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奧波德·布盧姆
布盧姆無論在長相、性情、行動上都缺乏英雄性，他卑微無能，性格略顯多重。這是個流散到愛爾蘭的猶太人，壹個平凡無奇的廣告兜攬員。在外貌上，是個身體稍顯發福、面相頗為敦厚的中年男子。在性情上，他是個“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角色：在家中，關心妻子女兒、狗、鼠等；在家外，他也關心著流浪兒、難產孕婦、盲人青年及斯蒂芬這些需要關愛的人，是“有史以來最為善良、最溫順、最和藹、母雞下蛋都能伸手接住之好人”。在行為上，他是壹個忙碌於吃喝拉撒、雞零狗碎，沈浸於七情六欲，具有手淫、意淫等低俗習慣的凡夫俗子。
他知曉妻子摩莉到處招惹情人，卻無力阻止，反而借故離家，為妻子與情人約會創造條件。總體說來，他是壹個生性低調謙和、輕聲細氣甚至無聲無息的人。但卻因為他的猶太人身份遭到了周圍大部分人的嘲諷和排斥。在離家流蕩的近19小時內，他受到了戴汐校長、穆利根、愛爾蘭市民、酒館裏的閑漢們，甚至妓院老板等愛爾蘭人的歧視和侮辱，被醫科學生狄克遜叫做“新型女性男人”，被穆利根說成“屬於兩性畸形型”，更被“公民”惡意攻擊為“半陰半陽人，非驢非馬的角色”，他雖偶有反駁但無濟於事，只能默默忍受；同時受到以卡爾和康普頓等英國兵為代表的英國殖民者的欺壓，也只能畏懼地順從。由於社會地位低下，他不得不承受著這雙重壓迫，小心謹慎、卑微地生活著。
布盧姆的這些舉動乍看懦弱，實則是弱者無奈中的生存智慧，猶太民族的弱小使他們反抗的形式只能是在精神方面保護自己。作為壹個遭受過幾近滅頂之災的猶太後裔，布盧姆對猶太人的歷史遭遇和自身的處境非常明晰，有著壹種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
摩莉·布盧姆
摩莉（布盧姆的妻子）是壹個放蕩不羈的業余歌手。她出生在直布羅陀，父親是壹位軍官。摩莉是壹個粗俗性感的、有活力的、沒多少文化的女性，致力於追求自身的快樂。但她又欣賞丈夫的品質。
摩莉代表了愛爾蘭的希望，好像她那淫蕩的、自我補充的能量將英國殖民者和羅馬天主教雙重壓迫推向壹邊，暗示了她將會生存下來並超越它們。她變成了象征愛爾蘭的那位老婦人——“貼雷馬科”中的送牛奶的老嫗。她也變成了達奴——凱爾特生殖女神，從而替代了之前無生育力的愛爾蘭的女性形象。
小說中摩莉與布盧姆的團圓代表了愛爾蘭遲早要回歸的可能。摩莉不是壹個完整的人，因為她不關心政治，漠視死亡和道德，而且不在乎別人的感受。摩莉是壹個富於啟示性的反常者。從摩莉的獨白中我們看出，她是壹個復雜但不世故的人。摩莉在自己的想象中重造現實，她代表了喬伊斯的情感以及《尤利西斯》中潛在的浪漫。
斯蒂芬·德迪勒斯
青年詩人斯蒂芬是壹位精神空虛、意誌消沈的青年教師。 斯蒂芬生活在死氣沈沈、令人窒息的都柏林，斯蒂芬像這座危機四伏的城市中的大多數人壹樣無法擺脫道德癱瘓的陰影。他是壹個性格上自相矛盾的人物。他孤獨、頹喪，卻又自命不凡，他多愁善感、精神脆弱，卻又憤世嫉俗。然而，斯蒂芬在性格和意識上的逆轉既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像斯蒂芬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在壹個嚴重異化的時代，除了沮喪和沈淪之外實在別無選擇。 《尤利西斯》主題思想之壹：揭露殖民統治的罪惡，弘揚愛爾蘭民族解放精神。
