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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的影響

它是指貨幣流通中出現的這樣壹種情況:投入流通中的貨幣,主要是紙幣發行量過多,大大超過流通實際需要的數量,以致引起貨幣貶值。

通貨膨脹對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的影響:

(1)實際收入水平下降

(2)價格上漲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導致福利減少

(3)通貨膨脹的收入分配效應:具體表現為:低收入者(擁有較少稟賦者)福利受損,高收入者(擁有較多稟賦者)卻可以獲益;以工資和租金、利息為收入者,在通貨膨脹中會遭受損害;而以利潤為主要收入者,卻可能獲利。

再分配效應

在現實經濟中,產出和價格水平是壹起變動的,通貨膨脹常常伴隨著有擴大的實際產出,只有在較少的壹些場合中,通貨膨脹的發生伴隨著實際產出的收縮。為了獨立的考察價格變動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假定實際收入是固定的,然後去研究通貨膨脹是如何影響分得收入的所有者實際得到收入的大小。

首先,通貨膨脹不利於靠固定的貨幣收入維持生活的人。對於固定收入階層來說,其收入是固定的貨幣數額,落後於上升的物價水平。其實際收入因通貨膨脹而減少,他們接受每壹元收入的購買隨價格的上升而下降。而且,由於他們的貨幣收入沒有變化,因而他們的生活水平必然相應地降低。

相反,那些靠變動收入維持生活的人,則會從通貨膨脹中得益,這些人的貨幣收入會走在價格水平和生活費用上漲之前。

其次,通貨膨脹對儲蓄者不利。隨著價格的實際上漲,存款的實際價格或購買力就會降低,那些口袋中有閑置貨幣和存款在銀行的人受到嚴重的打擊。同樣,像養老金、保險金以及其他有價值的財產證券等,他們本來是作為防患未然和蓄資養老的,在通貨膨脹中,其實際價值也會下降。 通貨膨脹是資產階級或統治階級加強對基層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重要手段。通貨膨脹首先給工人和農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它使得物價不斷上漲,貨幣購買力不斷下降,由此引起工人實際工資急劇下降,生活日益貧困。而農民等小生產者則因為物價上漲過程中,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擴大,不得不以高價購買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生活資料,低價出賣自己的農產品和手工產品,因而更加貧困。

通貨膨脹也嚴重影響壹般公職人員和知識分子的生活,因為他們的薪金也不能按物價上漲的程度而相應增長。但是,通貨膨脹卻給壟斷資產階級帶來極大利益。

他們不僅會通過政府訂貨和價格補貼等,把資產階級國家用濫發紙幣從勞動人民那裏掠奪來的大部分收入轉入自己的腰包,而且可以利用實際工資下降,或者用貶了值的貨幣償還債務,以及利用物價飛漲乘機進行囤積居奇等等,獲得巨額的利潤。 在有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必將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影響。如果社會的通貨膨脹率是穩定的,人們可以完全預期,那麽通貨膨脹率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很小。因為在這種可預期的通貨膨脹之下,各種名義變量(如名義工資、名義利息率等)都可以根據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從而使實際變量(如實際工資、實際利息率等)不變。這時通貨膨脹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的唯壹影響,是人們將減少他們所持有的現金量。但是,在通貨膨脹率不能完全預期的情況下,通貨膨脹將會影響社會收入分配及經濟活動。因為這時人們無法準確地根據通貨膨脹率來調整各種名義變量,以及他們應采取的經濟行為。

(壹)在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通貨膨脹將有利於債務人而不利於債權人

在通常情況下,借貸的債務契約都是根據簽約時的通貨膨脹率來確定名義利息率,所以當發生了未預期的通貨膨脹之後,債務契約無法更改,從而就使實際利息率下降,債務人受益,而債權人受損。其結果是對貸款,特別是長期貸款帶來不利的影響,使債權人不願意發放貸款。貸款的減少會影響投資,最後使投資減少。

