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不是噩夢的終結，而是壹個開端，壹個日本人企圖征服亞洲乃至全世界的開端。”這個開端“有別於人類史上任何壹場暴行”。在短短8周內，全天24小時，日本人在南京輪奸婦女，活埋居民，進行殺人比賽，用刺刀刺死老人、嬰兒與孕婦，將活人推向火海燒死……南京陡然變成28萬魂靈縈繞的地獄。
看著眼前的壹切，日本人竟然在敞懷大笑，像是壹群“精神錯亂的魔鬼”！隨後，他們的魔爪還伸向菲律賓、美國、荷蘭、英國、韓國與蘇聯，奪走上萬條生命。
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是中國人的災難，而且是壹場全人類劫難的開始，它是日本人虐殺其他民族的“熱身練習”。日本民族註定是這場人類受難史的施害者，其命運根源於國內的天皇統治……
2005年3月，美國加州壹個學術論壇上，約瑟夫博士發表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演講，並說自己正在制作壹部紀錄片，來展現這場暴行與暴行發生的原因。這番演講讓臺下的吳海燕為之壹震，演講者思考南京大屠殺的視角是她“前所未聞”的。
這個來美3年，剛獲得加州大學聖叠戈分校國際關系與亞太研究碩士文憑的中國留學生，此前是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的記者。在她印象中，南京大屠殺給她留下的印記幾乎全是控訴。歷史教科書與相關影視作品的內容、紀錄片裏幸存者的指證等等，總結起來就是“悲慘”與“仇恨”兩個詞，是日本對中國欠下的血債。從來沒有人像這位演講者，超越中日兩國間具體的歷史事件，而從全球與人類的視野來向她展示這場劫難。
約瑟夫對這位中國女記者也充滿興趣。在演講前壹個月，他已開始按自己的思路，制作《南京夢魘》，同時打算做中文版本，爭取片子能在中國的電視臺播出。不久，約瑟夫與吳海燕達成了合作協議，將配樂搜索、中文翻譯、配音的工作交給她。
采訪中，約瑟夫對此前媒體反復報道的“20年努力、10萬美元投入”不願贅述，相反，他強調自己“並非將所有心力投入於此（《南京夢魘》）”。這位畢業於芝加哥大學醫學系的心理醫生自稱是個“貪婪的閱讀者”與“二戰史迷”，在他看來，二戰是壹場“善與惡的較量”，而他壹直著迷於對惡之本源的探尋。2004年，他拍了《希特勒日記》，在美國幾家電視臺播放，收視率頗高。
他說，自己對南京大屠殺的關註純屬偶然。上世紀80年代初，他無意中看到壹本關於這場屠殺的史料，裏面的文字與圖片讓他震驚，“天哪！日本人殺了人還笑得那麽開心！”
這位長年研究精神問題的專家對這個民族感到不可思議。殘暴是戰爭中的常態，但再殘暴的人，也很少像日本人這樣，在殺人中獲得巨大的快感。“怎麽會有這樣的民族，像是魔鬼附了身，集體陷入精神錯亂的狀態？”
此後，約瑟夫開始收集南京大屠殺的史料，事實漸漸清晰起來。壹次，他看到壹份史料，發現就連納粹也將日本人形容為“惡魔”。他開始明確地意識到，這是壹個不可思議且“有別於其他所有暴行”的研究樣本。 雖然約瑟夫事先聲明，“做助手沒有任何報酬”，但吳海燕仍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她認為，除了對這位知識廣博的美國人心存敬意外，“作為壹個中國人的責任感”也是重要的原因。
除了翻譯與配音，吳海燕還負責資料搜集工作。她曾建議約瑟夫到中國尋找史料與幸存者，但約瑟夫不喜歡采用歷史與現今穿插的方式，認為這樣會影響敘事的流暢與真實感。更重要的是，南京大屠殺的現存圖片與影像資料主要存留於美、日兩國。當時，中國戰地記者不及日本的百分之壹，且多集中在後方拍“宣傳照”。
