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腐朽的野草,地火和熔巖,斷裂的盾,圍墻的缺口,漫天無花的薔薇,帶刺的紅玫瑰… (《野草》)?
魯迅晚年在枕邊放著壹幅木刻畫，小得和紙煙包裏的商標差不多。畫面上，壹個詩人手捏詩卷在朗誦，地面盛開著紅玫瑰花;遠方，壹個穿大長裙子飛散長發的女人在大風中跑。魯迅常常拿出這幅畫自賞。
魯迅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後期雜文，有些像是壹簇簇帶刺的紅玫瑰。
五四時期登上文壇之後，魯迅就以使幼者“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為使命，不惜“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幼者“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就是在處於仿徨狀態的1925年，他也是更為明確地把中國歷史概括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奴隸的時代”，大聲呼籲道:“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墳·燈下漫筆》)晚年更是“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壹定要出現”(《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為此，魯迅畢其壹生，都有如普羅米修斯那樣，“煮自己的肉”，承受最為痛苦的精神煎熬，同時把針壹樣的紅玫瑰刺，紮向所有的不合理的醜惡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