(二)在雇主與工人之間,通貨膨脹將有利於雇主而不利於工人

這是因為,在不可預期的通貨膨脹之下,工資增長率不能迅速地根據通貨膨脹率來調整,從而即使在名義工資不變或略有增長的情況下,使實際工資下降。實際工資下降會使利潤增加。利潤的增加有利於刺激投資,這正是壹些經濟學家主張以溫和的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發展的理由。

(三)在政府與公眾之間,通貨膨脹將有利於政府而不利於公眾

由於在不可預期的通貨膨脹之下,名義工資總會有所增加(盡管並不壹定能保持原有的實際工資水平),隨著名義工資的提高,達到納稅起征點的人增加了,有許多人進入了更高的納稅等級,這樣就使得政府的稅收增加。但公眾納稅數額增加,實際收入卻減少了。政府由這種通貨膨脹中所得到的稅收稱為“通貨膨脹稅”。壹些經濟學家認為,這實際上是政府對公眾的掠奪。這種通貨膨脹稅的存在,既不利於儲蓄的增加,也影響了私人與企業投資的積極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三次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分別發生在1980年,1988年和1994年。

痛苦指數

痛苦指數Misery index的概念

痛苦指數代表令人不快的經濟狀況,等於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總合。其公式為:痛苦指數=通貨膨脹百分比 + 失業率百分比,表示壹般大眾對相同升幅的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 新凱恩斯主義(neo-keynesian) 依新凱恩斯主義,通貨膨脹有三種主要的形式,為robert j. gordon所說的“三角模型”的壹部分:

需求拉動通脹(demand-pull inflation)——通貨膨脹發生於因GDP所產生的高需求與低失業,又稱菲利普斯曲線型通貨膨脹。

成本推動通脹(cost-push inflation) ——今稱“供給震蕩型通貨膨脹”(supply shock inflation),發生於油價突然提高時。

固有型通貨膨脹(built-in inflation)—— 因合理預期所引起,通常與物價/薪資螺旋(price/wage spiral)有關。工人希望持續提高薪資,其費用傳遞至產品成本與價格,形成惡性循環。固有型通貨膨脹反應已發生的事件,被視為殘留型通貨膨脹,又稱“慣性通貨膨脹”,甚至是“結構性通貨膨脹”。

這三型的通貨膨脹可隨時合並解釋現行的通貨膨脹率。然而,大多時前兩種型態的通貨膨脹(及其實際的通貨膨脹率)會影響固有型通貨膨脹的大小:持續性的高(或低)通貨膨脹帶動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貨膨脹。

三角模型中有兩項基本元素:沿著菲利普斯曲線移動,如低失業率刺激升高通貨膨脹;以及轉移其曲線,如通貨膨脹升高或降低對失業率的影響。 理論主要集中於貨幣供給:通貨膨脹可由流通中的貨幣數量與經濟供應力(其潛在輸出)相關。

貨幣供給在程度溫和的通貨膨脹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爭議。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相信其具強力連結;相反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強調總體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貨幣供給僅只是總體需求的決定性因素。

凱恩斯主義解釋法的基本觀念為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稱之為菲利普斯曲線模型。此模型在物價穩定度與失業率之間權衡(trade off);故為將失業率降至最低,可允許壹定程度的通貨膨脹。

菲利普斯曲線模型極佳的描述出美國在1960年代的經歷,但不足以詮釋其於1970年所遭遇到的通貨膨脹升高與經濟停滯結合。現今菲利普斯曲線用以關聯薪資總額增長與壹般性通貨膨脹的關系而非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 因為供給震蕩與通貨膨脹已成為經濟活動的固定因素,當代整體經濟使用‘位移’過的菲利普斯曲線(以及物價穩定度與失業率之間的取舍平衡)來描述通貨膨脹。

供給震蕩意指1970年的油價震蕩,而固有型的通貨膨脹意指物價/薪資循環與通貨膨脹預期,表示在正常經濟情況下容忍通貨膨脹。因此,菲利普斯曲線僅代表三角模式中的需求拉動通脹。

