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7年，弗洛伊德將精神分析理論研究建立在文學作品，尤其是《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的閱讀之上，與病人跟他自身聯系起來分析，發現了“俄狄浦斯情節”後，出現了精神分析文學批評方法，到現在，這種文學批評法也經歷了將近百年的時間，它的存在價值不可否認。同時，也不能否認精神分析最大的貢獻——無意識。但是，要認可精神分析的貢獻，就必須考慮其在文學批評領域，甚至藝術領域的介入。
然而，弗洛伊德在文學文本中的實踐，也讓我們看到了要運用壹個簡單的“實用精神分析”綱要是非常困難的：壹方面，精神分析建立在精神病理學領域中，只與臨床病癥相關；另壹方面，必須在壹個完全陌生的文化產品領域，采用精神分析科學經驗進行批評。
其實，讀過弗洛伊德的書之後，我們發現，精神分析的實踐其實是對言語和話語的試驗。而文學也是語言的實踐，能夠創造出不受常見交流限制的特殊空間。精神分析和文學其實是建立在語言和想象之上的兩個主體間性的形式。因此，需要討論精神分析對文學批評的貢獻，而不是簡單地將精神分析當作解釋性要點的集合。
Gilbert Lascault提出了分析者的兩大傾向：第壹種是在文學作品中尋找他們論題的簡單說明，另壹種是文學批評在精神分析中尋找現成的理論，來揭示文本的“真相”。他認為，“真正的閱讀工作”，也就是真正的精神分析批評，必須找到文本在讀者腦中喚起的無意識，同時也對其進行闡釋。
1、批評方法的基礎
精神分析這種方法是否能被用在另壹個領域，即文學閱讀領域，如果可以，又是在什麽條件下？為了探討這個問題，必須首先了解精神分析實踐的原則。
“基本規則”：在沙發和座椅之間
1892年，弗洛伊德開始實踐“談話療法”（talking cure），讓病人隨欲望“述說自己想要說的”，醫生則並不介入。弗洛伊德發現了說話的醫學功效，並寫在了《癔病研究》中。
— 病人方面：自由聯想規則
— 醫生方面：飄忽不定的註意力規則
— 精神分析是只存在於語言中的經歷
這種精神分析是具有主體間的性質，哪怕病人看不見分析者，哪怕分析者並不說話：“沒有沒有回答的言語，即使與言語相遇的只有沈默，但是言語是有聽者的……這就是分析中的核心的功能”（拉康，《拉康論集》）。分析者是雙重他者，既是說話者說話的證人，又是說話的對象這樣壹個他者。後者可以說，只不過是病人言語投射的場所，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移情”（transfert）的場所。
無意識
無意識並非簡單的意識的反面，是指人的大部分不能通過前意識到達意識的思維活動，這些思維活動只能通過特殊的辦法以間接的形式在意識中得以體現。可以說，無意識是精神分析的基礎概念，是對當代思想最重要的貢獻。弗洛伊德在他的第壹個拓比中（將精神空間分為三個體系：無意識、前意識和意識），明確了構成無意識過程的“另壹種邏輯”。他研究了與“欲望”和“抑制”相關的無意識的動態，辨讀無意識在精神產物中所占的分量。有關著作有《夢的解析》、《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學》、《玩笑及其無意識的關系》。
另壹種邏輯
弗洛伊德在系統分析夢的時候發現了走往無意識的大道。他比較了夢的“顯在內容”（顯意）和“潛在內容”（隱意），借助對自由聯想的分析，將重點放在制造夢境的“夢的工作”上。在“夢的工作”中，有四個構建夢的因素：
— 凝縮作用（condensation）：凝縮作用是夢與潛在內容相關的聯想鏈的壹個因素，可以是壹個人，壹個畫面，壹個詞語。這壹因素是復因決定的。
— 移置作用（déplacement）：在表面看來毫無意義的復現表象中，註入視覺強度和驚人的情感沖擊。情感與原有的復現表象分離，置換到另壹復現表象上，使其變得不可理解。“在夢的形成中，這些似乎是具有最強烈興趣的基本元素卻只有很小的價值，它們的夢中的位置被其他元素所取代，而後者在夢念中有著很小的價值。”弗洛伊德認為，聯想導向的是願望的對抗和對色欲的兒時的回憶。
— 可成像性（figurabilité）
