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我們就是壹個在道德上高度重視誠信的民族。《管子·樞言》雲：誠信者，天下之結也；孔子也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人都希望生活在講求誠信、方圓可循、流通順暢的社會裏，人人都希望和誠信的人打交道、做生意、交朋友，但失信甚至欺詐的行為難免要發生。怎樣讓失信者受到應有的懲戒，就成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律之手予以保障
張先生、王女士是壹對夫妻，2004年初到北京市大興區某鞋廠工作，後鞋廠以停業為由將二人辭退，但壹直未付清工資。二人多次討要無果，遂將鞋廠告上法庭。2006年4月29日，法庭經審理，做出鞋廠支付所欠夫妻二人工資及經濟補償金的判決。同日，北京市第壹中級人民法院集中宣判了壹批勞動爭議案件，八名勞動者得到了勝訴的法律判決。
讓失信者受到相關法律的懲處，加大失信成本，必須使法律的強制約束力成為規範市場秩序、打造誠信社會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國對失信行為並不缺乏法律制度上的硬約束，譬如《民法通則》、《合同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都有誠實守信的法律原則。《刑法》中更有對詐騙等犯罪行為課以刑罰的規定。
誠信缺失在經濟生活中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而歸結到底不外乎欺詐和違約。對於違約行為在我國是由以《合同法》為主的民事法律體系予以調整的。
我國合同法對失信方的懲罰措施主要是對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奉行的是財產性損害全部賠償的原則。失信方賠償責任及因失信行為所引發的全部損害，被害人全部損失的範圍應包括積極的損失和消極的損失兩部分，即已有財產值的減少和應得利益丟失。
對失信方是否應當承擔非財產損害賠償即精神損害賠償，目前在理論界仍有爭議。有學者認為，就我國立法規定而言，僅規定了姓名權、榮譽權、名稱權、名譽權、肖像權遭受侵害的受害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失信不在這壹範圍之內。而清華大學經濟法博士陳彥晶認為，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公布的《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幹問題的解釋》擴展了精神損害賠償的範圍，失信行為應包括其中。作為信用關系主體的自然人，其在權利受侵害時，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是無可質疑的。
《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價格法》等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是由市場監管者根據其對市場交易中失信者欺詐行為給予行政方面的懲戒。如果信用缺失的實質，是失信的壹方只想擁有權利而不願履行義務，這就必然直接或間接地挑戰財產關系和財產規則。因此必須讓失信的人和企業付出沈重代價，只有令其得不償失，才能規範其經濟行為，承擔其應有的法律責任。而且由於眾所周知的“執行難”，“失信”懲戒的力度大打折扣。
執行難是壹個綜合性的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社會轉型時期特殊的現象。既有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問題，也有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既有壹些案件審判質量不高的因素影響，也有執行工作人員提高執行藝術的問題。解決執行難不是法院壹家的事，應該采取綜合性的措施來解決。需要從制度上、措施上大力支持配合，形成合力。通過對執行難這個問題的解決，帶動全社會誠實信用度的提升，通過執行威懾機制的建立，帶動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
“法律的手段對失信行為懲戒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中國政法大學的賈若山認為，其壹，法律法規只能對個體行為加以判斷，作出懲罰，不可能窮盡所有的失信行為，更多的只是起著威懾的作用，樹立壹個行為判斷和懲罰的模式；其二，通過司法程序來懲戒失信行為成本過高，包括時間上的成本和經濟上的成本，也包括個人的成本和國家的司法成本。
無形之手發揮作用
