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秘密社團 制度缺陷
明清兩季，山西的經濟地位十分特殊。壹方面“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故禹貢冀州無貢物”［1］而財賦有出，且所出皆為千百萬兩白銀之數；壹方面是十室九空、慣於“挾輕資牽牛車走四方”［2］的山右行商，眨眼間風雲際會，以票號經營獨步天下、笑傲江湖，令近現代的海內外研究者，對“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票商際遇或突增感慨，或仰慕之情有如滔滔江水。
明清500多年歷史中，鮮有壹個商幫能夠異常幸運地仰仗天時、地利、人和諸要素，迅速爬上神話般的財富巔峰然後又全然衰落。當年富商巨賈雲集的祁（縣）、太（谷）、平（遙）三地，如今只存留了幾座令人乍舌的明清高規格民居建築，所有的輝煌似已化作塵土。山西票號因何而起，又因何而敗？本文試圖從壹個新角度予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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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康基田《晉乘嵬略》卷2。轉引至《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張正明、薛慧林主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2頁。
2、（明）張四維《條麓堂集》卷20、《海峰王公七十榮歸序》，轉引同上。
壹、組織特征：晉商票號的“秘密社團”屬性
原則上講，“晉商”不能與“票號”劃等號，晉商的歷史要遠早於票號的歷史，遠可追溯到兩漢甚至春秋時期時期。但晉商最輝煌且成就突出者，非票號莫屬於。至於其他行業的山西商人，與同期的徽商等國內大商幫相比，似乎並無明顯過人之處。因此，講晉商多涉票號。票號的起源頗具傳奇性，近現代曾有過多種說法［3］。其中又以“顧炎武創立票號”最為缺乏根據也最具傳奇性［4］。類似的說法還不止壹家。［5］而且每有知名學者附議［6］。20世紀60年代，山西大學歷史系王守義、郝樹侯兩位先生也曾關註於此。
1、票號傳說的“秘密社團”內容
顧、傅創票號說並非本文中心內容，僅以引證票號創制起始的撲朔迷離，及其某種程度的“秘密社團”（secret societies）性質。事實上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始終存在著壹種很特別的士子類型。他們受前朝教育卻身在當朝，在精神上比本朝的貴族還高傲，但並未（或者說不屑於）獲得上等職業和顯赫地位，他們拒不認同社會的特權顯貴，並對現存秩序保持不滿和對現行體制總在進行批判。士子所處的社會通常經濟上落後政治上較前朝更為專制。正是因為如此，當這些士子群體企圖將批判精神化為具體運作，試圖引出激烈社會變革的時候，他們會組建秘密社團以求壹逞。
晉商票號既傳說是清季著名的反政府士人所創立，自然綱領、宗旨和管理手段總要異於常人。因此“號中規則極嚴密”且“尊行不廢”，而非簡單的在商言商［7］。同樣地，由於其“秘密社團”的性質，保守機密與保護社團的需要，決定了有關票商的檔案文牘是極難獲得的。能夠相對完整、準確復原票號業務狀況的賬冊、信稿之類，因為有人拿了粘貼房屋的頂棚，才偶然存留了下來而且也已經殘存不堪［8］。
總之，傳說雖不同於歷史，背後卻往往隱藏若幹不見諸文字的歷史真實。事實上，山西票號緣自管理上的高度自閉、經營過程的固步自封以及對從業人員嚴密控制的事實本身，已然帶有某中“秘密社團”的傾向。有學者認為，票號與其說是個企業，不如說更像“壹支秘密部隊”或是“壹個地下幫派”。山西票商壹手造就的這個紀律嚴明、賞罰分明而又與世隔絕的組織，通過“秘密社團化”的管理，給票號帶來了歷史上短暫的大繁榮，也註定了其覆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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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建生、劉鵬生等著《山西近代經濟史》，對票號起源的幾種不同觀點，如隋末唐初說、明末清初說、康乾嘉慶說、鴉片輸入說等，進行了相應的匯總和解釋。參見《山西近代經濟史》、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85頁。
4、《清稗類鈔》記述：“相傳明季李自成擄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其號中規則極嚴密，為顧炎武所訂，尊行不廢，故稱雄於商界者二百余年。”近人徐珂編《清稗類鈔》，是關於清代掌故遺聞的匯編。記載之事，上起順治、康熙，下迄光緒、宣統。書中涉及內容極其廣泛，舉凡軍國大事、典章制度、社會經濟、學術文化、名臣碩儒、疾病災害、盜賊流氓、民情風俗、古跡名勝，幾乎無所不有。編者態度嚴肅，遍涉清時各科，刻意於微末，可為清史之補正。
