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興》不只是反映了拾荒的農民工的生活狀態，更反映出整個西安城裏各行各業的農民打工者的生存現實，它是壹幅描繪農民進城務工的生活圖卷。農民工為了自己的生活，同樣為了城市建設在城市的角落裏默默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就像劉高興說的：“如果沒有那些環衛工和我們，西安將會是個什麽樣子，”這是我們這些城裏人所無法想象的。但城市又是如何對待這些農民工的，他們總是懷著壹顆虔誠又憧憬的心，渴望在城市生根立足，渴望這極具吸引力的寶地能有他們的容身之處，但他們卻總是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很多人都像劉高興和五富壹樣，他們的身心被城市傷害得支離破碎。農民工們不僅付出了辛勤勞動，同時還有尊嚴，甚至生命。即使是這樣的境遇。
高興的故事性很強，故事節奏也相對較快。但這部名叫高興的小說，卻經歷了壹個痛苦的醞釀的過程。賈平凹在後記裏說這是他寫得最吃力的壹部小說。劉高興是農村人，進城拾荒，壹心想做城裏人，舉手投足，心裏身外，做足了脫胎換骨的準備。最絕的是，他把腎賣給了城裏人。腎是先天之本，主發育、生長、生殖，現在農民給城裏生娃哩。他以為買腎的是韋達（偉哥）是有錢人，在壹次搶劫中，兩人不期而遇。從此，韋達成了劉高興在城裏的影子，成了他能留在城裏的根，成了他夢幻的未來。在劉高興看來，腎是認得路的，裝在韋達身體裏的壹個腎，和裝在自己身體裏的壹個腎，同時向孟夷純靠攏。所以，孟夷純和韋達的關系，並沒有引起高興的醋意，反倒讓他有幾分欣慰。然而，他錯了。韋達並沒有換腎，而是換肝，他失望了。壹切都變了，不僅韋達與劉高興失去了紐帶，劉高興做城裏人的根，失去了具體可感的土，而且腎與肝大不相同，腎是先天之本，肝是後天之本。所以，當孟夷純被抓，換肝的韋達很漠然，假如韋達有劉高興的腎，絕不會如此。劉高興為了蓋新房、娶媳婦，賣過三次血，聽說有人賣血得了乙肝，才不賣血賣了腎，賣腎的錢蓋起了新房，但新房蓋起來了，那女的卻嫁給了別人，為此，他吹了三天三夜的簫，賣了壹雙女式尖頭高跟鞋，來到城裏，要娶城裏的女人做老婆。賈平凹說:我這麽安排，是想表達他與城市的關系，劉高興是無法融入這個城市的。劉高興的命運也就是農民工的命運。大部分農民就死了回去了，只有他還在這留著，最後的處理是讓五富留著鬼魂在城裏，但劉高興還在城裏，他在這個城裏還有他的夢想，他還覺得他的腎臟還在城裏，換作城裏人的。他把腎臟賣給城裏人，他就覺得他是城裏人，而實際上那個城裏人換的是肝。但在劉高興的腦子裏覺得自己的腎臟還在城裏，而且在城裏還有他壹個女人。他有各種的理想和追求，他的想像還在城裏，他離不開城裏。劉高興留在城裏，帶著殘缺的、只有壹個腎的身體，另壹個腎賣給了城裏人，成為城裏人的先天之本，融入了城市，農村的腎養活著城市，原來，城市的壹半是農村。但劉高興不知道，賣掉的腎長在誰的身體裏，離開了自己，就是別人的了，是城裏的了，與自己無關。只有壹個腎的劉高興留在城裏，依然高興著，他將來會怎麽樣，劉高興不知道，賈平凹也不知道。答案在時間和城鄉歷史的眼睛裏。