2002年3月，有70年歷史的知名企業“南京冠生園”正式啟動破產程序。使用陳年餡做月餅的隱情被揭露後，冠生園的相關產品受到了巨大的市場沖擊。工商部門進廠調查，衛生防疫部門再三檢測，“南冠”月餅在全國範圍內被撤櫃，除了月餅，冠生園的其他產品如元宵、糕點等也受到牽連。“陳餡事件”使南京冠生園的企業形象壹落千丈。時隔半年，債務已達2000多萬元，單是積欠工商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貸款就達500多萬元，而企業本身資產則只剩600萬元，企業最後不得不申請破產。
這就是市場對壹個失信企業做出的反應————監管部門和法律無法做到的事情，市場做到了，它宣告了這個企業的“死亡”；市場上的消費者、經營者等參與者用他們的方式對失信行為做出了自然的反應，同時也進行了懲戒。北京大學信用研究中心章政博士說：“市場對失信者的懲罰是壹種直接懲罰，是市場經濟本能性的懲罰，但也可能是最嚴厲的懲罰！”
南京冠生園“陳餡事件”曝光後，企業被消費者遠離，被合作者躲離，因缺失誠信而走上破產。失信非但沒有讓冠生園獲取暴利，相反使其失掉所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市場上失信者受懲罰的事例足以令其他經營者引以為戒。然而，市場上因缺失誠信而受到經濟懲罰的例子依然屢有出現，壹些企業就是敢冒受到市場嚴厲懲罰的風險而為失信行為。
“失信者不是不怕市場的懲戒，而是有壹種僥幸心理，覺得不可能被公示於眾，就是在這種僥幸心理的支配下繼續從事失信行為。”北京壹家信用管理公司的吳先生認為，“但情況確實是這樣的，市場上已經被曝光的失信企業基本上都是媒體通過偶然的線索或渠道，再經過自己的調查揭露出來的，然後市場作出了強烈的反應。然而許多失信者不相信這種偶然性會落在自己的頭上。”
“市場不會主動地對失信者進行篩選，作出懲罰。這也正是這種懲罰方式的特點和缺陷之所在。”章政說。像冠生園、歐典等如果不借助媒體的力量，市場本身對失信行為的懲戒是微不足道的，可能也就基於受害者和知情者及其有限的活動範圍。從根本來說，僅靠市場被動的反應來實現對失信的有效懲罰、建立誠信社會是遠遠不夠的。
有形之手積極主動
2004年12月，浙江省工商局宣布262家企業“信用破產”，並依法吊銷了其營業執照。幾天後，杭州市也在公布了8000余家“信用破產”企業名單後，將他們從合法經營者名單上剔除。被宣布“信用破產”的企業有欠錢不還者、制假販假者。
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等處罰是行政部門懲治市場失信行為所采取的有效行為，此種手段簡單易行，而且立竿見影，收效甚快，它能使失信者馬上就有經濟利益上的損失或關門走人。其中吊銷營業執照在現有的行政處罰的手段中是最嚴厲的，正是由於其嚴厲性，在適用上有很大的限制，行政部門在對待失信行為上更多的是通過罰款來解決。北京市工商局張先生說：“壹些企業之所以敢於制假售假，從事商業欺詐等失信行為，除了為賺取巨大的商業利潤，另壹個重要原因就是企業的失信成本太低。大量地通過罰款來了事，對壹些經營者來說，罰點錢算不了什麽！”
壹些企業之所以敢不講誠信，是因為誠信是需要投入時間和成本的，是需要放棄很多短期利益的。當前，雖然買方在與賣方的市場博弈中處於有利地位，但是講誠信的企業在與不講誠信的企業博弈時處於相對的劣勢地位。原因何在？我國的企業外部誠信監督管理機制不健全，對於企業不守誠信的懲罰還不夠得力。企業在違反誠信法則的時候，仍能獲得經濟利益，甚至短期內所得大於所失。對於違反誠信的企業的縱容就是對遵守誠信的企業的不公。放棄誠信，避免高昂成本，選擇不誠信，選擇壹種違反社會道德但是卻有利可圖的生存方式，這就是壹些企業不講誠信的原因所在。
兩年前，浙江省開始全面推行企業信用監管，所有企業的信用記錄都被實時監控。各級工商部門負責對轄區內各類企業的信用監管評價，給每壹家企業貼上信用標簽。按規定劃分為AAA、AA、A、B、C、D6個等級，分別表示信用優良、良好、穩定、波動、低下、破產。要想了解浙江企業的信用情況，直接登錄浙江省工商局的門戶網站或者浙江企業信用網壹看便知。據了解，截至2005年年底，全國***有7個省、4個直轄市全系統實施了分類監管，已對510萬家企業實行了企業信用等級分類，分類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的66.5%。全系統企業信用分類監管聯網單位已達半數，***擁有639萬戶企業的基本信息。
以市場運作為基礎，由政府部門對企業進行資信評級，同時予以公示，確是政府部門對市場“失信者”進行懲戒的行之有效的好辦法。建立信用公示制度，將企業的信用記錄公開，在完善的信用公示制度下，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誠實守信。因為人們會擔心稍不小心被記錄到了“黑名單”上，隨之而來的將可能是多米諾骨牌效應。
據了解，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將企業信用監管體系作為壹項系統工程來建設，稱之為“金信工程”。工商總局壹位負責人介紹說，“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已經把這壹工程列入重要議事日程，正在統壹規劃，制定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以便有計劃分步驟地抓好落實。”在信息網絡建設上，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正在按照企業信用監管指標體系和實施分類管理的要求，統壹指標體系，統壹技術標準，加緊開發全國統壹的企業信用監管軟件。今後將在這壹軟件的基礎上，建立統壹的信用監管平臺，通過聯網實現資源***享。2007年底將實現全國聯網。