— 二次加工（潤飾作用，élaboration secondaire）
— 美學或理性的帷幕掩蓋了無意識的赤裸裸的真相。
— “顯在文本”像夢的“顯意”壹樣，其象征性與無意識的“隱意”緊密相關。
欲望和抑制
弗洛伊德提出了無意識的動態理論，因為他將夢作為了抑制狀態下的欲望的精神解放，但這不過是偽裝的實現。因為，無意識的欲望尋求滿足，與意識甚至前意識的壓抑作用相沖突。這樣，所有的精神產物都是欲望和意識的抑制力妥協的結果。“心理沖突”這個概念指的就是欲望和禁忌之間、無意識的欲望和意識的欲望之間、無意識的欲望和無意識的欲望之間的沖突。
弗洛伊德認為，在所有的精神變化中都有相同的進程和沖突在運轉：夢、口誤、失控行為、病征、藝術創作等，雖然它們明顯是不同的，但是它們有***同的結構，“幻覺”（fantasme）：這種想象的劇情中，主體是在場的，並以多多少少因防禦過程而變形了的方式，表現出欲望的實現，最終完成無意識的欲望的實現。
闡釋
闡釋環節，就是要揭示材料的潛在意義，明晰防禦式沖突的方式，力求找到所有無意識產物所表達出來的欲望。 這裏提出四個重點：
— 對於分析者，每個話語都是謎，因為話語都是與無意識和意識的進程跟意義相連的。
— 精神分析和偵探的工作很相似，都是收集未知的線索，將其分類，找出線索之間關系。壹個動作、壹個詞語、壹個聲調、壹個巧合等等，都能成為線索。這兩種工作都是需要重構故事的，目標都是尋求難以確定的真相。
— 對問題的解決加劇了我們想要知道的欲望：我們的闡釋不斷改變著別人的闡釋。在心理分析文本中，壹個案例可以被闡釋出不同的十幾個版本，我們又會不斷改變自己的闡釋。因為對言語、經歷和具體想象的意義闡釋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 Carlo Ginzburg將精神分析放在知識的“符號學”體系中，建立在“符號”（或是“跡象”、“痕跡”）的闡釋上研究。這樣的研究與數量科學不同，而是與“間接的、跡象的和猜測的知識”相聯系。Carlo Ginzburg強調了人文科學的兩難境地：“要麽采用薄弱的科學規律來獲取重要的結果，要麽采用強大的科學規律來獲取不重要的結果”
精神分析學家在這兩種立場之間猶豫。而我們選擇闡述猜想和操作性的觀念，讓這門學科成為闡釋的壹門技術和全新的理論。
精神分析閱讀
— 精神分析的文學批評是壹種闡釋性批評
精神分析就是對心理的分析，可以看到標誌這壹方法的特殊性的新詞層出不窮：心理分析（psychocritique）、語義分析（sémanalyse）、文本分析（textanalyse）、精神閱讀（psycholecture）等。
— 精神分析批評是壹種特殊的闡釋實踐
與其他批評方法相比，精神分析批評有其局限性，因此，每次都必須指出其選擇、目的和方法。
— 分析批評是變化的實踐
這壹“變”與作者和作品無關，而是跟“已讀的作品”有關。應從被闡釋的話語主體與接受闡釋的主體之間得出批評，也就是作者與批評文章的讀者之間。
我們可以對比壹下精神分析治療的場景和閱讀的場景之間的差異：私人言語/公開寫作；無序的言語/構建甚至是經過三思的寫作；身體上的接近/距離，甚至包括歷史的距離；作為闡釋對象的自由聯想的在場/不在場。另外，作者對想象出來的或真實存在的讀者的要求不是被分析者對精神分析者的要求，讀者的期待也不是精神分析者的期待。最後， 像拉康說的，精神分析者是“象征域的實踐者”，而作家不是。
2、精神分析對文學的需要
文學文本在醫學臨床和理論之間扮演著媒介的角色：凝聚起產生的推測，為其做證明，最後找到在醫學領域的特殊發現的普遍性。弗洛伊德通過將病人的聯想、他自己的聯想、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四個不同因素聯系起來，發現了壹個重復出現的動機：對父母的愛意與敵意。
弗洛伊德讀俄狄浦斯王
A、從俄狄浦斯的故事中，弗洛伊德發現了個人欲望的“無人稱或復數人稱表達”。雖然弗洛伊德的這壹發現是被放入我們的現代文化背景之下的，但是由於這是弗洛伊德對病人、夢、病癥、言語的分析形成的新的網絡，所以保障了其普遍適用性。
B、悲劇的主角成為了孩子欲望的象征。
