榮昌盛。因此，這也是我們民族大義的根本任務。讓我們相信這壹份“神聖”用自己的雙手去維護這壹份“神聖”。《水滸傳》中用以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的思想基礎是“忠義”。這裏所說的“義”，它在某種程度上註入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明人郎瑛說過：“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這實際上是說《水滸傳》所說的義不完全同於歷來統治階級所說的義。在封建社會裏，下層人民也講義，他們最講朋友之間的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進而至於“濟困扶危”、“殺富濟貧”，都是“義”的表現。因此，《水滸傳》中所寫的義，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性質，而不同於儒家的綱常倫理中的“義”。
在《水滸傳》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作為梁山泊領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動，關系著整個梁山事業的興衰和存亡。在評價《水滸傳》中，對宋江這個人物看法並不壹致。宋江自己說：“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眾，手無縛雞之力，身無雨箭之功”。《水滸傳》六十八回這說明宋江還有自知之明。對宋江，我從下面幾方面來分析：
1、宋江的綽號表現了英雄本色，俠義之氣。宋江，表字公明，綽號有三：○1孝義黑三郎（可現宋江外理家庭關系是孝義為本）；○2及時雨（主要說他仗義疏財、接濟他人、周濟朋友）；○3呼保義（據考證與宋之官名有關，反映宋江對朝廷的態度之忠）。
2、宋江的出身、職業對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響之大。宋江自幼讀儒家書，受傳統教育，走入社會在縣衙中做押司，刀筆精通。他的經歷和性格，使他了解和體驗百姓的痛苦，有正義感。因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守法習慣。宋江到了梁山泊之後，他處理問題比較周全。他犯罪後衙門給他戴上枷，別人把枷打開時，他說不能，這是國家的法度。
3、宋江上梁山前壹位仗義英雄，義放晁蓋，當法與義發生矛盾時，就不顧法度了。他對梁山的事業有壹定的貢獻，他為了梁山好漢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殺了閻婆惜。
4、宋江上梁山後，成了義軍首領。他自己說文武方面並無過人之處，為什麽還能當首領呢？這是由於宋江有以下優勢：仗義疏財，在江湖中有壹定的號召力；關懷兄弟，兄弟遇難設法相救；有壹定的組織才能和軍事指揮才能，如三打祝家莊，他註意總結經驗，從調查虛實入手，又拆散祝家莊與其他二家聯盟等。
5、宋江受招安以後，成了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為國出力，保境安民。晁蓋死後，宋江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這對義軍來說是壹件重要的事，是《水滸傳》中宋江的壹大關鍵。受招安後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為“順天護國”，他也由首領走到服從朝廷的順臣。這時，宋江的思想是：我是愛國的，皇帝代表國家，朝廷不負我，我不負朝廷。他不聽吳用等好漢的勸阻，去征方臘，打得十分慘烈。
6、悲劇的結局。宋江征方臘，108位好漢還剩27個，其余的不是犧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並不信任他，對他加害致死。宋江臨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讓李逵喝藥酒被毒死。
宋江的壹生是曲折的，先是仗義英雄，梁山首領，招安後成為朝廷忠臣，最後悲慘而死。可以說宋江的壹生是成於“義”，敗於“忠”。
《水滸傳》的主題思想歷來眾說紛紜，但歸結起來，不外三種觀點：壹是農民起義說。無論認為它是歌頌農民革命，還是認為它宣傳投降主義，總之都承認它是寫農民起義的作品；二是市民說。認為它是市民階層的生活，反映市民階層的情緒和利益，“為市井細民寫心”；三是忠奸鬥爭說。認為它是忠臣與奸臣的鬥爭，歌頌忠義思想。這三種思想，究竟誰是誰非，實在不好定論。因為每種都包含合理成分，都從某個側面反映小說的思想內容。三者可以互為補充和包容。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部作品，它所傳達出來的幾種思想傾向是值得註意的：宣傳忠義思想，這是《水滸傳》客觀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傾向。
其壹，作品名冠以“忠義”。《水滸傳》最早的名字叫《忠義水滸傳》，甚至就叫《忠義傳》。明代楊定見《忠義水滸全傳小引》認為：“《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
其二，“忠義”是梁山好漢行事的基本道德準則，作為壹個完整的概念，它是傳統道德的範疇。《水滸傳》的“忠義”內涵是復雜的。全傳本《水滸傳》第55回說：“忠為君王恨賊臣，義連兄弟且藏身。不因忠義心如壹，安得團圓百八人”。顯然，“忠義”中有“為君”而符合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壹面；但“忠”字又包含著“保境安民”、“殺富濟貧”等愛國精神和民本思想。對“義”的強調，更反映著社會道德規範的變化。小說漚歌“仗義疏財，濟困扶危”，不僅僅在壹般意義上反映了下層群眾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於城市居民、江湖遊民等隊伍的不斷擴大，社會道德規範正發生著悄悄的變化。總之，“忠義”以儒家論理道德為基礎，既有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維護現實秩序的壹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遊民在內的廣大百姓願望和意誌的壹面。這正是它被當時社會各階層普遍接受的原因。
其三，塑造了以宋江為首的壹批忠臣義士，尤其是宋江成為了忠義的化身。小說描寫了壹批“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誌在“酷吏贓官全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但結果不僅未能如願，反而被奸臣貪官逼上梁山，淪為“盜寇”；接受朝廷招安之後，他們北征遼，南打方臘，“***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勛於國”，最後仍被誤國之君、無道之臣逼向了絕路。作者慨嘆“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相尚依然”不平現實，發憤為忠臣義士譜寫壹曲忠義的悲歌。