約瑟夫介紹，紀錄片的資料全部從美國檔案館、圖書館、日本人拍攝的影像及華裔作家張純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殺》中得來，此外，“沒有受到中國任何壹家研究機構的幫助”。
吳海燕解釋說，約瑟夫是在強調這部紀錄片的客觀、中立，這也是他本人對待這段歷史的態度。有時候，他客觀、中立得近於“冷酷”。在編輯影像時，那些尚滴著鮮血的頭顱、被虐殺的婦女、被割掉的生殖器、燒焦的屍體，時常讓吳海燕不忍看下去，她央求約瑟夫別用這麽多極端殘暴的史料，因為“不希望把自己的同胞表現得那麽慘”。約瑟夫會很嚴肅地告訴她，不要把情緒帶到工作中來，“妳做過記者，應該知道立場中立的重要性”。
“可我無法違背自己的感情。”吳海燕說。在給日軍奸殺中國婦女壹段配旁白時，她得盯著畫面，講述中國女子如何被剝光衣服，手腳攤開，用鐵鐐固定在椅子上，供日軍幾百上千次地輪奸……這時她總是忍不住幹嘔，失聲痛哭。每當情緒失控，她便跑出去，擦幹淚水，平靜下心情，才回去繼續錄音。
如此反復了上百遍後，吳海燕壹度患上抑郁癥，頻繁地做噩夢。約瑟夫知道後，給她做了心理治療，對她做噩夢的原因“在科學層面上分析得很透徹”，但始終不提“民族感情問題”。只有在閑暇時，約瑟夫會指著電視上的車禍，對她開玩笑說，如果死的是日本人，妳會很高興吧。
“約瑟夫其實知道我心裏怎麽想的，他是有意在提醒我，要客觀、中立。”吳海燕說。
中文版的配音進行到後期，吳海燕曾提出壹個疑問，為什麽將731細菌部隊、日本在菲律賓等國殺害白人、包括美國人的暴行也放進影片，這不是離題了嗎？
“壹點都不離題。”約瑟夫很高興她提出這個問題，“南京大屠殺不是壹次孤立的暴行，也不僅是中國人的劫難，而是全人類的。”
為了揭示這場全人類受難史的原因，約瑟夫在片中放了兩幅日本軍人殺人後，仰頭狂笑的畫面。“殺人對於他們來說，是快樂而不是痛苦。日本人從小就被灌輸‘天皇註定統治世界’的思想，他們在天皇面前，沒有獨立的人格，必須無條件效忠。征服其他民族，是他們的使命。他們從幼兒起就被調教成魔鬼，何來負罪感！” 這部77分鐘的紀錄片在制作上***花了6個月時間。約瑟夫對每個細節都很挑剔。他花了100個小時來選擇配樂，這位在大學期間選修過中國古典音樂的醫生，反復強調音樂要貼切地配合圖像，客觀、適當地表達情感。在吳海燕配中文旁白時，他說得最多的壹句話是，“別讓觀眾聽出妳的想法，讓他們自己去想！”
“這其實是中國拍的南京大屠殺進入不了西方視野的原因之壹。”吳海燕說。在美國，每逢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史維會等社團都會舉辦展覽，展出歷史圖片、紀錄片等。可去看的都是華人。西方人對中國紀錄片中太多的宣傳、說教元素很抵觸，也不太相信。
吳海燕的切身體會是，從1982年至今，國內拍了十幾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影片，但“配樂與旁白無壹例外地充滿了鮮明的感情色彩，中國人看了也許不會覺得有什麽不好，但拿到國際上，就不行了”。
然而《南京夢魘》的客觀性也遭到質疑。不少下載此片的網友提出：片子以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結束，這讓人感覺“是美國人拯救了中國”，“怎麽能對中國軍隊的貢獻視而不見呢？”此外，單純的民族性格與心理分析是否足以支撐屠殺發生的原因，也是該片飽受爭議的壹點。