C、悲劇主角具有雙重身份：他既是調查的主體，又是調查的客體。由此，弗洛伊德讓自己與俄狄浦斯成為合為壹體，將精神分析與痛苦地盲目探尋真相等同起來，並在探尋中遇到了自身中未知的他者。
弗洛伊德讀哈姆雷特
在《俄狄浦斯王》中，孩子實現了欲望幻想，而在《哈姆雷特》中，欲望幻想都是被抑制的，只有在人物的神經官能癥發作的時候才為人所知。戲劇建立在哈姆雷特的猶豫之上，他害怕不能完成父王的亡靈交給他的任務，欲望他的復仇對象是壹個完成了他兒時願望的人，也就是殺王娶後的願望，這是他兒時抑制的欲望。哈姆雷特的癔想和對性的憎惡都是他的無意識。隨後，弗洛伊德從莎士比亞的人格來分析哈姆雷特的無意識淵源。
現在人們斥責“實用精神分析”，研究人物的心理，用臨床醫學知識做評判，沒有細致閱讀作品就妄加闡釋，還將作家和人物看作相似的來探討，但是精神分析的精準性並沒有受到質疑。其實，哈姆雷特不僅是弗洛伊德的癔想癥病人，而且他自己為之折磨，可以說對哈姆雷特的分析和他的自我分析是緊密相連的：莎士比亞寫《哈姆雷特》是在自己的父親去世之後，而弗洛伊德辨讀哈姆雷特並自我辨讀，也是他他自己的父親去世後壹年。弗洛伊德的闡釋將自己也包含其中，豐富了精神分析閱讀。這樣，文學作品既不是病癥，也不是被分析的言語，而是為我們提供了從無意識心理角度看問題的象征形式。
拉康與坡的《被竊的信》
拉康的文集就是由愛倫坡的《被竊的信》的研究開始的。拉康試圖構建壹個全新的無意識理論和主體間關系的規則，尋求無意識、主體間性和真相的關系。他對《被竊的信》的分析是為了說明小說有自己的壹套規則，和使意識產生秩序的象征界的運作方式壹樣。他將弗洛伊德的理論性文本和坡的小說類型文本結合起來，以此得出“真相”。
— 主體間性的戲劇
小說中有兩個場景，壹個是大臣在國王面前偷走了王後的信，另壹個是私人偵探杜邦轉移了大臣的註意力，在大臣房間很顯眼的地方偷走了夾在紙板夾裏的信，並換成了假信。拉康將人物的心理研究放在壹邊不談，而進行結構性閱讀。他認為，第二個場景是對第壹個的重復，王後、大臣、杜邦三個人物被同壹個事件聯系起來，即竊信，而且是同壹封信。於是他著重研究其中的邏輯。
— 真相的關系邏輯
拉康認為這是壹個視線（regard）的遊戲。這裏，看到就等於知道（voir=savoir）。小說壹***包括三種視線：第壹種是國王和警察的視線，全能卻又什麽都沒有看見。這與被自身鏡像所迷惑，並被它取走而變成盲人的妄想性自我的視線是同壹性質的。第二種是王後與大臣的視線，他們看到前者什麽都沒有看到，企圖隱藏信，消除其隱藏的痕跡，卻因在第壹種視線下不能行動。第三種是大臣和杜邦的視線，看到前者藏信的意圖，並將信偷過來。
— 主體間性的邏輯
關鍵在於《被竊的信》中的信是壹個物質性能指，即從最初就被盜走的東西。操縱遊戲的是以信為中心的三個象征性的位置，信的轉移操縱著人，並且決定其主體性，擁有信的人掌握優勢，每個主體都屈從與“象征秩序”，無論主體社會地位如何，性別個性或才能如何。
拉康圍繞phallus建立了主體間性的普遍法則：國王掌握著phallus給予的權力，王後沒有權力，只有轉移權力的權利。她必須忠於國王，她是國王的“陰性主體”（sujette）。可以看出在無意識中，這個法則和父權社會的法則是協調的壹致的。拉康對故事的閱讀，將俄狄浦斯變成了同源秩序中的主體的普遍邏輯。
通過對《被竊的信》的分析，拉康揭示了小說的深層結構：重復的自動性。弗洛伊德的理論中強調的是性，而拉康也強調phallus，不過拉康的phallus和性沒有關系，它代表的是壹個能指，是“轉喻存在”，表明或缺或不在場，即欲望的永不可達。Phallus既是象征又是事物本身。作為壹種符號結構，它是壹個獨立的生命運動系統，可以借助於“轉喻”的中介，不斷進行自我轉換，並以象征性為中介，同他者、世界和自我發生新的互動關系。“拉康最重要的發現，就是以陽具功效取代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戀母情節’。他認為，只有考陽具，這個象征性的能指才能揭示人的各種各樣欲望的終結根源和基礎動力。”[1]
文學作為理論依據