5、民國十二年（1923年），學者張壹在上海申報館出版《五十年來國事叢談》，其中的《顧亭林、傅青主與山西票莊》這篇文章中，記述了作者和山西票號某掌櫃（民國三年）的壹段對話，敘述顧、傅創票號的根由。
6、參見章太炎《太炎文錄續編》：“近聞山西人言，亭林嘗得李自成窖金，因設票號，屬傅青主主之，以是鐃於財用，清壹代票號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創也。”
7、反映晉商文化的《喬家大院》，是壹部典型的商業童話。果如劇中喬致庸那樣做生意，在現實社會中是很難成功的。喬致庸孤註壹擲地去做壹些事情，風險相當大，但其宗旨也非常偉大：武夷山販茶、助軍救駕、賑濟災民、保衛礦山等等，絕非壹般商人所為和所能為，更像是士子文人及其秘密團體在借此弘揚壹種既定的主義或主張。
8、日升昌票號的殘存信稿及部分賬冊，是在當代修繕房屋時候發現的。由於上述物品當初用來糊做了頂棚，散亂殘損極其嚴重，只能部分揭裱並重新裝訂成冊，現藏於山西平遙中國票號博物館。參見《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
2、票號經營中的秘密手段
秘密社團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圈子，也少不了讓外人看得壹頭霧水的暗號和密碼。這些內容手法，除了防偽的作用，還有其他的寓意在內。平遙“日升昌”票號當年的營業大廳中，墻上張貼著票號的規章以及壹篇看似普通的詩作。解說員總會主動告訴旅遊者，墻上的詩作其實是“日升昌”的密碼表：客戶的匯款地點、匯款金額、提現地點等，都用漢字編碼寫在匯票上予以保密。從密碼表的操作方式來看，日升昌票號所使用的密碼完全具備密碼學中有關編碼法（code）和加密法（cipher）的核心原理。當然，了解並掌握這壹原理，需要壹個時間過程。平遙“西裕成”顏料行改為“日升昌”票號後，由日升昌而分化隨誕生了著名的“蔚字五聯號”［9］。早期的“蔚泰厚”票號的匯票“暗號”還是比較簡陋的，可見日升昌的商業密碼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演變［10］。
所謂“編碼法”，就是用字、詞語和數字來替代明文。例如，“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12個字，是壹年當中12個月的代碼。“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30個字，是壹個月中30天的代碼。“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後行”是“壹、貳、三、肆、伍、陸、柒、捌、玖、拾”。“國寶流通”，其實是“萬、千、百、十”［11］。這些密碼過壹段時間就要更換，外人無從破譯。這種情況下，從碼文（codetext）還原成明文是不需要算法和密鑰的，而生成碼文或還原明文則需要壹本密碼本（codebook）。密碼本列出了所有數字（或替代文字）和與之相對應的明文字或短語。加密法，則需要算法和密鑰來加密信息。
日升昌的票號憑證上不僅有水印標誌，而且各分號寫銀票的筆跡上也有約定的暗號內容。有時候，某個字的間架結構上或是筆劃上，便可能早做了手腳且暗藏玄機。這些載有密碼的銀票壹旦兌付之後，往往立即銷毀。僅憑保留下來的幾張殘損匯票，判定壹段時間內兌付過的銀票並不銷毀的說法，是缺乏解釋力度的［12］。總之，票號在運營過程中許多做法上的神秘性，遠遠超過了同時期西方銀行正常開展業務所涉及的內容。給外人的感覺是，金融業務雖涉及錢銀馬虎不得，卻也不至若此。
大衛?卡恩（David Kahn）說過：“密碼術（cryptology）就是保護。通信對於現代人來說，就好比甲殼對於海龜、墨汁對於烏賊、偽裝對於變色龍壹樣重要。”［13］金融業用以規避金融風險的質押擔保等類形式，是票號的重中之重。以穩健經營著稱的山西票商，壹個明顯的例子是，在結算匯兌票證上做足了“避險”功夫的山西票商，似乎從來不考慮客觀存在的道德風險，並通過質押擔保等予以防範。票號業務基本空口為憑的做法實在令人乍舌，除了能證明自己是鐵桿的密碼愛好者之外，似乎在本業中別無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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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參見劉建生、劉鵬生合著《山西近代經濟史》、98頁。
10、參見中國人民銀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財經學院《山西票號史料》編寫組《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太原、2002年10月第壹版、山西經濟出版社、5頁。