眾人之手織信用網
2005年6月初，北京市建委首次公布46戶騙購經濟適用房的黑名單。因為存在偽造相關證件、虛報家庭年度收入等行為，46戶家庭被取消了經濟適用房購買資格，兩年內不準再次申請購買經濟適用房，並且記入了個人信用檔案。
2005年秋季招商銀行發行大學生信用卡————young卡，如果young卡的用戶信用良好，畢業時，招商銀行將為其出具信用報告。
招商銀行發行的young卡，如果有欠款不還、惡意透支的情況，在數據庫中留下信用不良的汙點，這名大學生即使畢業後，跟任何銀行打交道，申請車貸、房貸都將受到嚴格的考核和限制，甚至可能被列為拒絕往來客戶。招商銀行之所以敢在全國鋪開這張“信用網”，誠信監督機制是幕後英雄。2004年12月中旬，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在北京、重慶、深圳、西安、南寧、綿陽、湖州等7城市的所有商業銀行開通聯網查詢。在2005年底，個人征信系統已覆蓋全國，無論何人在何地留下誠信汙點，今後再跟銀行打交道極有可能被拒之門外。young卡的刷卡、還款情況都直接納入全國聯網的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而這個數據庫是全國所有商業銀行聯網可查的。
通過將失信者的行為記錄在案來形成全社會道德上的聯防，對失信者的懲罰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加大其交易的成本，產生交流人群的疏遠、減少，甚至可能被社會孤立。這種建立在全社會範圍內的信用懲罰機制不會隨著企業的破產或者是停業而消失，企業經營者或者公民壹旦有了不良信用記錄，在平時的社會生活中就會如影隨形，社會信用記錄的懲罰會讓所有的失信者在工商註冊、銀行貸款、信貸消費、謀職，甚至在平常的生活中處處有障礙。
在發達國家，人人都有壹份“個人信用檔案”，銀行、公司或業務對象都可以通過壹定程序查詢。如果有過不良的信用記錄，比如拖欠房租水電費和電話費、欠貸款不還、開空頭支票等，在申請貸款、申請信用卡、銀行開戶、安裝電話、租房和求職時將比“清白人”麻煩得多，甚至寸步難行；如果信用記錄良好，則各方面都將大開綠燈。這種大開綠燈和遭遇紅燈，本身並不是信用體系發出的預警，而是征信系統通過與業務系統的“溝通”得出的結論。信用，從某種程度上有點像懸在每個人頭上壹把虛擬的劍，其本身並沒有鋒芒，而壹旦它和實際商務活動、生活聯系起來，將成為可以制約所有人的利器。
在我國全國聯網的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中，個人在商業銀行的借還款、信用卡、擔保等個人信用檔案都被悉數記錄入庫，如有信用汙點，按照國際慣例，不良記錄壹經記錄即是7年，而且不能擅自更改。
北京大學信用研究中心章政博士指出：“這種社會信用懲戒機制類似於道德懲罰，但又不完全等同於道德懲罰。道德懲罰是內心的約束、內在的精神，而這種懲罰靠外界和社會的約束。”
建立信用記錄和信用體系的目的，就是在壹定時期將個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失信行為置於全社會的目光之下，形成以征信數據庫為紐帶的社會聯防，而這種懲罰在力度上遠比市場的懲罰來得更為主動，影響更為長遠，更讓失信感到恐懼，也應該是更行之有效的。但同時，壹次失信使當事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信用面臨受到低估的危險，個人征信也要考慮它的動態性和時效性。失信記錄僅是過去失信行為的記錄，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系統就開辟了“信用修復”渠道，引導市場主體自我修復信用。允許信用缺失企業，在有關行業協會和中介組織的幫助下，通過實施主動糾正違法失信行為等措施，恢復企業信用，通過規定的考核和評價後，獲準提前解除失信行為公示和市場禁入的限制。
征信數據庫並非對壹個人的“終審結論”，信用狀況改善後，在壹定期限內會給個人“改過”的空間。國外的壹些做法也許值得借鑒，比如個人信用檔案的正面信息可永遠保存，而負面信息超過了壹定年限則要刪除。比如拖欠貸款等不良記錄按規定最多保留7年，破產記錄時間稍長壹些，保留期限也不過10年。超過10年後，這種被視為最嚴重的負面信息和最徹底的逃債記錄必須從消費者的信用檔案中刪除。
據了解，我國的征信數據庫運營也基本采取同樣的原則。因為，永遠保留正面信息並階段性刪除負面信息，盡量把好的東西留給社會，信用檔案信奉的其實是壹種揚善抑惡的原則。
/NewsDetail.aspx?DetailID=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