劉高興用身份證幫助教授開門，換來了對他的道德懷疑。面對文化知識和道德質疑的層面，劉高興無法勢均力敵。頑強的做城市人的意願和鄉下人身份的沖突，構成其無法回避的行為與人格矛盾。面對城市和破爛族群內的人，劉高興擁有雙重身份。他成功地讓“五富只要和黃八在壹起，言必稱我劉高興”，依憑比五富、黃八充分的現代知識文化，樹立起在破爛族群內的權威。開導五富體現他領導權的實現過程，但他不能反省不自覺地為城市說話的立場，他是在城市規制下建構主體自我意識。他有情智分裂的傾向除了情感上的聯系，理智上他卻瞧不起同伴，自問“劉高興，妳還講究有文化，完全把自己混成個五富或黃八了麽”時刻註意提醒自己與同伴的分別，這與城市人瞧不起鄉下人是同質問題。日漸城市化的劉高興，是否最終和兩三代之前城市化的人們壹樣，瞧不起未曾城市化的鄉下同胞劉高興以抗爭方式實現與城市的和解，不知不覺地仍然作了成規的俘虜，甚至不乏精神勝利的意味。他進賓館收破爛，被保安阻止，脫了鞋才得以進人。但他能借想象驅散被身份成規壓迫的屈辱，竟然幻想留在大堂的腳印能夠自由地到處遊走。他穿上皮鞋、西裝去為翠花討回身份證，讓五富稱呼他劉處長而不是劉局長，想象自己在行政制度中適宜的級別。珍藏的那雙高跟鞋代表他對城市女性的想象，而不考慮鄉村大腳骨翠花。他和石熱鬧在壹起，更多體現為壹種居領導地位的道德優越感，優越感出發點除個人尊嚴以外，只是為自己更能被城市所接受。
農民工大多也是比較滿足的。如五富把壹天掙壹幾塊錢、壹口蘿蔔絲兒壹口饃，再喝壹陣稀飯”的日子視為好日子，他說：“清風鎮沒幾個人像咱這日子哩！”農民工們普遍認為城裏人看不起他們，但是他們都不願回農村去過缺吃少穿的日子。對城市生活的滿足是建立在與從前農村生活的比較上，這壹方面說明了農村生活已經對農民失去了吸引力，無法忍受的貧窮和對城市生活的向往讓農民毅然離開土地。另壹方面也隱藏了不能橫向對比、知足常樂的意思。如果同其他城裏人比較，農民很可能對城市失望、怨恨甚至起破壞之心。像劉高興那樣不計付出、以苦為樂，把整個生命獻給城市的人，確實是很少見的。在城市中受盡了欺侮、蔑視後，五富和黃八咒罵現實和城市，以此作為回應。而劉高興、孟夷純和杏胡則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抗爭，試圖改變悲慘的現狀。劉高興幹過收購醫療垃圾的違法行為，以此謀取暴利。孟夷純並不是壹開始就以出賣身體為生，剛來到城市時，她在飯店做過洗碗工，當過保姆，但收入微薄，勉強維持生計。為了幫助弟弟破案，她不得不成為妓女，賺足錢才會給公安局去調查罪犯。杏胡在經歷喪夫之痛後沒有自尋死路，而是給人生制定了計劃，並從中收獲不少。雖然他們的抗爭都起到了壹定的成效，但都以種種原因，最終以失敗告終。劉高興收購醫療垃圾獲得了不少利潤，但後來被制止。孟夷純做了妓女之後，攢了很多錢，但是警察的無休止的索要，讓孟夷純無法擺脫妓女的身份，陷入弟弟與自我救贖中無法自拔。杏胡的“計劃”讓劉高興上受益匪淺，但是在城市意識形態下，杏胡以自身的能力，難以通過正當的手段來實現計劃，無奈走上收購“贓物”的犯罪道路，最終被捕。 賈平凹為敘述層次豐富起來，盡壹切能力去抑制，虛空高蹈的敘述，使故事更加生活化、細節化、變得柔和溫暖。五富扯著劉高興衣襟走進西安城，個月城市生活就讓他丟了性命。五富隨著高興住進“城中村”池頭村，從來不離開自己的地盤興隆街，只走“興隆街壹廢品收購點壹池頭村”三點壹線的路，也不會獨自從西安回家。他執著鄉下的糧食觀念，飯食壹點不剩，卻不會自己保藏或者郵寄收賣破爛掙來的錢。他不懂也不願接受城市規制，不明白為什麽鄉下的北瓜被叫做南瓜，“雞爪”叫成“鳳爪”。他沒有劉高興“小草不自卑”的態度，永遠只顧眼下的微末機會。《高興》中的生活細節真切，趣味卻得歸諸差異敘述美學。敘述中首先包含對照木吶如閏土的五富，只能被生活俘獲，永遠做不了主人，甚至不會像黃八那樣詛咒權勢劉高興與他最大的差別在於想象力，憑想象超越生活境遇。