文學文本與精神分析相互證明，相互解釋，但同時也要考慮到文學的特殊性。在精神分析的發現中，文學對於其理論構建、證明有著重要意義。在不斷的閱讀中，還可以有新的發現，因為變化多端的文學為仍在遊蕩的臨床研究的直覺提供了各種想象的形式、象征、詞語。 或者我們只是憑意願去讀書，弗洛伊德就是這樣在詹森的《格拉迪沃》（Gradiva，孕婦）確認了他關於夢和妄想的理論。
3、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
這回，文學文本不再是醫學臨床和理論之間的媒介，而是精神分析扮演了作品和讀者之間媒介的角色。
作品的身份/作者的身份
弗洛伊德在《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覺與夢》的開頭強調詩人的優越性，認為他們是創造者，充滿著常人沒有的靈感源泉。但是在最後，文學和精神分析的關系又顛倒過來了：對小說的分析沒有對夢的研究有所補充，反而對詩歌創作有所貢獻。其實， 精神分析家可以“發現”作家受到限制而不能表現出來的東西，總是比作家知道的多，因為精神分析家是唯壹的發掘欲望和無意識真相的大師。分析家要有意識地觀察他者身上反常的精神進程，目的在於猜測或陳述出規則。自我分析消失了，存在的是學者和他者。藝術家接近於自我認識，他能在自身了解我們要通過他人來了解的東西。這種無聲的對抗賦予“詩人”壹種介於醫生和神經官能癥患者之間的不確定的身份。準確的說有這樣壹種情況：他可以被看作是將寫作作為小小的支撐或發泄途徑的病人。
於是， 文學現象通過類比諷刺地懸於病理學與醫學之間，美學不再是壹項象征化的工作，而是掩蓋真相的帷幕，所以要留給美學家來研究。而文學則成為了精神分析臨床研究的巨大發的材料儲存器。文學作品依附於精神分析的知識，仿佛只有精神分析能呈現出小說的真相，以無意識“科學”的名義來解釋、評價文學文本，形成壹種批評模型。精神分析與其他人文學科壹樣，與文本的關系是模糊的、曖昧的，文本被看作是壹個真相或由理論產生的模型的經驗論研究方式。
人物與作品的病理學
小說中的人物與真實的人總是有壹致的地方，分析作品時往往會直接將作品與作家的心理聯系起來。作家作品的風格化使其作品與普通病人的陳述區別開來。但是，小說中會有作家的精神發泄和自我意識，會影響讀者。美學的帷幕則避免的其與真實現實的直接沖突和對立。
以下是幾種不同的批評立場：
— 弗洛伊德閱讀施萊博（Schreiber）總統的回憶錄，構建他的偏執狂理論，以壹個文本為例，創造了壹個醫學概念。
— 拉福格（勒內·拉福格，René Laforgue，弗洛伊德的學生）寫了《波德萊爾的失敗》，從作品的病理書寫引向作家的病理研究。他將詩學語言直譯成醫學語言，將文學創作還原成神經癥的直接表達。
— 拉康將人物當作真實的人，以象征闡釋來分析。
— 茱莉亞·克裏斯蒂瓦在以憂郁為主題的《黑日》中致力於精神診斷。她研究憂郁的美學的辯證化，將杜拉斯的作品作為這壹痛苦的非間接表達來分析。她在勸戒脆弱的讀者時說，死亡與痛苦是杜拉斯的文本的蜘蛛網，有同感的讀者將無法抵擋其魅力。
精神史（psychobiographie）
精神分析不能避開主體的問題，作家與作品必然是有聯系的。無意識和心理沖突哲學概念能夠明晰個人、創作活動以及作品的來源與發展歷程。
— 精神史研究的基礎
精神史的研究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之上的。
波拿巴（Marie Bonaparte）力圖定義坡的神經官能癥，尤其是戀屍癖。她在研究了大量作品的相同結構之後，揭示了文本想象、構成和象征中設置的心理沖突的各種形式。
拉康，贊頌讓·德雷（Jean Delay）所著的《安德烈·紀德的青春時代》，並將紀德的個人案例普遍化：紀德提出了壹個很個人的問題，存在和表象的問題，而且他描寫家庭的小說成了陷入母親陷阱和父親話語消失的主體的例子。拉普朗什（Laplanche）在《荷爾德林或父親問題》中，通過荷爾德林的生平和詩歌，揭示其瘋狂的原因：喪失權力，喪失了父親之名的權力。
多米尼克·費爾南迪重新定義了精神史，他認為：“是怎樣的孩子，就有怎樣的作品”。同時他也強調，人是作品的來源，但是只有在作品中才能理解人。他的研究建立在波拿巴的模型之上，第壹部分細致分析傳記，第二部分分析作品主體。根據他的觀點，作品是由作家年輕時的沖突決定的。這種線性決定論受到了考夫曼（Sarah Kofman）的批評，他提出了壹種與其對立的因果關系，“作品形成作家”。