另壹個凱恩斯主義的觀點為潛在產出(有時稱為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達到最高生產力的狀況下經濟體之GDP水準——為習慣性且固有的限制。此種輸出標準對應於nairu——固有失業率、自然失業率或全職性的失業率。在如此架構下,固有型通貨膨脹率為內因性地取決於經濟體內的勞動量:

GDP超出其潛在水準(且失業率低於nairu)時。該理論指出,在其他條件相等時,通貨膨脹隨著供應者提高價格而加劇,且固有型通貨膨脹會更惡化。進壹步將導致菲利普斯曲線朝著高通脹與高失業擺向滯脹。這種“加速型通貨膨脹”曾見於1960年代的美國,當時越戰的開銷(由小額加稅扺消)在數年間將失業率壓低在百分之四以下。

GDP低於其潛在水準(且失業率高於nairu),而其他條件相等時,通貨膨脹隨著供應者企圖降價,讓市場消化超額數量,並低估固有型通貨膨脹而減低;即阻止通貨膨脹。將導致菲利普斯曲線朝著低通脹與低失業擺向期望的方向。阻止通貨膨脹曾見於1980年代的美國,當時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的抗通脹措施帶來數年的高失業率,其中兩年曾高達百分之十。

GDP相等於其潛在水準(且失業率也等於nairu)時,只要沒有供給震蕩,通貨膨脹率即不變。長期說來,大多數的新凱恩斯總體經濟學者視菲利普斯曲線為垂直。也就是說,若通貨膨脹率高到可以壓過失業率的情況下,失業率為其前提,且等相於nairu。

然而,以該理論作為政策制訂的標的存在缺陷。潛在產出(以及nairu)的數量通常為未知,且會隨時間改變。另外,通貨膨脹率的發生並不對稱,上升的速度較下降為快;更糟的是還趨向隨政策而變。例如說,在撒切爾首相主政時期,失業者發覺自己處於結構性失業,也就是無法在不列顛經濟體內找到適才適所的就業機會,當時英國的高失業率可能提高了nairu(且潛力降低)。在壹經濟體避免跨越高通貨膨脹的門坎時,結構性失業率的提高暗示著只有小量的人力可在nairu中找到就業機會。

若假定nairu與潛在產出兩者皆具獨特性且迅速達成,則絕大多數的非凱恩斯主義的通貨膨脹理論可理解為包含於新凱恩斯主義的觀點中。

當“供給面”固定時,通貨膨脹取決於總體需求(aggregate demand)。固定供給面也暗示著公私機構的開銷定然相互沖突。故政府的赤字開支會對私營機構產生排擠效果,而對就業水準並無影響。也就是說,資金供給與金融政策為唯壹可影響通貨膨脹者。 供給面(Supply side)經濟學說假定通貨膨脹壹定由資金供給過剩與資金需求不足所引起。對這兩個因素而言,資金數量純粹只是標的物。

於是,歐洲於中世紀的黑死病流行期間所發生的通貨膨脹,可視為因資金需求降低所引起;而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可歸因於美國脫離布雷頓森林體系所訂定的金本位後所產生的資金供給過剩。供給學派假定,資金供給與需求同時提高時,不會導致通貨膨脹。 在經濟學上,通貨膨脹意指整體物價水平持續性上升。壹般性通貨膨脹為貨幣貶值或購買力下降,而貨幣貶值為兩經濟體間之幣值相對性降低。後者用於形容全國性的幣值,而前者用於形容國際市場上的附加價值。兩者之相關性為經濟學上的爭議之壹。

通貨膨脹之反義為通貨緊縮。無通貨膨脹或極低度通貨膨脹稱之為穩定性物價。

在若幹場合中,通貨膨脹壹詞意為提高貨幣供給,此舉有時會造成物價上漲。若幹(奧地利學派)學者依舊使用通貨膨脹壹詞形容此種情況,而非物價上漲本身。因之,若幹觀察家將美國1920年代的情況稱之為“通貨膨脹”,即使當時的物價完全沒有上漲。以下所述,除非特別指明,否則“通貨膨脹”壹詞意指壹般性的物價上漲。