《尤利西斯》開卷第壹章，小說主要人物斯蒂芬出場的第壹句話問同住的馬利根：“海因斯還要在這個碉樓裏住多久？”然後又補充說：“要是他還要在這兒住下去，我走。”斯蒂芬討厭馬利根帶來的英國人海因斯，不願讓他住在自己租的碉樓裏。不久，他又想到自己是“壹名仆人，壹個侍候仆人的人。”因為依其宗教觀念，英國人是上帝的仆人，被英國人奴役的愛爾蘭人，包括斯蒂芬，就是仆人的仆人了。當送牛奶的老太婆來到碉樓時，斯蒂芬立刻想到：“壹個四處奔波的老太婆，侍候著征服他的人。”窮老太婆是神話中愛爾蘭的形象，“征服他的人”指海因斯所代表的英國人。斯蒂芬剛壹出場，就在流動的意識裏不斷地控訴英帝國對愛爾蘭的奴役。
當海因斯告訴斯蒂芬打算收集他的言論時，斯蒂芬想到的卻是：“他們洗了又洗，擦了又擦，良心的譴責、內疚。可是這兒還有壹點血跡。”這裏，斯蒂芬用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中麥克白夫人慫恿丈夫殺人後，幻覺自己手上總有血跡的情況來揭露英帝國對愛爾蘭的血腥統治。斯蒂芬看到海因斯“掏出壹個光溜溜的銀盒子，盒子上鑲著壹顆亮晶晶的綠寶石。”綠寶石象征愛爾蘭，如同16世紀亨利八世將愛爾蘭琴圖案納入英國王室紋章以示統治愛爾蘭壹樣，所以斯蒂芬“心緒不快”。這時，海因斯又對斯蒂芬說：“妳是妳自己的主宰。”斯蒂芬立即回敬說：“我是壹仆二主，壹個英國的，壹個意大利的。”這句話暗喻並譴責英帝國與羅馬教會對愛爾蘭的雙重奴役。類似這種控訴英國殖民者奴役愛爾蘭的情節布滿了小說第壹章。
散見於作品中那些談論民族反抗與愛國誌士的話題，那些有關民族問題的議論與鬥爭，以及遍布全書的對被侵略被壓迫人民窒息而麻木生活的描寫，清晰完整地表現了這壹主題。
文本第十二章裏，作家用反諷手法，正面描寫了殖民統治勢力在集會上公開處決革命者的場面。作品先極盡誇張地描寫了死刑之隆重：“憤怒的蒼天打開了閘門，瀉下壹場傾盆大雨，這時場上聚集的人數至少已有50萬，全部未戴帽子而聽任大雨澆透。”連走紅的街頭演唱家也來助興，總督攜夫人登上觀禮臺，“外交使團全體出席”，包括中國的“哈鴻章”（李鴻章）。接著小說亦莊亦諧地描繪了革命者刑前與未婚妻訣別的動人場景，使“主持這壹悲壯場面的嚴厲的指揮官”也“擦掉了壹滴偷偷流出來的眼淚”。“他曾經將數目可觀的印度雇傭軍綁在炮口上轟死而不眨壹下眼。”作家頌揚了革命者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慨，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史載1916年愛爾蘭革命兄弟會起義失敗，竟有14位起義領袖被判死刑。這裏，作品於嬉笑滑稽中揭露的正是現實生活裏英國殖民統治的殘忍與暴戾。
有侵略就有反侵略。小說第十七章，當布盧姆回憶女兒少年生活時，想起少女摩莉，“她不接受英國遊客的請求，不許他們拍攝和帶走她的人像。”其實這理由是不言自明的——仇恨侵略者。壹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有如此明確的反抗意識，這揭示了她生存環境的精神特征——愛爾蘭民族同仇敵愾，反對英國侵略者。不言而喻，群體意識決定個體意識，而個體反過來也影響著群體。小說第十壹章，當布盧姆在櫥窗裏看到“壹幅豪勇英雄像”時，他的意識裏泛起了愛爾蘭民族英雄羅伯特·埃米特於1803年起義失敗後在就義前留下的遺言：“我不要任何人為我寫墓誌銘——等到我的祖國在列國之林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到那時，只有到那時，我才要人為我撰寫墓誌銘，我的話完了。”這位民族英雄的最後遺言，震撼著軟弱無助又關心民族興亡的布盧姆，也鼓舞著所有為祖國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地位而鬥爭的人們。