11、不同票號的密碼設定各不相同，參見《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第十壹章、匯票信匯格式、密押及其他、1217頁。
12、黃鑒暉認為，山西平遙的中國票號博物館收藏有日升昌各分號向京城匯銀的幾張殘損匯票，說明道光年間兌付過後的匯票並不銷毀。參見《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
13、轉引至（美）理查德?斯皮爾曼（Richard Spillman）《經典密碼學與現代密碼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二、管理特點：票號內部制度的問題所在
中外歷史上，舉凡宮廷政變、地方謀反、幫派爭鬥、宗教結社之類，都是要在不可能存活的地方“置之死地而後生”，並打敗更為強悍的對手。
1、票號對成員的嚴密控制
為此，這些團隊不僅要紀律嚴明、號令有度，而且都帶有極強的“秘密社團”特征。“大德通”票號規定，“勿論老少人位，每逢下班歸裏，總得先到祁鋪，不準私先回家，然後到鋪。如與別夥捎帶物件，亦應先送本號留底轉寄。”［14］員工派駐外地的時間壹般是三年。員工去外地之前，所攜帶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總部壹壹登記。三年之後回總部時逐壹核對。這種對成員人身的控制可謂登峰造極，超越現代人的想象。
在嚴密控制的組織中，必定有高壓的手段。除上述夥計沒有得到身股時不許回家，稍有過失即予開除且別的票號亦不錄用之外。而且因為職員多是本鄉本土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這正是中國人愛用同鄉的壹種理由”［15］這種用人制度、內部防範制度以及相應的人身的限制，從票號的用人制度來看，幾乎可以概括為“生是票號的人，死是票號的——死人”：這壹切，是妳從進入票號的那壹天開始的。晉商的股份經營有兩種：銀股與身股。出資為銀股，出力為身股。合股經營中亦較易產生矛盾和糾紛，有時雇傭的店員攜資逃跑，店家可能采取羈留店員家屬或財產的辦法。倘若是經營方面單純的虧損過失，則實行無限責任制，壹直要對當事人追究到底。
關於票號夥計的選定，資料顯示是這樣的：“必俟基礎確定，而後從事開拓。且擇齒近若冠之年少略知寫算者，使習為夥，歷數載，察其可造，酌與身股，不給工資。唯歲給置備衣服之資……未得身股之前，不得歸，毫厘有差立擯之，他號亦不錄用……”［16］陳其田認為“這種辦法甚善，與近代西洋工業所推行的分潤制度相似。清代票莊如此發達，分紅制度是個很重要的因素。”［17］實大謬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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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參見《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太原、2002年10月第壹版、山西經濟出版社、597頁。
15、轉引至《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原文載：彭信鹹《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661頁。
16、轉引至《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原文載：徐珂《清稗類鈔》第十七冊、農商類、70－71頁。
17、轉引至《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原文載：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84－85頁。
2、票號股份管理的問題
秘密社團，通常比常規的社會團體更加等級森嚴和賞罰分明。壹份協成乾票號光緒32年的工資單顯示，該票號從最底層的沒工資的學徒到最頂層的分號掌櫃，訂立了36個等級的工薪，儼然是壹個等級森嚴的封建金融科層體系。在這樣的科層體系中，剛入行的成員需要從頭做起，處處謹小慎微，嚴格遵守票號規矩，以免由於自己的原因株連家人。這種管理方式與近現代企業管理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卻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管理形同神似。
