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客家水源音自江右而來，正是最早期的客家話
在河源市，客家話分為水源音與粵東音。水源音是沿著東江水的水源而來的壹種方言，實際上是最早的江西老客到達聚集地後再也沒有遷徙時的客家人所說的話。水源音是最早從中原經過江西流入龍川、河源、惠州壹帶的客家話，所以又稱之為客家古音。水源音沿著東江水流域而流傳。這是南越王趙佗南下的路線，也是後來江西老客大規模南下的路線，客家先民最早到達的聚集點就是龍川佗城。從歷史上看，佗城是最早建立縣治的地方，而且在唐宋年間，佗城具有便利的水陸交通，客家先民在佗成聚居並在佗城形成穩定的語音是自然的。從水源音分布上看，從佗城開始流傳到粵北及廣州、惠州、增城壹帶。因此，客家話最早來到廣東，並被視為本地話的水源音，是從佗城開始流傳的，佗城水源音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古音。
阮元《廣東通誌》卷93引《長寧縣誌》：“方言有二，壹水源音，壹山屹音。相傳建邑時人自福建來此者為山屹，自江右來者為水源。各鄉間有相殊，要亦大同小異耳。”長寧縣，明隆慶三年析河源、翁源、英德三縣地而立縣，清朝因之，民國三年改名新豐縣。雖然明朝立縣，但當時並未修纂縣誌傳世。其最早的縣誌是清雍正九年李紹膺修、吳覲光纂《長寧縣誌》10 卷。根據明代《惠州府誌》中的記載：“郡城中多正音，歸善、河源相類，略近正。”當時歸善（今惠陽）、河源的客家話，最接近當時的正音（即明朝官話，也即是當時的普通話）。由此可知，明朝時期的惠州、河源客家話，接近官話。因此，全球客家人理應將惠州、河源客家話作為現代客家話的標準音之壹。
福州閩學專家蔡永兼（1776～1835）《西山雜記》載： “福建周時有七閩，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山粵，此七族稱七閩。”蔡永兼生活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間（歷嘉慶朝），是晉江東石人，因七世祖伯隨鄭成功抗清而為清廷所忌，‘棄文航海，拓海興田’，遊歷中外，見聞廣博。其《西山雜記》原稿載“汀贛之山粵”，後改定稿為“客家”。這壹史實可以證明蔡永兼所處的時代，正是“客家”壹詞出現的時代。大概是他最初沒有聽到“客家”的說法，後來聽說後，就把它寫入《西山雜記》之中。另外，他又將汀贛之山粵、泉郡之畬家、邵武之武夷等等並稱，可見，客家、畬族、傒俍三者互不統屬，只是互相為鄰的相似、相近關系而已。另外順便提壹提：現在有些人認為畬族是源於“山越”，從蔡永兼保留下來的原稿可以看出，當時被認為是“山粵”的正是客家，而不是畬族。
海外遲至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出現“客家”的說法
來自閩、粵的中國移民，到新加坡和馬來亞後，由於“獨在異鄉為異客”，出於安全、互助、習俗的需要，以語緣、地緣為紐帶的華人會館紛紛應運而生。顏清湟先生在其著作《新馬華人社會史》中曾對早期(1801 —1870 年) 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華人會館作過統計，其中分“方言組織”和“宗親組織”。可以說，方言組織是地緣組織，宗親組織是血緣組織。方言組織***33 個，“所屬方言群”計有客家人、福建人、廣肇人、潮州人、三江人等五類。屬於客家人的方言組織，即會館***10 個，依次為：(1) 檳城嘉應會館、(2) 馬六甲惠州會館、(3) 馬六甲茶陽會館、(4) 馬六甲應和會館、(5) 檳城惠州會館、(6) 星洲應和會館、(7) 檳城增龍會館(增城暨龍門縣) 、(8) 新加坡茶陽會館、(9) 馬六甲增龍會館、(10) 雪蘭莪惠州會館。註：客家幫分三大支，壹是嘉應、壹是潮汀、壹是惠府。嘉應幫由嘉應五屬組成；潮汀幫由潮州府大埔、豐順、河婆、惠來與福建汀州府聯合組成；惠府幫由原惠州府十屬與增城、龍門、東莞、寶安等廣州府東部東江流域的四個縣聯合組成
列於首位的“檳城嘉應會館”，成立於1801 年(清嘉慶六年) ，是新、馬地區的第壹家華人會館。它是由來自梅縣、蕉嶺、興寧、五華及平遠的客家人創建的，但它卻未冠以“客屬”、“客家”，都同樣是依他們在“唐山”時的州、縣地名為會館命名。去到美洲、非洲的客民所組織的會館，情況也不例外。他們多以“人和”、“仁和”為會館命名。如美國舊金山“人和會館”(1854年) 、巴拿馬“人和會館”(1858 年) 、毛裏求斯“仁和會館”(1877 年) 。“人和”、“仁和”都是壹個意思,“和”是希望同鄉人“恪守溫恭、和衷***濟，毋得各存私見”。此外，還有籍貫嘉應五屬的人，他們建立的會館，同樣以“和”命名。如“應和會館”的“和”,，也是此意；“應”則指嘉應五) 。從對會館的命名上，可以看出客家人註重的是祥和，是團結。直到20 世紀30 年代以後，才開始有以“客”、“客家”、“崇正”命名的客家語緣會館，如：新加坡客屬總會(1929) (即南洋客屬總會的前身) 、昔加末客家公會( 1936 年) 、古來客家公會( 1937年) 、檳榔嶼客屬公會(1939 年) 等等。會館名稱裏加進了“客屬”、“客家”等字樣。
南洋及其他地區早期的客民會館命名情況，說明了直到清代中葉，居住在閩、粵、贛客家大本營——今梅州市壹帶——的客民，還沒有特別明確的“我是客家人”的觀念。當時能令他們認同的只是血緣、地緣與語緣而已。
“客家”壹詞最初只能追溯到清雍正以後的廣東省
“客家”稱謂出現的原因，即是因清初“遷海復界”而引發的墾民潮;最先出現的地域是廣州府、肇慶府、惠州府的沿海地區，而且主要是廣、肇二府。是當地操粵語的原住民對來自贛、閩、潮、嘉、惠等地客屬移民的總體稱呼。因此，“客家”稱謂是出現在客民第四次大遷徙時期，出現的最早時間當為頒布“復界令”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 之後。
客家大本營（梅州）反倒沒有自稱“客家”的傳統
生活在粵北、粵東乃至贛南、閩西壹帶客民聚居的大本營的人們來說，四周全是同類，沒有條件，也沒有必要去認同“客家”這壹新出現的稱謂。所以當他們搬遷到四川時，自然也不會將“客家”壹詞帶過去，他們只知道自己來自廣東。“廣東人”就是當然的自稱，這種自稱也就反映到會館的命名上，他們將自己所建的會館命名為“廣東會館”。
在臺灣雖有“客民”壹說，但不特指講客家語的人
臺灣終清壹代文獻中，獨不見“客家”的記錄，這壹點是與廣東的清代文獻的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清代臺灣典籍中記錄的“客民”、“客仔”、“客人仔”等字樣，也並不單單只用來專指“客家族群”，它還可以用來指稱那些渡海過臺而未獲得臺灣戶籍的民人，其中也包括閩籍人。這種情況與清代的廣東省是極為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