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長江三角洲同珠江三角洲之間的經濟競爭，東莞臺商協會副會長郭山輝做出了上述評論。東莞臺商協會是中國大陸會員最多的臺商協會。
郭山輝本人是做豪華家具生意的，在東莞建廠已有多年，在全世界做歐美市場的家具生產商中，他的企業排在世界前五名以內。但就在不久以前，他在上海附近設立了分廠，並且有連根拔的跡象。由於他的遷移，當地與其生產相配套的七家臺資企業同他壹起遷往上海。在那裏，當地政府給了他幾十畝土地，讓他擴大生產規模。因為他的企業規模大，又是新來投資，因而每當他回那裏，必有官員去機場迎接，並悉心探問壹番。據介紹，在東莞投資的臺商，絕大多數都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建立了分廠或分公司，最差的也要建個辦事處。
曾因改革開放先行壹步而成為沿海明珠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面臨來自長江三角洲地區咄咄逼人的競爭。這種壓力可以從不久前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個“高度重視”上體現出來，其中壹個就是：高度重視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迅猛發展的勢頭，並提出要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的確，如果考慮到珠江三角洲經濟對外向型經濟的高度依賴，那麽外資北上對珠江三角洲的影響，不論怎樣評估都不為過，因為它直接影響到這壹地區的未來。
當我們目睹世界五百強雲集上海，臺灣電子業龍頭企業紛紛奔向長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連珠江三角洲的臺商也蜂擁北上時，我們不能不為珠江三角洲的明天而擔憂了。對珠江三角洲來說，確實有壹個深刻反思、並在此基礎上給自己重新定位的問題。
市場：沒有長三角遼闊
在談及為何去上海設立分廠而不在當地追加投資時，郭山輝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長江三角洲的政策比較靈活，優惠，而且政府不收費，這是壹個很大的差別，東莞這邊收得比較厲害。那邊招商很積極，政府服務好，統壹窗口辦事，效率高。”
“就國內市場來講，如果要把規模做大，應該在華東、京津唐地區分別設廠。如果規模不夠大，還是呆在東莞。”
郭山輝的意見在臺商群落中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而且他所談的問題，不僅對於臺商有意義，也是任何外商決定投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從市場角度來說，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蘇南地區以及浙東北地區，***15個城市，土地面積99678.5平方公裏，人口7470.55萬人(截至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3740億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在內***計14個縣市，土地面積41698平方公裏，總人口為2262.14萬人(截至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6439億元。從幾方面數字看，兩者都相差壹倍以上。
從城市化發展水平來看，長江三角洲地區也高過珠江三角洲，這壹地區形成的以上海為中心，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為次中心的城市帶，城鎮體系等級齊全，城鎮規劃質量較高。與此相對，珠江三角洲無論在城鎮的規劃質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發育方面，都還存在壹定的差距，表現出過分依賴“香港因素”的特點，市場的輻射性也不如“長三角”。
由於地理上的區隔，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歷史上就不具有對內地的輻射性。改革開放20年，它也壹直是以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見長，對市場的輻射和影響主要在國外而不是國內，因此它對中國經濟上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出口大省這個角色上。這壹點，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好相反。
再從整體經濟實力來考察，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有10個位於長江三角洲，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這壹地區占了壹半。如此具有誘惑力的市場，自然是任何外來投資者絕對不能忽視的。事實上，那些由珠江三角洲北上，或者不去珠江三角洲而直接投資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外商，絕大多數是奔著這個市場而來的。用東莞臺商協會會長張漢文的話來說，“是為了內銷的目的。”