“頂身股”是山西票號最為人所稱道的創舉。光緒32年，協成乾有工資的職工中，約三分之壹的職工擁有頂身股，看似可操作性很強激勵因素很高。實際上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樣不可小覷：票號開始總是“銀股”（貨幣資本）比“身股”（人力資本）多，身股大約只相當於銀股的二分之壹左右。隨著時間的推移，票號成員身股的數量已遠超銀股。1906年，協成乾票號身股的數量，達到銀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號身股的數量是銀股的120%。員工所占股份已超越東家。這種股份比例在當代有限責任公司中並不是嚴重的問題，但在晉商票號“股東壹股獨大”的環境下卻是個非常現實的管理問題問題。
3、票號掌櫃與東家的畸形關系
票號的“東（家）－掌（櫃）”關系，是晉商另壹個為人所普遍稱道的地方。這種關系卻是畸形發展的：由於從不過問和幹涉票號的經營，票號的資金支配者也就是東家，在面對執掌票號經營大權的大掌櫃時，形同面對“專家”的“行外人士”。此外，因為約定了東家“不理朝政”，每個票號內的職業成員都會借著保密其知識與意圖的手法，進壹步擴大其原有的優勢地位。
限於其運作方式，票號東家只能依賴其大掌櫃提供資訊。如果這些大掌櫃控制了東家與夥計的經濟資源，並將它們結合於自己的麾下進而造成“行業壟斷”，以對抗東家甚至更高級別人等如地方官吏的話，無疑將形成壹種嚴重的威脅。因此，雖然東家高高在上，可以決定是否裁撤或留任某個掌櫃，歷史上卻出現過票號東家給大掌櫃下跪求饒的怪現狀［18］。
可見類同於“秘密社團”的管理方法，往往能立竿見影，卓見成效。這樣的成效實質上卻是有效果沒效率；有速度而方向不明。晉商票號高效、集權、統壹的領導模式，導致大掌櫃壹句話就可以否決部屬的正確提議，乃至於使東家膽寒懼怕。可見，票號東家不過問業務而全權委派大掌櫃管理，非但不是票號管理中時所公認的優點和長處，反倒是掌櫃專權以營私利的問題所在。壹個不尊重股東權益惟經理人是重的機構，是不具備長久生命力的。這是企業管理的“天條”，違反這個“天條”肯定要付出慘重代價。
三、制度缺陷：晉商票號衰敗的致命原因
有學者認為，中國沒有產生過類似西方近代工業化的“功利性組織”（現代企業），而以“維持生存性組織”（傳統商號）為特征。考察晉商票號在微觀層面上所形成的功利邏輯，基本可以斷定它的“技術理性”從未上升到商業金融管理的“制度層面”。這固然受制於彼所處環境的影響，但也說明票號貌似先進管理的背後，實質上依靠“長治久安”、“豐衣足食’等信念支撐［19］。資本積累和利潤去向方面，也多以捐輸助餉、購置田宅、修路築橋、祠廟義學等類內容為主［20］。
1、傳統文化對晉商行為的影響
傳統觀念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涉及技術理性、功能理性之類的內容是不可能有生存發展空間的。中國歷史上重農抑商的傾向非常嚴重，因此無論是技術理性還是功能理性，都只能在制度層面所允許的範圍內有限存在或變相存在。晉商與其說成功於自身所具備的商業經營智慧，不如說成功於對中華管理傳統的領悟與熟練運用。最終，也失敗於這種傳統的既定法則。
穩健經營始終是晉商的特色，既然穩定壓倒壹切，其他的追求和目標就只能在固定的框架內起作用。組織的穩定更多地與成員的利益、態度、觀念和組織內部的人際網絡結構有關，也就是與非正式的管理結構有關。組織管理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技術理性和功利邏輯，無論其作用還是發揮的空間，都要受到極大的限制。這是農業生產的周而復始，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以及鄉土社會的循環往復所決定的。
上述過程中所衍生出的傳統理想追求、道德理念和精神氣質，在近現代仍是壹種至高無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律令。而晉商票號壹旦被道德教化占據了主體精神的位置，自身便無法形成規範、清晰的管理制度和相應框架。教化本身所營造出的現實生存環境，必定要扼殺個性和創造性，造成管理方面極為不利的後果。某種意義上，帶有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方式的晉商票號、缺乏流動性的長期經營實踐，使它更強調成員的“修身”，而將技能、規範、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對票號成員最重要的評價標準。這些特征與政治化管理所強調的忠心、服從，以及中國傳統管理的求善、求治目標是相壹致的。
因此，晉商票號雖然層級分明、秩序井然，其管理控制過程卻並未實現現代化和制度化，而更多是借重親子、朋友、同鄉等類情感化的因素去融通、感化或者威懾。歷代晉商票號雖然培訓出了大量合格的近代金融業職業人選，卻絕對禁止人力資本的流動。而人力資本作為在生產要素之壹，流動是其客觀現實所需。也是壹個必要條件。此外，票號重經驗而輕思辨的管理邏輯，也是這壹群體雖顯赫壹時卻沒能產生職業技術規範的客觀原因［21］。
2、晉商規避商業金融風險的錯誤選擇