通貨膨脹之反義可為“通貨再膨脹”,即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物價上漲,或緊縮的程度降低。也就是說,壹般物價水平雖然下降,但幅度縮小。相關詞為“通貨膨脹率減緩”,即通貨膨脹上升速率減緩,但不足以造成通貨緊縮。

部分學者認為,中文“通貨膨脹”壹詞字面上容易給人通貨本身價值增加的聯想,建議改稱“物價膨脹”,但並未廣獲使用。 對壹個國家經濟而言,有三個問題最為重要:其壹經濟增長;其二通貨膨脹;其三失業率。經濟增長是大國最關心的;而通貨膨脹則伴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本文主要討論通貨膨脹的本質問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通貨膨脹產生的真正原因是資本對利潤率平均化的要求。換句話說:相同單位的資本要求得到相等的投資回報,即資本無差別化。

然而現實中資本無差別化不可能存在,這往往受到資本進入行業或產業的難易程度影響。所以資本進入行業或產業的難易程度產生了利潤平均化的級差,這種行業或產業之間客觀存在的級差利潤率可以在完全市場條件下取得某種均衡,這種均衡壹旦被打破,就會拉大行業或產業之間的利潤率比率,從而產生通貨膨脹。資本進入行業或產業的難易程度受利率,分工,行業生產力,投資規模,科學技術的保密程度,人力資源,品牌,信譽,專利,標準,原材料的可獲得性等因素的影響。

通貨膨脹是市場經濟的固有屬性,在現實生活中,創新的推動,市場需求的波動,勞工的議價等會使資本利潤率產生差異,進而價格被扭曲。之所以會這樣,最重要的是科學技術的推動使投資者覺得投資有差異,利潤率也應當有差異,因而通貨膨脹通常發生在利息率降低,通貨供應充足的情況下。在這時,那些充足的資金會迅速的從利潤率低的行業流向利潤率高的行業;即流動資金越多,對行業利潤率平均化要求越迫切。

而在高利息率時期,資金緊缺,各行業對利潤率平均化要求不高,因而行業間利潤率差就高,但是如果各行業的相對利潤率被充分扭曲時,高利息率下同樣有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CPI指數是個不太準確的概念,因為它不能包含全部商品,事實上未包含的商品往往具有更強的指導性。如創新的產品在進入市場時售價高而占GDP的比重小;而另壹些將要被淘汰的產品價格偏低,占GDP的比重也偏低,統計指標常常將之忽略。

打破平衡往往是由成本,需求,創新這三者的易變性決定的,這三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由企業決定,比如成本中:原料,人力資本由外部決定;需求由顧客決定。在經濟擴張與衰退期需求波動較大;創新往往改變生產率,所以創新由行業與產業之間的創新成果的相對性決定,且偶然性大。

從企業或行業的角度:企業投資都有壹個長期目標,進而決定其資產配置,如固定資產投資,這就決定了企業在作利潤決策時,追求利潤最大化;行業是由許多企業組成的,國家又由眾多行業組成,所以企業並不會以利潤率平均化為決策組織生產,這是另壹個原因。

投資直接改變了行業,企業之間的利潤率,因為投資畢竟是個體(單位)行為,由於投資受到決策主體,環境,資源與心理預期的影響,資本的差別化始終存在,有時還很大。因而行業與企業的利潤率被扭曲也是客觀存在的,而通貨膨脹及資本利潤率平均化的要求是自然調節這壹不公平現象的有效方式,這也適合經濟周期中的調節,如經濟擴張期,利潤率被嚴重扭曲;在衰退期,利潤率趨於平均化。

然而投資也可以符合資本無差別化原則。如政府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除了通過財政支出實現資本利潤平均化外,還可以通過價格控制各行業利潤率;而貨幣政策就體現在利息率與匯率調控上,如提高銀行準備金,從這可以看出通貨膨脹與利息率存在關系。