不過問題在於，珠江三角洲地區過去也是有過30%的內銷比例這壹說法的，為何對外商沒有吸引力呢？
張漢文會長道破了其中的原因：“以前是有30%的內銷比例，但是實際上沒有人去碰內銷，萬壹海關來查怎麽辦呢？比例、數額不容易確認，這邊的海關太嚴了！”
張漢文本人的主要生意是做鞋，不過他生產的鞋屬於軍需品，供應美軍用的，在鞋類中屬於高科技。9·11事件後，別的臺商生意不景，唯獨他“風景這邊獨好”。他自己承認，他和他的家庭成員近來也到江蘇去投資了。壹是在江陰投資了壹個高科技生態農業項目，二是在無錫建了壹家制衣廠。
張漢文說：“海關的問題，其實在全國的政策都壹樣的，但是這邊的海關似乎特別嚴厲。”與此相比較，長江三角洲的壹些地方很重視臺商的這塊心病。為了吸引珠江三角洲的臺商去他們那裏投資，他們來招商時，甚至專門帶當地海關關長壹起前來。據了解，當初昆山組團來東莞招商時，隨團的當地海關關長就當面向當地臺商詳細解釋各種有關海關的政策法規，並向臺商大派定心丸。
政策全國壹樣，操作卻大有講究，商人當然是最現實，最會比較的了。
人力資源：遭遇制約
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力資源素質不高，以及難以獲得大批優秀人才，是記者訪問中北上的臺商們壹致的印象。
東莞臺商協會會長張漢文說：“在珠江三角洲這邊人才的取得比較困難，高級壹些的人才都要到內地去招聘，甚至要到內地高校去預定大學畢業生。”協會副會長郭山輝也表示：這裏的勞動力基本上是外來人口，大學的供應量不足。東莞城市過度發展，居住環境不好，造成高級人才不願意來。
實際上，東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不僅是“外來人口”，其中絕大多數就是內地的農民，而在內地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並未普及，就是說，東莞的工人相當壹部分連初中都沒有畢業，其素質可想而知。當地壹名港資玩具廠的設計工程師告訴記者：“這些工人怎麽這樣遲鈍，怎麽教都教不會！”而談到管理人才乃至高級人才，那更是珠江三角洲的弱項。
壹項統計數字顯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蘇三省市人口占全國的10.4%，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師、在校大學生、科研機構數及科技人員分別占全國的13.9%，14.9%，16%，12.7%和14.4%；而同期廣東人口占全國5.8%，上述其他指標分別為4.7%，4.3%，5.4%，5.2%和3.1%。如果按人均比例來看，1999年江蘇、浙江和上海市每百萬人口擁有高校1.13所，研究機構5.59所，每萬人擁有2.54個高校教師和30.37個在校大學生。國家計委國土開發和地區經濟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對此評論說：珠江三角洲科技創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高等院校，與其GDP在全國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稱。
而在吸引外來人才方面，廣東省人事廳壹位不願公開姓名的負責幹部透露：在吸引海外留學人才方面，目前廣東省做得遠不如上海，甚至不如北京。在吸引內地人才方面，近年來雖然通過高收入吸引了壹批人才，但同實際需要相比，仍然顯得不夠。而且在引進人才的實際操作中，存在著重形式而不重內容的現象：廣東壹家高科技企業常年在當地壹家大報上刊登人才招聘廣告，但是大批高級人才卻被拒之門外，原因何在呢？據該企業內部人士透露，這是企業以這種形式給自己做形象廣告，招人倒在其次，同時因為招聘廣告屬於分類廣告，收費反而便宜，可謂壹舉兩得；另壹方面，不少珠江三角洲企業在招聘人員時，動輒非碩士，博士學位不要，但人員招聘進來後，只能做普通的文員工作。這種人不能盡其才的現象本身就說明，當地消化吸收人才的能力不強。
人力資源對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制約不僅表現在人才的缺乏和人力素質的低下：由於當地勞動力幾乎全部是來自內地省份的農民，因而勞動力的流動性極大，當地外資企業很難培養出壹支穩定的熟練工人隊伍。特別嚴重的是，隨著珠江三角洲地區社會勞動保險逐步強制推行，壹些內地農民工為了獲得壹部分保險賠償，動輒在各企業間隨意“跳槽”，造成外資企業蒙受損失，而長江三角洲的情況則截然相反。記者幾年前在浙江蕭山的壹次采訪，可以很好地說明：為何外資企業寧肯支付高於珠江三角洲的人力成本也要去長江三角洲投資。
那是壹家港資企業，在這家企業進蕭山開發區之前，開發區管委會把有關規定對香港老板先講清楚：企業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招收工人，但是工資發放不能低於當地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二是勞動社會保險壹定要交，在此前提下，開發區工會組織將努力協助工人安心工作，努力生產。香港老板壹算，雖然人力成本比珠江三角洲稍微貴了壹些，但工人都是當地人，壹律高中畢業，不少還是技校或職業學校畢業生，也值得。於是壹不做，二不休，幹脆請了壹位原來擔任過村委書記的老先生擔任工會主席，從此勞資雙方和睦相處，工人也敬崗愛業，有的女工從十七八歲開始在工廠做起，壹直到結婚，生子，仍然不離開這家工廠。相比之下，這種情形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絕少出現，而勞資糾紛不斷倒是成為珠江三角洲勞資關系的常態。兩地相比，人力資源環境誰更有吸引力，已是相當明白了。
