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中國人如何應對外部世界

反觀中國歷史，每當國力雄起與外患接踵時，往往就是中國中心論與文化優越論不斷升溫乃至急遽膨脹的歷史時期。目前，中國正在走出近兩百年來的夢魘與低谷，尤其應該警惕中國中心論與中華文化優越論穿上偏執狂熱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華袞卷土重來。　　虞雲國　　前年北京奧運會，去年建國六十周年國慶大閱兵的強大陣容，今年上海世博會，經濟危機中率先復蘇的良好勢頭，GDP總量躍升世界排名第二，所有這些，讓有些國人在看待中國國際地位時有點頭腦發昏。大談二十壹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乃至動輒中國不高興的言論，不斷在耳邊聒噪。反思近代以前中國如何看待與應對外部世界的問題，也許會讓人清腦明目，放正中國與世界的位置。　　　　在古代，中國壹詞，最先不是壹個國家概念，而是基於文化因素上的地域概念，或是基於地域內涵上的文化概念。大體從秦漢起，以漢族為主體的統壹國家開始形成，中國才逐漸用來指稱國家實體，同時也隱含構成這壹國家實體的主體民族。　　相對中國，當時還有壹個四裔的概念，其語義原是四邊的意思，後經引申特指中國的周邊。這壹概念，隱然已有中國中心論的價值取向。《左傳?文公十八年》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表明當時中國人認為四裔都是蠻荒地區，其外則是魑魅的居住地。總之，中國的四裔都是拱衛華夏的蠻夷，按其方位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在此意義上，四裔即四夷。　　自先秦以來，古代中國人鮮明地劃出中國、華夏與四裔、夷狄的界限，而所謂華夷之別、夷夏大防，主要不是族群的區別，而是文化的差異。孔子說過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是就其文化程度而言的：內諸夏為禮儀之邦，外夷狄乃化外之民。　　最初的中國人自然而然地認為，中國即天下，後因張騫、玄奘與鄭和等出使的經歷，對天下（世界）與中國（華夏）的大小觀念雖有認知，但遲至明清，仍頑固地把中國等同於天下。即便不得不承認天下大於中國時，他們也依舊堅信，中國位居天下之中央，形成壹種將四裔也包括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之內的新天下觀。　　這種中國中心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構件，附著於儒家思想之上，自始便有強烈的文化意義，並在四夷壓迫中國時越發高漲。當北宋受到遼朝與西夏的威逼，學者石介就在其《中國論》裏強調：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　　當中國壹詞用於國家概念後，大壹統的中國君主，無不把自己視為整個天下的最高統治者。唐太宗表示：我今為天下主，無問中國及四夷，皆養活之。這種觀念不自唐太宗始，直到明清皇帝那裏，仍能聽到類似的聲音。　　周天子聲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明中國中心論已有足夠的歷史資源供其利用。作為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基本理念，中國中心論就是自居為天下的中心，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就是宗主與藩屬的君臣關系，中國周邊的四夷（無論是民族，還是國家）應與腹地壹樣，只有來朝進貢，俯首稱臣，才是天下之正義。賈誼有壹段議論雖針對漢初形勢所發，在古代中國卻有普遍意義：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茍車舟之所達，人跡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也就是說，凡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　　有學者把這種朝貢稱臣分為中國與境外各國各族的關系以及與境內各民族政權的關系，認為前者是獨立對等的國家或民族間的關系，後者是不平等的依附關系。但就接受朝貢稱臣的主體而言，中國中心論的主張者對來朝客體從來不作本質區分。這有乾隆朝自我標榜為證：天朝富有四海真所謂至於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者矣！也就是說，海隅日出的普天之下，都必須來朝稱臣。　　中國中心論之所以需要維持這種納貢稱臣的形式，無非藉此宣揚國力，誇飾太平，讓中國的君主乃至其治下的本土臣民獲得壹種強烈的精神滿足，沈迷於天下中心的地位。史載貞觀四年（630年），連唐太宗這樣的明君，也忘乎所以地沈醉在來朝四夷世為唐臣的諛頌中。倒是元代史家馬端臨還有壹份清醒，其《文獻通考》曾說：島夷朝貢，不過利於互市賜予，豈真慕義而來，諷以希口，宜無不可。也就是說，中國中心論往往是壹廂情願的自我感覺，甚至只是暗示對方說好話而求來的門面功夫。　　中國中心論的外在政治形式主要體現在四夷朝貢、天朝冊封，而秦漢以後逐漸自覺的中華文化優越感則是其核心意識。二者互為表裏，相互支持，構成古代中國認識、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兩大基本理念。　　任何民族熱愛自己的文化，是完全正常的。理性的認識是，不應該因此將自己的文化視為天下最優越的文化，並主張這種文化具有普世性，從而抹殺其他文化的存在價值。然而，在古代中國人看來，華夏體現文明，四夷體現野蠻。據呂思勉的《中國民族精神發展之我見》，這種中華文化優越論在春秋時期發足，而在秦漢以後不斷強化。　　在古代世界，中華文化處於強勢地位，不僅朝鮮、日本等深受中華文化浸染的東亞國家對中國深表認同與仰慕，其他周邊民族也對中國表示向往。周邊民族與國家對中華文化的向慕，是中華強勢文化在外部世界的折光，而這種反射回來的折光，讓古代中國人更加沈浸在原有的文化優越感中。乾隆朝修撰《皇清文獻通考》時就陶醉道：四夷自附於中華之禮教，是則聖人之道之大與聖朝之化之神也。　　文化優越感以精神層面支持了中國中心論，中國中心論又以國家形式強化了文化優越感。這種互動所帶來的直接效應，就是古代中國在處理外部世界事務時，對周邊民族與國家往往有壹種居高臨下的自大與不屑為伍的鄙視。於是，在古代中國與周邊四夷的關系中，不僅沒有平等可言，甚至連起碼的對等關系也不能接受。大業初，隋煬帝見到日本國書擡頭為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就大為不悅道：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表現出不屑壹顧的傲慢與偏見。　　這種態度，不僅有悖近代以來的平等觀念，也違背了儒家素所主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在當時人的觀念中，不僅嚴格區分華夏與夷狄的文化等級的高下，而且把四夷劃入禽獸的範圍。《左傳》就有諸如戎狄豺狼之類視四夷為禽獸的言論，在二十四史《外國傳》或《蠻夷傳》裏更是時有所見，甚至出自班固、魏征等政治文化精英之口。　　當然不能要求當時人就具備所有民族、國家壹律平等的現代意識，卻必須承認，古代中國對周邊民族與國家的根本看法，已經超出民族文化自豪感的正常閾度。正是這種文化優越感的過度膨脹，導致了古代中國人對周邊民族與國家抱有偏見與鄙視，造成他們對外部世界的挑戰難以有理性的態度與正確的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