— 自傳的分析研究
菲利普·勒熱納（Phlippe Lejeune）在《自傳契約》中對盧梭、薩特、列維納斯的自傳進行了考察，提出了兩個基本問題：回憶的真相問題和陳述活動的問題。他分析幼年時的回憶，研究抑制與抵抗的妥協的形成，以及凝縮作用。童年不同時期的真實與幻想因素組成了毫無個性的內容，但是具有強烈的情感價值，應該用文本網分析來解構自傳，因為自傳是對童年和生平的重寫或改寫，是文本化的。他通過研究敘事內容、陳述主體、陳述活動的主體，分析書寫主體在想象與語言之間的工作。由此，分析開始註重文本本身了。
4、新方向
現在，精神分析批評與其他認為學科結合，產生了新的閱讀方式、新的文本理論和文本創作理論。莫隆的理論得到了繼承和發展。Anne Clancier致力於無意識人格分析和詩學象征分析，作為女讀者來看待文本（移情/反移情）。Yves Gohin和Serge Doubrovsky研究“心理閱讀”（psycholecture），研究壹個文本極端特殊性中的意識結構和無意識結構的關系。MarcelleMarini（即論文的作者）探討陳述活動，從固定不變的幻想表達中擺脫出來的幻想化，以及陳述產生的距離與矛盾。
這些分析方法與主體閱讀區別開來，研究抑制和非暗含的東西，即嬰兒時期性欲造成的無意識。薩特的《家庭中的白癡》是對福樓拜研究的巨大發展，只是薩特沒有言明其中包含的精神分析方法而已。
讓·貝勒曼-諾埃勒（Jean Bellemin-No?l）的“文本的無意識”
貝勒曼-諾埃勒的“文本分析”（textanalyse）是壹種接近精神閱讀的閱讀策略，但是拒絕作者和“人物神話”“過於人道的”觀念。他提出壹個獨到的方法——“l’inconscient d’une écrivance”，讓主體遠離文本，這樣作者是不在場的。其危險在於，用閱讀的主體代替了寫作主體，將理論研究主體當作唯壹的對話者。
不過，他寫過壹個漂亮的句子，將他的批評恢復為實踐：“在半啞的他與半聾的我之間的對話”。作家為他自己的內部讀者而寫，讀者在閱讀中塑造作家。
茱莉亞·克裏斯蒂瓦的符號分析
以符號分析為基礎，克裏斯蒂瓦創造了壹個囊括所有現代知識的理論，將符號學與精神分析學結合起來。
— 符號體系和象征體系的對立
符號體系（生成文本（géno-texte）角度）與孩童時或精神分裂癥的沖動、語言活動相關，被視為母性-陰性。象征體系與語言法則（符號的安排、句法、線性語義、話語這些構成現象文本（phéno-texte）的因素）相關，被視為父性-陽性。這種西方哲學的二分法（母親-身體-自然/父親-語言-文化）是克裏斯蒂瓦閱讀詩歌文本的基礎。她通過符號分析，釋放出詩歌中沖動的力量（音樂性、意義的爆炸、意義的工作、言語模仿）。
— 過程中的主體
以拉康的理論為基礎，克裏斯蒂瓦將主體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聯系起來。她在現代派詩人中看到了過程中的主體固有的特質：說話主體唯壹的自由來自於他與符號的難以預料的特殊遊戲。她認為，精神分析必須註重的是意義、主體和結構的驟變。她拒絕將文化產品性別化，分成男女，因為陳述主體在產生活動中會有意躲開這樣的分類。作家寫作就是為了擺脫壹成不變的角度和描寫。
正統的批評觀念否認精神分析批評的社會歷史性，否認以其經典的俄狄浦斯情節定義人類發展的社會歷史性。Vernant、列維斯特勞斯、Green、Laplanche對此都各有看法。而作者本人認為，對與這些觀念的盲目崇拜使得我們難以傾聽文學中***同的變化，忽略了女性作品、邊緣化的男性作品等。文學批評理論應當被看作是壹個多樣化的研究領域，甚至有時候是矛盾的，這正是現代文學批評理論沒有意識到的，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1] 伊麗莎白·賴特：《拉康與後女性主義》，王文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頁（導讀 走進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