政府服務：稍遜壹籌
談起政府服務的不足，不能不提到珠江三角洲城市的“過度發展”問題。
從城市管理來說，中國政府歷來是根據當地常住的戶籍人口來設定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的。而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的壹個現實是：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結果導致外來務工的暫住人口極大地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像東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之比已經達到1∶4甚至還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卻仍然是按照戶籍人口的比例來配置，這樣壹來，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長期困擾東莞等地外資企業的社會治安、城市交通問題，就是這種城市“過度發展”的後果。
作為廣東省最大的制造業中心，同時也是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之壹，任何壹個外地人第壹次到東莞時，壹定會為城市交通管理的混亂感到驚訝，逆向行駛、沖紅燈比比皆是，摩托車滿街亂跑，車輛過後壹地塵土。更有甚者，有時妳滿街很難找到壹個警察。張漢文對此分析說：“東莞的城市(管理人員)編制問題，治安、交通警察的編制沒有跟上東莞作為外來移民大市城市發展的要求，按照本地居民人口數定編制肯定是不妥當的。東莞外來人口已經達六七百萬，城市(管理人員)編制沒有跟上，警察編制跟不上，就拉治安隊來充數，而治安隊沒有經過正式訓練，素質很差，有些根本就不是正經人，結果帶來很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治安不好也就不奇怪了。廣東省壹家傳媒駐當地記者站站長評論說：“不是東莞當地不想治安好，是它編制就這樣多，壹點辦法都沒有！”
但是據張漢文反映：有些公安執行公務不講策略，有影響臺商經營的現象。“當有懷疑臺資廠有違法現象，還沒有證據，還在調查中，就壹下子帶走好幾個人，都是工廠的核心人物，造成工廠停產。對於外銷企業來說，無法按時交貨的損失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張漢文介紹，東莞個別基層政府有違法行政的現象。“比如對工廠邊角廢料的處理問題，以往外資企業對自己工廠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邊角廢料，壹般都是找壹個合適的價錢賣掉，然後給員工發放獎金或者搞福利，但是後來要求統壹賣給與政府有關系的廢料處理廠家，他們又故意壓價，所以臺商不願意把廢料賣給他們，結果發生武力搶奪的惡性事件.這樣就太不應該了！因為邊角廢料其實還是屬於業主的財產，怎麽處理是業主自己的事情。”
而說起華東來，臺商們壹致反映：當地政府很珍惜招商的機會，加倍對其禮遇。張漢文介紹說：“那邊幾十個城市向我們招商，已經在東莞的臺商是他們特別要吸引的對象。那邊的政府部門、銀行上門服務，直接來和妳溝通，我們隨時可以和他們的縣市領導直接溝通。”
根據記者的長期觀察，長江三角洲地區政府吸引外商(特別是臺商)最厲害的招數是：關照和規範。江蘇、浙江壹些城市因為處於招商的早期階段，所以對外來的投資者關照有加，而且這種關照往往是由當地主要負責幹部出面實施的。因為招商事關政績，當地負責幹部常常親自出馬幫助外商排憂解難，並和這些外商建立固定的聯絡管道，這對於具有中華文化背景的外商來說，特別能給其安全感。另壹方面，對於大的外來投資，當地政府以規範和優秀服務相對應。因為大企業不同於中小企業，需要在政策的灰色地帶得到官方的照顧，它最看中的是規範，而曾經作為中國計劃經濟大本營的上海地區，在規範這方面是有傳統的。
長江三角洲地區政府以不同的辦法對付不同的外商，並且常常兩手並用，獲得了外商的普遍好感。
城市分工與產業整合：仍處於“戰國時代”
近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中有壹個引人註目的現象，那就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在逐步形成經濟壹體化，各地自覺地認識到上海的龍頭老大地位，開始進行各自資源的整合和調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在政府層面，兩省壹市政府空前加強了彼此之間的溝通和協調。目前已經有了常務副省長、常務副市長之間壹年壹度的定期交流。用上海市常務副市長蔣以任的話說：上海與江蘇，浙江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前景有著***同的認識，下壹步兩省壹市要全面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推動經濟互補互動，各揚所長，***同發展。在外來投資方面，目前的現實情況是：制造業去江浙，商業服務業去上海；中小企業去江浙，大型企業去上海。現在，高科技臺商紛紛向昆山、蘇州、無錫等地群聚，形成完整的IT制造業群落。