明清商人防範商業風險的若幹舉措，壹是對政治力量的崇拜和依附。誠如《皇朝經世文編?鹽法考》（卷50）所言：“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護己而豢之。”交通王侯是商人利潤的壹個重要流向，晉商在“行媚權貴”上的做法可以說是比較突出的［22］。二是商人通過組成商幫、建立會館形成合力，增強抗禦風險能力。明清時期遍布全國的晉商會館，多為晉商形成商幫並落籍客地後逐步建立的同鄉、同業組織。晉商據此進行自組織形式的管理，通過“祀神、合樂、義舉、公約”等活動，建立起社區化的基層社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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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劉建生、劉鵬生合著《山西近代經濟史》載：日升昌掌櫃雷履泰因與副手之間矛盾激化，以撤銷日升昌各分號相要挾，迫使票號東家李大全裁撤對手，並給雷履泰下跪平息此事。99頁。
19、參見劉建生、劉鵬生合著《山西近代經濟史》：第三章、山西商人的長足發展及衰落、333頁。作者認為山西商人因其壟斷地位的保持及其與政權力量的結合，決定了他們的保守性。因此其思想意識與封建制度是相適應的，並以獲得盈利為滿足，不思進取。
20、參見《明清晉商資料選編》、294－309頁。
21、以電視連續劇《喬家大院》為例證的社會對晉商文化的總結，無非“智”、“信”、“義”三大說法，整體上還停留在傳統儒學的核心價值範圍，而與經濟金融的專業運營和管理思想無涉。這壹觀點也是造成今日晉商研究無法擺脫就事論事的困惑所在。
22、劉可為在其“從山西票號的衰亡探析企業的經營與制度創新”壹文中斷定，與封建政府聯系過緊，脫離了商品經濟的土壤，使山西票號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參見穆雯瑛主編?中國近現代史料學學會《晉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268頁。
23、王日根：《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132頁。
結 論
近代的中國社會沒有經歷過類似西方工業化的歷史巨變，因此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極不發達，專業化、職業化始終處於渾沌、未開發狀態。加之歷史形成的壹體化社會制度和觀念，容易把不同領域的管理過程看作是同壹的過程。這種壹體化管理表現為以對人的教化、訓練為起點，既沒有技術規範和職業規範也沒有理性的職能化分工體系。而在傳統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惡總是比是非對錯更重要，同樣地，穩定與協調、生存與延續，也總是比效率和效用乃至“事功”更重要。這在壹定程度上，決定了晉商票號的歷史宿命。
傳統管理的得失功過可以歸結為五個基本方面：1、長於精神而失之於物質；2、長於協調而失之於功利；3、長於穩定而失之於變革；4、長於統合而失之於具體；5、長於人事而失之於理性。所有這壹切，都成為了晉商票號管理現代化的歷史包袱，它嚴重地障礙了票號管理思想的進步、組織的革新以及內部的體制改革。反對變革、摒棄競爭、畏懼冒險的強大心理慣性，不僅影響了票號的進壹步發展，而且阻礙了中國早期金融業的技術職業化和工具理性發展，這是近現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晉商票號中沒有生長土壤的原因，也是票號管理者學習現代西方管理的壹種思維障礙使然。
以環境制度層面的觀念、文化、意識形態為最高價值理念，以相應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為工具，必然形成傳統的嚴格的政治化管理。由於技術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價值沒有確立起來，組織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現為壹種政治作用過程。這壹過程的慣性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當發現“效率”、“效用”壹類有違或妨礙傳統經營原則和基本商業信念的時候，晉商這樣接受傳統教化的機構組織是寧可棄之不用。新制度經濟學所承認的壹個基本條件是：壹個人的任何行為都是經過選擇的。在這裏選擇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趨利避害本能的人，總要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換句話說，輝煌壹時的晉商票號，鑒於所處時代制度缺陷的實際狀況，有某種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