《高興》與壹般鄉下人進城敘事的不同，在於主體的自覺反思。鄉下人“劉哈娃”自己更名“劉高興”，表現自我主宰的意願，自我主宰和被主宰之間的張力，演繹著反抗成規的鬥爭。命名的特殊行為在壹個特殊的語境中被質疑其合法性。小說開頭用兩個無主句展現審查、被審查的話語權力控制場面。尊嚴的警察惜語如金地審問“名字”輕蔑地把“妳叫什麽名字”的雙邊對話省略成壹個無主句。被審查者堂堂正正自稱劉高興，而不屑於完整回答我的名字是，內心抗拒的潛臺詞是“憑什麽要比妳多說幾個字”看似旗鼓相當的較量，鄉下人進城的壹種敘述潛藏的是進城農民自我命名合法性遭到質疑，劉高興的不怯為鄉下人所少有，他堅持不同於身份證上的新命名。名字是符號，指征的是主體建構。同伴五富雖然習慣了稱呼他為“劉高興”，但自己沒有重新自我命名的意願，也不明白這是要祛除鄉下人的文化烙印和城市新生活的開端。劉高興背五富屍體還鄉的情境成了個寓言。五富死後還鄉的意願是鄉土認同的特殊方式，意願變成行動則有違城市規則，它必須受城市的規制。違規的“背屍”引發了對背屍者自我更名合法性的審查。警察在其堅持下終於叫他劉高興—雖然被手銬拘執，劉高興還是勝利了。劉高興是個矛盾聚合體。他執行五富遺願，客觀上強化了生命之根的鄉土認同與做壹個城市人的誌願之間的沖突。他改了名字，有壹副與城市人無別的外形，卻改變不了鄉下人身份。劉高興鄉下人進城的“越境遷移，難以穿越的是歧視性文化空間，難以更替的是歷史深遠的城鄉意識形態，的規劃約束。鄉下人進城難以擺脫“他者地位，韋達壹夥成功者吃素，滿座只為高興和五富添加葷菜，尊重的表象下面是知識文化層面的鄙夷—只有窮人、愚人還嗜葷。
《高興》中劉高興在多重成規之下的主體建構，是壹個充滿矛盾沖突的艱難過程。他重新自我命名的“高興”，無論作為形容詞還是作為動詞，主要的意涵是愉快而興奮，是壹種對城市的示好。文中通過懷疑“高興”的方式求之於正義、平等的力度。“背屍還鄉”喻指其鄉村根性，解構了“高興”命名的價值意義，這或許是《高興》的最大價值。二元體制分割的城鄉矛盾，因鄉下人進城而變成了同壹空間內人的矛盾，鄉下人與城裏人的矛盾演繹成形形色色的生存沖突。明知無法與城市人分割原本由父兄創造而被提取到城市中來的利益，他們只好在城市人無意進人的空間裏謀生存、成為特殊族群破爛族群、民工族群、雜工族群。賈平凹期望從“拾破爛的群體”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裏觸摸出這個年代城市的不輕易能觸摸到的“脈搏”小說敘述與社會學研究有別。後者聚焦於由“農家女”到“打工妹”的集合概念，在統計與個案研究的方法統攝下，對生命與身體相當忽視。小說敘述更多矚目孟夷純、米谷那樣的女性生命群體，並且，小說最後以劉高興痛苦淒慘的生活狀態而結尾，更是與文章的主題思想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