最能體現“忠義”悲歌主旨的是義軍領袖宋江的形象。作為小說的第壹主角，宋江儼然就是“忠義”的化身。“忠”和“義”本是壹對相互矛盾的概念，“義”的社會理想層面是要梁山義軍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倫理道德規範是要梁山義軍擁戴朝廷，維護現實的政治秩序。正因為“忠義”內涵不壹，相互對立，所以二者很難兩全。要“忠”就要舍“義”，要“義”就會不“忠”。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義”的相互矛盾中曲折發展的。
由於宋江出身於地主家庭，“幼政經史”，加之做過小吏，與封建統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在他的靈魂深處，有著“濃厚”的“忠君孝親”的道德倫理思想。於是他養成了仗義輕財、樂善好施之性，所以河北、山東聞名，都稱他為“及時雨”。
在宋江身上，如果說“義”使他結交江湖，濟困扶危，樂善好施，反抗現實，那麽，“忠”則使他認為造反是大逆不道，雖然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勉勉強強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歸正”，效忠朝廷。
“義”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協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剛壹出場時就表現了出來：晁蓋等人，“智取生辰綱”事發，案子落到宋江手裏，為了“義”，他冒著生命危險，“執法犯法”，先給晁蓋通風報信，暗中放走七條好漢，使其在石碣村消滅了前來捕捉的五百官兵，從而正式揭開了武裝鬥爭的序幕，七條好漢上梁山，又成了義軍的基礎和骨幹。
不過，事後宋江又想，晁蓋等人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工的，是滅九族的勾當，於法度上卻饒不得。接著，為了維護自己和梁山的關系，他壹氣殺死了企圖出賣他的閻婆惜，不得不開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這時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緝拿，又不願與官府直接對立而投奔梁山，結果只是暫居在孔明、孔亮、花榮等處，直到清風寨劉高欲陷他於死地，他才帶領燕順、花榮、秦明等投奔梁山。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給他的壹封父親病故的假信，他便立即改變了初衷，丟下大隊人馬，回家奔喪。這裏，“孝”的觀念不取代了“義”的觀念而占了上峰。其實，“孝”與“忠”作為道德倫理觀念是二而壹的東西。在“教”“義”面前，他以“孝”為先。這時官府對他正緝拿得緊，他明知回家不會有好結果，但他寧願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忠”的觀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動。到家後，果然被捕，於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斷配江州。臨行前，父親叮囑他：“妳如今此去，正從梁山迫過。倘或他們下山劫持妳入夥，切不可依隨他，叫人罵做不忠不孝”。因此，刺配途中經過梁山泊地界，他寧可多走幾裏，也要抄小路，為的是梁山好漢拉他入夥。然而，事與願違，梁山的劉唐、花榮果然來接宋江了。劉唐要殺兩個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來，宋江立刻就急了。忙說：“這個不是妳們第兄擡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說著就把刀放在喉嚨下要自刎。花榮要給宋江打開枷鎖說話，宋江卻說“賢弟，是甚麽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到了聚義廳，拒絕晁蓋援救，同樣也振振有詞說：“小可不爭隨順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都到刺配入獄的分兒上了，他口口聲聲還講的是忠孝壹套，可見忠孝觀念在宋江的頭腦中多麽的根深蒂固。直到江州服刑，在潯陽樓題了兩首詩，其中有“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和“他年得遂淩雲誌，敢笑黃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發為反詩，判刑當斬，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場，把他救了出來後，實在無路可走，他才說：“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後，和晁蓋壹起積極鬥爭。晁蓋死後，他便接任了整個山寨的頭領。作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壹改當初壹任寨主王倫的不仁不義、二寨主晁蓋的有義無忠，獨立推行了“全忠全義”的路線。他雖然武不如晁蓋，文不如吳用，社會地位不如柴進，卻能使“眾虎同心歸水泊”，就因為他“義膽包天，忠肝蓋地”。“義”，是他連接李逵壹流人物思想的紐帶，“忠”，是他溝通關勝壹流人物思想的橋。“義”，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礎，“忠”，是他結英雄於水泊的目的。
就在《水滸》歌頌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義”的同時，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壹批貪官汙吏、惡霸豪紳的“不忠不義”。
《水滸傳》忠義觀的形成由來已久。“忠”和“義”從來就是中國古代儒家倫理觀念中的重要範疇，自宋元以來在社會上尤其流行。歷史上宋江起義的性質，有待歷史學家去慎重討論，但它作為“重談巷語”在民間流行，顯然越來越清楚地塗上了“忠義”的色彩。小說作者施耐庵就是沿著這壹長期形式的思維格局，把《水滸傳》寫成了壹部“忠義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