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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時代,成就巨頭的,是1000萬吃著“殘羹冷炙”的外賣員

資本家如何剝削工人?

在中國,這個答案或許有些殘忍。

前不久,北京的壹位處長體驗了壹把外賣員的生活,得到的結論是:太不容易了,工作12小時才賺了41元,很委屈!

5月10日,這位處長攜巡視組又與美團的公司代表進行了對話,得到的信息觸目驚心!

第壹,美團平臺上註冊的外賣員有1000萬人,但這1000萬人都不屬於正式員工,而是外包給承包商的。

因為是外包關系,所以很多外賣員只能得到最低標準的社保,甚至沒有社保!

第二,巡視組問:如果外賣騎手發生意外了,是美團負責,還是供應商負責?美團代表很直接:“這事兒就是商業保險來負責了,騎手太多,我們沒辦法完全直接負責任。”

妳猜怎麽著,就是每天3塊錢的商業保險,美團都是從外賣員的傭金中扣的!

美團公司的代表即便是在巡視組面前,都是冷漠而傲慢的語氣。

他們,何曾把工人當人!

數據統計顯示,從2013年到2020年,中國的外賣市場從634.8億元增長到了8352億元。

用戶和資本,幾何式的增加,肥的當然是資本家的腰包。

餓了麽成功被阿裏高價收購,美團的股價也是壹路狂漲。

從創業小公司到行業巨頭,僅僅用了幾年的時間。

而滋養著這些巨頭的,就是無數的外賣員。

陳輝(化名)是“美團”的壹名員工,從工地辭職加入外賣行業後,他的工作時間增加了壹倍。

早上9點半到晚上8點,每周有壹到兩次值班到夜裏12點,壹個月只能休息1~2天。

雖然穿著“美團”的衣服,但他並不是“美團”的真正員工,而是第三方物流公司分配過去的。

接單,取餐,送餐。

在外賣平臺的計算下,他的送餐時間壹再被壓縮。

從壹小時到45分鐘,再到30分鐘。

APP上有壹個送餐倒計時,他捧著手機就像捧著定時炸彈,因為壹旦不能按時送達,就會面臨罰款!

超時10分鐘罰款5元,20分鐘10元,以此類推;另外和客戶發生口角,罰款50。

罰款明細表上,所列事項高達10多條。

為了趕時間,他騎電動車的速度,只能用“不要命”來形容。

如今,我們在百度搜索中輸入關鍵詞“外賣、交通事故”,可以檢索到1380萬個結果。

幾乎每天都有外賣小哥的事故發生。

2015年4月,壹個高中生被“美團”的外賣員撞傷,最後法院認定送餐員搶時間,和行人相撞,美團賠償了15.7萬元。

2017年1月2日,上海壹名外賣送餐員因涉嫌闖紅燈被撞身亡。

前段時間,外賣小哥猝死的消息引爆全網,妳猜美團賠了多少錢?

僅僅60萬。

巡視組問美團代表:“這是在妳們的商業險之外,還是迫於輿論壓力?”

美團代表回答:“應該是後者。”

代表的潛臺詞是,要不是那麽大的輿論,也不會賠60萬。

可能在他們眼裏,壹個外賣員的命,都不值60萬!

即便風險和壓力如此之大,但仍然有不少人選擇擠入這個行業。

對千千萬萬來大城市務工的人員來說,不送外賣,又能做什麽呢?

去工廠,那裏是冷漠的流水線生產以及準軍事化的管理,不僅勞動強度大,還不允許工人隨意走動、交談以及玩手機,每天累得要死。

而城市裏很多白領的工資,也不過五六千而已。

如果拼命跑外賣,工資是可以達到八千到壹萬的。盡管沒有用工合同,沒有社保。

外賣平臺也抓住了務工者的心態,他們通過外包公司節省了搭建龐大物流團隊的成本和時間,也順勢推諉了幾十萬外賣大軍的社保責任。

有人計算,壹旦美團被要求為近千萬外賣小哥繳納五險壹金,每年成本將上升至少100億元。

為了省下這筆錢,巨頭們不擇手段。

以“美團”為例,2014年初,美團只有200多名員工,覆蓋範圍也只有全國的20個重點城市。

如今,“美團”擁有壹個超過300萬人的配送團隊,當中僅有數萬人是直屬員工。

在大多數第三方配送公司中,外賣員並沒有正規的勞動合同,更談不上五險壹金。

薪酬結構中,沒有底薪,僅以每單獲取配送費提成作為酬勞。

更隱形的壓榨是,外賣員以為他們的工作是自由的,可以到處跑。

但實際上,他們根本沒有自由。

隨著大數據的計算,這些巨頭已經用壹整套的算法,將外賣員的軌跡控制得死死的。

送單數量、騎行距離、好評數量的排名,讓這些騎手陷入到資本定制的 “趕工 遊戲 ”中。這變相地延長了工作時間,加大了工作強度。

有研究顯示,騎手的每天平均工作時間為11.4小時,這已經是制造業“血汗工廠”的標準。

在算法下,外賣員的身體就像流水線上的壹臺機器。

就像去年很火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裏所寫:

是的,資本家從來不會對工人心慈手軟,有些人逃出了富士康的流水線,但卻沒逃過美團的大數據。

平臺們掌握的大數據,不是為用戶服務的,而是為了他們最大程度地剝削勞動者,最大程度地忽悠消費者!

可以看到,在制造業不景氣的環境下,外賣經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這是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轉變。

比起工廠的壓榨,互聯網平臺的壓榨更隱蔽。

以制造行業,農民工還可以通過法律程序來改善工作生活處境,工廠壹般也會繳納最低的五險。

但在外賣經濟中,這些都可以規避。

根據法律規定,公司懲戒員工的數額不能超過勞動者當月工資的20%。如果扣除後的數額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則按最低工資標準支付。

但是,目前平臺對騎手的懲罰措施卻不受限制,往往客戶壹個差評就能讓騎手壹周的勞動化為烏有。

壹個外賣員散戶,靠什麽對抗這些巨頭?

外賣平臺就是用法律中的模糊關系,讓平臺對騎手享有最大的控制權力,承擔最小的責任!

拿著智能手機,騎著電動車奔馳在大都市的他們,仍然是壹群吃青春飯的打工人,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明天在何方,也沒有人給他們保障。

當然,可能也有個別極端現象。

比如京東,每個保安,每個保潔,每個快遞員都跟京東有勞動合同,劉強東也堅持全額給員工繳納五險壹金。

劉強東說:“如果妳這家公司是靠克扣員工的五險壹金,犧牲了他們60歲以後保命的錢,那是恥辱的錢,賺了多少都會讓我的良心不安,我沒有成就感。”

不過,劉強東也只有壹個,京東的員工也是有限的,資本家的承諾也是說變就變的。

如何拯救1000多萬吃著資本家“殘羹冷炙”的外賣員呢?

我們期待國家能看到這群在太陽底下,曬不到“太陽”的人!

出臺政策,給巨頭壹些限制,給他們壹點關懷!

如果妳也點過外賣,希望可以將這份呼喚接力下去。

關於外賣員和平臺的關系,妳怎麽看?歡迎在留言區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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