上海則為周邊企業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後的全方位服務。據香港《文匯報》報道：上海和昆山、蘇州、吳江等地政府已經逐漸達成“錯位發展，形成特色”的***識。而內資企業例如春蘭集團，則宣稱自己有兩個總部，“泰州是制造總部，上海是投資總部，泰州交的是制造稅，上海交的是投資稅。”這種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為外來投資者提供了壹個非常好的選擇和市場。而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協作則相當令人失望，用“戰國時代”來形容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以基礎建設而論，在珠江三角洲如此狹小的範圍內，居然同時存在著深圳、珠海、廣州幾個機場，現在廣州還要再建新機場。而港口建設呢？目前已經有了廣州黃埔港、深圳鹽田港、珠海高欄港、中山南沙港，而南海還要再建新港。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這中間無疑有著資源的浪費，同時也暴露出壹個問題：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各有企圖，彼此間無法協調和溝通，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缺乏壹個大家公認的領頭羊城市。
再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而言，據介紹，廣東省原來明確支持以“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只有廣州和深圳，而今年上半年東莞市委書記佟星高調向媒體宣布“東莞要建成現代化中心城市”。據說，有更高層的領導支持這壹新定位。再從產業來看，深圳有壹年壹度的“高交會”，東莞就來壹個“電博會”，順德、珠海、中山、惠州、深圳，各地都在搞家電制造業，產業趨同性十分明顯。
這種戰國紛爭的結果，造成資源的浪費，無法形成整體力量，其區域經濟的競爭優勢自然大打折扣了。
出路：“大珠江三角洲”的構想
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市場和人力資源方面，珠江三角洲在相當時間內無法同長江三角洲抗衡，特別是人力資源，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問題的；而政府服務，特別是區域經濟協作，珠三角則有比較大的改進空間。最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必須在經濟上和香港進壹步融合在壹起，建立壹個“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在這壹過程中，自覺地維護香港的龍頭地位，發揮其亞太金融中心的帶頭羊作用。如果能做到這壹點，在相當長時間內，“大珠江三角洲”在國內的地位將無可能取代。
要實現上述目標，珠江三角洲各級政府在思想上必須擺脫唯我獨尊、排外的狹隘視野，真正理解“富而思進”的深刻含義。不在思想上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珠江三角洲的明天實在令人擔憂。
關於同香港合作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問題，對廣東未來前途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目前有兩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壹是雙方利益的協調，二是中央的態度，因為這畢竟牽涉到“壹國兩制”。就第壹個問題而言，雙方必須要平衡協調各自的利益。廣東未來要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電子信息、軟件技術、生物工程、新材料和環保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而香港未來經濟要走高增值服務路線，鞏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旅遊中心和貿易運輸物流中心的優勢。新加坡媒體評論說，“香港要維持固有優勢，而廣東今後的經濟發展重點可能將香港的優勢壓縮到僅剩金融壹項。實際上，如果廣東省政府不協調珠三角壹帶的基礎建設，像珠海的高欄港、中山的南沙港、深圳的鹽田港，未來都會憑借低成本與香港集裝箱碼頭搶生意。”要平衡和協調各自的利益，必須要貫徹這樣的原則，壹方有利另壹方有害的事少做或不做，對雙方有利的事多做。
至於中央的態度，則是粵港雙方所無法回避的，因為這牽涉到“壹國兩制”的實踐。今年8月底在香港召開的“粵港臺經濟合作論壇”上，剛剛爆出深滬京居民可以免簽證赴港壹日遊，公安部馬上就表示操作有困難。因此，如果說開放20年來珠江三角洲經濟的迅猛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央的政策，那麽未來珠江三角洲的前途仍然系於中央的決心。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不是粵港雙方自己就可以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