對此，約瑟夫的反應顯得頗為激動，他在回復提問時甚至連用數個驚嘆號：“我當然沒有忽視中國人自己的抗戰！！！……不要把我當成歷史學家！！我是壹名心理醫生、藝術家和電影人！我主要是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和觀眾的需要去思考，尋找答案。”
“至於原子彈，”約瑟夫說，“最深層的寓意是，讓觀眾看到惡魔遭到懲罰，由此得到心靈的安慰。”《南京夢魘》在美國3個州放映了50多場，觀眾每次都報以熱烈的掌聲，對此他解釋為，“大家都為日本人的下場感到歡欣鼓舞”。
據海外媒體報道，觀看該片的觀眾70%是華人，30%是白人。吳海燕說，白人觀眾的比例算是非常高的了，此前，類似題材幾乎無白人問津，畢竟，“這段歷史對於他們太過陌生”。她並不否認片中出現原子彈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美國與南京大屠殺的距離，但她強調“這並不違背歷史事實”，最重要的是，“它帶來了非常好的傳播效果”。 壹名華僑在博客上用“奇妙”來形容自己對該片放映的感受，“美國人的熱情與好奇心像火山爆發壹樣噴湧而出”。美國《僑報》記者看到的是，“禮堂座無虛席，走廊都站滿了人”，“在洛杉磯與加州灣區，好幾個白人連看數場，包括他們完全聽不懂的中文版”。
每場放映完後，約瑟夫與吳海燕都毫無例外被觀眾團團圍住。“他們簡直把我們當成了歷史學家。”吳海燕說。美國人的提問常讓她哭笑不得：八年抗戰是什麽？日本人和中國人幾乎長得壹樣，他們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仇恨？南京現今怎麽樣？中國和日本恢復建交了嗎？
約瑟夫應付起這些問題來，比中國助手從容得多。“他們問這樣的問題，再正常不過了。要不是偶然接觸到，我這個二戰史迷對此同樣壹無所知。”他說，美國歷史教科書在介紹二戰歷史時，中國戰場的情況僅是壹筆帶過，更不用說南京大屠殺了。此外，美國作為“日本的好朋友”，其實是模糊這段歷史的“幫兇”，為的是“讓日本在西方世界的形象顯得體面，而讓中國人看上去很糟糕”。
“美國人是看不到，而日本人是不願看到。”吳海燕說。約瑟夫曾聘請壹個美籍日裔負責日文版的工作，沒過多久，此人就開始“不對勁”，她幾次三番地與約瑟夫激烈辯論，“我所知道的情況不是這樣的，這是謊言！”此後，合作不得不中斷。在壹次放映結束後，壹個日本觀眾沖到臺前，對約瑟夫說：“妳的片子多處失實！”此外，他們還曾接到過匿名恐嚇電話與郵件。
雖然負面與正面的反饋來得同樣強烈，約瑟夫仍充滿了興奮與成就感。吳海燕也同樣歡欣鼓舞，畢竟，《南京夢魘》使這場劫難前所未有地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引起巨大轟動。
約瑟夫拿猶太民族與中國做了個對比：這兩個民族受到的迫害與虐待幾乎不相上下，但猶太人受納粹壓迫的歷史被全世界所知曉，相關題材的電影就有上百部，而南京大屠殺卻“像是不曾發生過”。他分析，其中重要的壹個原因是，猶太人善於利用全球尤其是美國的媒體，而中國與全球媒體的合作仍相當少，這導致了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傳播效果”不佳。
但在吳海燕看來，南京大屠殺在西方乃至全球範圍內的“失聲”，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南京大屠殺的原始影像資料基本保存在美日兩國，但它們像是被遺忘了壹樣”，如今，《南京夢魘》產生空前反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制作者是壹個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