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晚年做了兩件大事,壹是除掉了大官董卓,二是殺了秀才蔡邕。董卓掌握著政府事務的權力,是壹個兇殘的人。除掉他不僅是壹場政治鬥爭,而且是在殺害人民；蔡邕是壹個不問政治的學者,也是壹個為大家所敬仰的知識分子。除掉董卓後,王允說他不會放過任何東西。因此,蔡邕的死不僅讓人搖頭,也讓人感到奇怪。
蔡邕之死有三個版本。三國演義說,董卓被殺後,蔡邕伏在他身上哭了；謝承的韓曙說,蔡邕死了,文卓有壹聲嘆息；葉凡的韓曙說蔡邕、卓被罰,使他們感嘆不已,感動不已。雖然三種說法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但蔡邕在不恰當的場合表現出了壹些不恰當的舉止和行為,這是歷史應該遵循的。
說實話,作為壹個純粹的知識分子,蔡邕可能不擅長政治,但他也不壹定不懂政治。董卓被拘留,王允掌權。在這種極其敏感的政治氣氛中,蔡邕雖然感受到了董卓對他的感激,但他並沒有躺下哭泣,而是公開跳出來與王允鬧矛盾,互相反對；如果說蔡邕作為董卓的幫兇僅僅是因為他潛意識裏的感慨而被囚禁和殺害,那只能說王允是故意找茬。
董卓比蔡勇大壹歲,比王雲大五歲。在同壹個時代、同壹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下,董卓成了壹個大老粗般的野蠻戰士,蔡邕成了壹個才華橫溢的文化大師。相比之下,王雲成長得更復雜。他不僅是朝廷的重要大臣,也是文化精英；既堅持正義又心胸狹窄。蔡邕並非死於董卓的殺人之劍,而是死於才華橫溢的王允之手,這無疑又是壹個文人相輕的典型案例。
歷史上,大多數傑出的學者都遭受過同樣的嫉妒。比如曹操對付恒,鐘對付嵇康,王安石對付蘇東坡。文章不如別人精彩,它們的名氣也不如別人響亮。幾千年來,政治上的惡棍或文化上的惡棍使用這種殘酷的伎倆,通過政治手段詆毀和殺害他們尖銳的文學對手。這也是包括蔡邕在內的許多學者屢遭迫害的壹種歷史頑疾。
蔡邕,字伯傑,東漢末年的文化多面手,精通經書、天文、數學、繪畫、書法、音樂等範疇,在文壇上有絕對優勢,可以獨領風騷。與蔡邕相比,王雲既是政治家又是學者。玩政治,他可以用策略奪取權力,這是壹流的；搞文學,他也差不多未完,尤其是跟蔡邕站在壹起,那種自卑感、失落感相形見絀,卻不是壹招就能脫胎換骨的。
從王允和蔡邕的簡歷中不難發現,他們都有壹顆愛國的心,都曾為反對宦官做出過努力和犧牲,都曾違背自己的意願依附過董卓,所以他們應該能找到壹些***同語言。然而,王雲的思想是偏執的,他的體積是狹窄的,他只是邪惡的,他的圈子是荒蕪的,他生活得更累；蔡勇思想開放,心胸開闊,狂妄自大,交遊廣泛,生活無憂。正是這種性格上的不相容和活躍狀態之間的巨大反差導致了這兩位知識分子之間的水火不相容。因此,蔡邕落入王允手中只是時間問題。
蔡勇知道自己無法逃脫這場災難,於是第壹次懇求道。繼漢朝歷史之後,士大夫們也為他辯護。但蔡邕越是想名垂青史,他越是鼓動政府和人民,就越是傷害王允對蔡邕肺管的嫉妒。王雲雖然有王佐的才華,但每次和蔡邕辯論,都是口齒不清,口齒不清。這種屈辱,這種比別人矮壹半的屈辱,這種怨恨,這種壓抑,這種在文壇上永遠找不到感覺和爬不到頂峰的壓抑,在他掌握殺人和殺人的權力後必然會有壹些歇斯底裏的發泄。
在過去,漢武帝沒有殺死司馬遷,而是把它寫成了壹部誹謗罪書,在後世很受歡迎。金芳的國家只是在衰落,他的手工藝品並不牢固。不要讓陳晨在少爺身邊寫東西。這是無益的美德,它將使我們黨接受它的建議。他把壹部歷史名著描述為誹謗書,把壹位文學大師視為陳寧。王雲發表這種顛倒是非的謬論時,他已經鬥誌昂揚了。他害怕破壞美德,他擔心美德是否是假的。借此機會傳播個人恩怨,掃除惡靈,這是事實。壹旦公務員變得冷酷無情,競爭就會變得更加可怕和冷血。可憐的蔡勇死在獄中。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了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壹篇關於狐貍的文章。文章大致如下:壹位客人問狐仙最怕什麽,狐仙回答:狐貍！客人困惑地問:既然是同類,為什麽要害怕呢？狐仙是充滿色彩的:世界上只有同類是可怕的...任何競爭生產的人都必須是他父親的兒子；任何爭寵的人都必須是他丈夫的妻子；任何為權力而戰的人都必須是官員；所有爭奪利潤的人都將分享這個城市的優勢。如果勢均力敵,就會互相阻礙；如果勢均力敵,就會互不相讓。雖然這個故事很荒謬,但卻有著深遠的意義。不幸的是,蔡邕出生得太早,看不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