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出現的重要貨幣概念和範疇有子母、輕重，以及涉及商品、貨幣、價值、價格及貨幣購買力等的壹些觀點。其中，壹些重要貨幣範疇如“子母”、“輕重”還發展和形成比較系統的看法和素樸的理論，如貨幣子母相權論、輕重理論及以輕重理論為重心的壹套管子學派的貨幣思想等。這時，貨幣金屬論與貨幣名目論這兩種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流行的關於貨幣本質問題的看法，以及關於貨幣價值形成問題的貨幣數量論思想（見貨幣數量說），在中國古代貨幣思想中，均已有明顯的表現。春秋晚期單旗的“子母相權論”就是立足於貨幣金屬論，而《管子》的貨幣思想則主要立足於貨幣名目論及貨幣數量論思想。 主要出自戰國學者們之手的《管子》，把春秋以來已流行的“輕重”概念，廣泛用於包括貨幣、價格、商品、貿易等人們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從封建國家的角度出發，把貨幣問題當作闡發的重點，而發展為貨幣是封建國家幹預經濟的重要工具的思想，它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管子》重視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它論說：“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國蓄》)；“黃金、刀幣者，民之通貨也”（《輕重乙》）；“刀幣者，溝瀆也”（《揆度》）。所謂“通施”、“通貨”，就是有無相通、交易媒介的意思，而它把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視為“溝瀆”，即把貨幣流通視為流水的渠道，商品流通離開貨幣則無法進行。這是壹種具有較高概括能力的看法。
《管子》把貨幣的定義歸結為流通手段，並與它的“輕重論”聯系起來，形成貨幣數量論的思想。它闡述輕重論的壹般原則說：“夫物多則賤、寡則貴”（《國蓄》），這對於萬物（商品）或貨幣的價值形成都是適用的。貨幣與商品之間的關系是：“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山至數》），流通中貨幣數量的增減，就會使商品價格發生正比例的變化，或者單位貨幣的購買力發生反比例的變化。據此，它說：“國幣之九在上，壹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山國軌》）。《管子》從封建國家的角度出發，以輕重論為中心，提出貨幣是國家幹預經濟的重要工具的思想。它強調指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禦其司命”，貨幣“握之則非有補於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禦民事，而平天下也”(《國蓄》)。此後，由《管子》闡發的“輕重”概念成為人們討論貨幣問題的專用範疇，如西漢的賈誼、桑弘羊，南齊孔，唐代的劉秩(?～756)、陸贄，北宋的周行己 (1067～?)等，都曾應用輕重論來闡述當時的貨幣流通現象。 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紙幣流通下所獨有的又壹重要貨幣理論。“稱提”是宋代產生的壹個貨幣術語,最初並不限於分析紙幣問題,如北宋《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哲宗元符二年（1099）七月癸卯條有“稱提鐵錢輕重”之語；但北宋末周行己將稱提概念用於分析紙幣問題。他在論述“交子”問題時說：“今以所收大錢，樁留諸路，若京師以稱之”（《浮集》）。進入南宋以後，伴隨紙幣流通的推廣，人們運用稱提概念言紙幣問題的就多了起來，如宋高宗就“最善沈該稱提之說”（《宋史·食貨誌》）。進入13世紀，南宋最主要的紙幣“會子”因大量增發而迅速貶值，成為朝野人士關心的重大社會經濟問題，於是講求“稱提之術”、“稱提之策”者壹時多至難以列舉，這樣，稱提壹詞便基本上發展為壹個與紙幣流通相關的壹個專用術語了。
“稱提”，有權衡之義。宋人言紙幣，原則上皆指可兌換紙幣，如南宋人戴埴說：“言楮（紙幣）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鼠璞·楮幣源流》）。所以，“稱提”作為貨幣術語，其基本涵義即借助兌現保持紙幣名義價值與它所代表的真實價值相符之意。推而廣之，稱提有泛言管理之意。而所謂“稱提之術”、“稱提之策”，每可理解為紙幣發行和管理的原則和方法，然而就其主要內容言，則為用金屬貨幣或實物（錢、銀、絹、茶鹽鈔引、官誥度牒等）收兌流通中過多發行的紙幣，即設置紙幣發行準備保證兌現，以維持紙幣幣值的穩定。
紙幣制度到元明時期，因停止兌現，禁止金銀流通，長時期是不兌換紙幣制度，因而主張發行不兌換紙幣的人，又往往把“稱提”解釋為新舊紙幣的兌換。如錢秉鐙(1612～1693)說：“界滿則易，謂之稱提”（《錢幣芻言·先正名言》）。進入清朝以後,由於久未行鈔,因而“稱提”壹詞也就甚少為人使用了。 黃宗羲提出“廢金銀”的主張。王夫之更是過分強調重農賤商、貴粟賤金，以至主張廢金銀而專用銅錢。顧炎武對待以銀為幣、田賦征銀的態度也是消極的他們的貨幣思想的傾向,其實都是違反商品貨幣關系的歷史發展趨勢的。從他們對“銀荒”問題的具體闡述和議論看,也少有新義,往往是簡單地重復唐代人在“錢荒”問題議論中已講過的言辭。這和中國長期封建社會其時仍然遲滯徘徊，緩慢向前蠕動的總的發展狀態是壹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