假如企業保持合適的利潤率,而適當增加勞動力支出(工資),保持合適的消費支出,無疑科技創新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或可生產產品的增加,將使資本經濟快速增長,個人可支配的財富更多,但這只能是理想;正如前面所說,企業並非以社會利益來決定利潤率(積累),而是追求自我的最大化,這就決定了資本要壓低勞動力價值(工資)的本性,因而資本經濟增長緩慢,經濟周期明顯。要解決這壹矛盾,必須從系統的角度,以資本無差別化為引導,本著平衡消費與積累的關系,以科技創新發展經濟為目的,制定適合各行業,企業的利潤率政策與監管,才可能化解資本經濟的各種缺陷。

現實中各行業的利潤率是有明顯差別的,這種自然差別能夠自動取得某種均衡的比率,即前面提到的利潤平均化的級差。比如石油/IT=4/5;工業/農業=4/3等,這種比率可以自動形成壹種商業習慣性利潤率的合理比率,從而在企業,行業,顧客,社會中形成所謂的合理利潤率。這種均衡可以稱其為自然狀態下的資本級差化均衡。即行業間的自然平均化。然而這種均衡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只能是壹種短暫的均衡,其根本原因有:

(1)金融體系的發達推動著投資打破原來的經濟結構。

(2)科學技術帶來生產力的提高,讓人們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購買不再由必需所左右,消費者更富有想象力,通過心理活動改變購買行為變得更加容易,由於沖動,非理性購買客觀存在,從而使得購買有強烈的潮流性。使某些行業提供的產品短時間膨脹或收縮強烈。

(3)科學技術創新的非程序化,對市場結構的沖擊像波浪壹樣影響經濟。

(4)由於各行業本身利潤率的不同,成本結構不同,市場規模不壹樣,從而使得利潤積累的速度與數量,資產補充的速度與方式,市場的存在與替換的速度都不同。這往往會對新投資的時間,規模,速度產生重大影響。

單個行業的利潤平均化級差有個度,這個“度”取決於:①行業內理想的投資回報率,如A行業7%。②社會平均利潤率的比率,如A行業利潤率為7%,社會平均利潤率為10%,A行業與社會平均利潤率的比率在[0.6,1]之間波動。更常見的情況表現為供不應求或供過於求。

例如2007年國內豬肉價格普遍上漲,表面上是由於豬肉供應量減少,其實質原因是:壹、價格上漲使豬肉成本上升。二、豬肉利潤減小,不少養豬戶都不是批量飼養,所以得不到規模優勢,既而不養豬而做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當豬肉價格上漲時,雞,牛,羊肉也紛紛上漲,因為它們都不同程度的低於“社會平均”利潤率。

通貨膨脹是調節利潤率分布不均的重要方式,也是調節投資分配不合理的自然手段;因為信息不對稱,投資的主觀化,匯率,投入,產出,需求等在經濟環境中總存在適應性調整。

利息率的影響。企業投資者是根據相對性成本來籌資的,如果貨幣政策以降息來促進投資,那麽投資中用於技術創新的部分就會明顯不足,這是因為存在可比利潤的影響,例如原有產業的利潤率普遍較低,貨幣政策可以使決策者認為在原有產業繼續投資導致整個產業利潤率下降乃可彌補利息成本,且由於規模經濟的“陷阱”使決策者過於樂觀,從而使得產業利潤率進壹步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創新不如在原有條件下復制性投資,這使得通貨膨脹上升,失業率下降。

當利息率上升時,投資同樣進行,這時企業決策者明白,利息率高必須以更高的利潤率來補償,在原有產業,設備等條件下投資只能加重原來產業的競爭與降低整體利潤率,除非企業投資促進壟斷形成,這時可以加快企業購並速度,促進規模經濟與壟斷行業的形成;另壹種情況是創新進壹步深化,因為創新成果能帶來豐厚的利潤,足以彌補利息率的上升,這就導致了產業的升級與新興行業的產生,這種變革使得經濟增長的同時通貨膨脹率低;在不能促進創新時失業率高,這是由於各行業內購並重組辭退了多余的工人;如果促進了創新,這又使得失業率下降。當然上面兩種情況並不是絕對的。利率下降或低利率對消費者來說更有利,因而促進了內需,但是促進程度值得研究,因為如果發生了高通貨膨脹或投資收益率普遍較高時反而不利於促進內需,消費代價反而高。利息率上升或高利息率不利於消費,這時投資適合出口增長帶動經濟。

當然單純從利息率的升降並不能說明問題,必須結合相關相對性與連續性才有意義。國家在使用利息率調控經濟時,要考慮到是堅持創新還是在原有產業中深挖掘經濟增長潛力,降息並保持較低利息率類似於發展中國家調控經濟;而升息並保持較高利息率利於發達國家。

既然通貨膨脹是利潤率平均化的反應,那麽通貨膨脹越低,利潤率平均化就越高;通貨膨脹越高,利潤率平均化就越低。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麽通貨膨脹經常發生在發展中國家。⑴發展中國家各行業投資速度不壹,利潤率相差較大。⑵對價格形成機制缺乏控制。像發達國家美國:1.制定較高的利率,減少盲目投資對各行業投資回報率的過分扭曲。2.市場機制發達,政府對價格影響傳播快,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成本,利潤目標靈活改變。

通貨膨脹並非能消除,因為無論那類投資增加都會破壞利潤率平均化。新投資不可能平均分配在各行業,如果投資在全新行業,新行業也會通過排擠原有行業的市場,而打破原來資本的平均化。另外由於意識形態的存在,偏好總是存在,資本自然流動不可能,信息不對稱會阻止資本的流動。

投資帶來經濟增長從表面上看來,經濟增長帶動通貨膨脹;但也有相反的情況,如政府制定較高的利息率政策,這使得投資要考慮更多的相關成本,同時消費也不太活躍,各行業投資利率也相對趨同化。而利息率壹旦降低,投資者在作決策時選擇空間大,因而可能會快速擾亂市場,使各行業利潤率被扭曲更大,經濟增長,通貨也高。通常情況下,低利率下的通貨膨脹高,有利於吸收更多人員就業,這是因為投資往往集中在原有行業或產品上;而高利息率下的經濟增長則對人員就業增長難以判斷,因為如果創新科技以少人化為目的,人員就業就不會提高(這表現為,第壹第二產業),而創新科技不以少人化為目的(如第三產業)則會提高就業率。

在高利率頂端,大部分投資被抑制,生活必需品等壹些傳統產品的利潤率穩定,而耐用品等非必需品及新興產品的利潤率下降。這有兩種狀態,要保住市場則必需降價,不降價則產品向市場供應減少,其中分攤到單位產品中的固定成本等分攤成本在產品成本中比值上升,其利潤率同樣下降,利潤差縮小。

在低利率底端,資金充足,流動充分,生活必需品及傳統產品漲價幅度小於耐用品等非必需品及新產品漲價幅度,從而拉大了行業利潤率差,這時前類產品可能形成追趕後者產品的狀態來平衡利差,直到利差縮小,這也是全面通貨膨脹的起點。

匯率提升產生兩方面效應:其壹出口型企業能收到更多外匯,利潤率降低,企業積累的資金更多。其二其它非出口行業或弱勢行業的利潤也減少,出口大於進口,匯率提高,國內貨幣供應增加,通貨膨脹發生,匯率繼續上升,同時外國對本國投資增加。由於匯率變化,使得國內各行業利潤率比例發生明顯偏差,出口行業由於能創造較多利潤受到追捧,國內外投資資金被吸引,人才等資源也流向出口企業。

弱勢行業即使在成本不增加的情況下,由於投資減少,產出明顯不足;在消費充足的情況下,價格上漲,由於政府管制,進口受到嚴格審批,因而通貨膨脹提升更快,失業率卻很低;此時政府放開進口限制,匯率與通貨膨脹同時降低。這也適合進口大於出口的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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