該小說裏有些文字，看似與民族解放主題無關，實則是作品通過隱喻、影射等寫作方法來表現此主題。如第12章，布盧姆在巴尼·基爾南酒店聊天，阿爾夫·伯根興致昂然地回憶起前些日子進行的壹場軍民拳擊賽。壹方是大個子英國兵珀西·貝內特，另壹方是都柏林的邁勒·基奧。邁勒的個子還不及對方的肚臍眼高，卻因拳術高超打了珀西“壹個落花流水。” 小說用誇張的手法、詼諧的語言，激情澎湃地描述這場拳擊賽是“壹場歷史性的大決戰”，是“ 壹場殊死戰，臺上妳死我活，臺下激動萬分”，字裏行間充滿民族自豪。如“愛爾蘭勇士立即對準貝內特的下巴尖回敬壹記硬拳。英國兵躲過這壹拳，可是都柏林人使了個左肘彎，正落在他身上，打了他個仰天倒。”邁勒獲勝後，“全場觀眾爆發出瘋狂的歡呼聲。”這裏寫拳擊賽，也是寫弱小的愛爾蘭與大英帝國的較量。人們在欣喜地回憶拳擊比賽，也在宣泄被侵略的憤懣以及打敗英國人的狂喜，形象地表達了愛爾蘭人民打敗侵略者的強烈願望。
作品裏沒有正面描寫受命於祖國危難之際馳騁疆場、殺敵禦侮的英雄業績，也沒有抒寫金戈鐵馬的壯誌豪情。但是，作者以他自己獨特的經歷與體驗為基礎，以超越本民族局限的客觀視角，站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小民族壹邊，用獨出心裁的藝術形式，尤其是通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意識的自然流動，描寫了愛爾蘭的歷史與現狀，揭露了殖民統治的罪惡，弘揚了民族解放精神。
《尤利西斯》主題思想之二：以駁斥反猶太主義為鏡子，批判愛爾蘭的精神癱瘓及歐洲的狹隘思想。
文本中，在布盧姆整整壹天的意識流動中，對猶太問題和猶太人命運的思考是最為重要的內容，它們散見在小說的各個章節。例如，在第四章，布盧姆看到了幾張報紙，他認真地閱讀著報上的信息，並勾起了對猶太人流浪命運的思考： “那壹方土地生育了最古老的民族，第壹個民族。最古老的人民，在世界各地流浪。”在第七章，當他看到排字工人倒排的“派特裏克·狄格南”時，不禁想到了猶太人的歷史，從出埃及，到世界流浪，到重建家園的理想。布盧姆對猶太文明的依戀，對故國的憂心可見壹斑。第十七章是總結性的壹章，布盧姆壹天的活動便和猶太人的精神祭祀與民族歷史對照起來。這些思考反映了布盧姆的民族根性和身份認同。
與此相對的，就是喬伊斯對愛爾蘭人的反猶太活動的描寫。反猶太主義的代表主要有馬利根、戴汐以及聚集在小酒館裏的壹批閑漢。對愛爾蘭人的這壹特征的描繪，展示了他們的狹隘視野和極端的民族主義。
因為猶太人施行割禮，所以馬利根稱上帝為“包皮收集家”。其他的壹些愛爾蘭市民對猶太人的態度與馬利根幾乎如出壹轍，如第十二章中提到的鴇母、邋遢女人們和小癟三，都對布盧姆充滿歧視。戴汐校長是反猶太主義的代表。他將歐洲的諸多問題都歸因於猶太人：“無論什麽地方，只要猶太人形成幫，他們就能把國家的元氣吞掉。猶太商人已經在下毒手了。古老的英國快完了。”在戴汐眼中，猶太人理應受到懲罰，無家可歸。當斯蒂芬離開他的時候，他追了上來，說愛爾蘭之所以被稱為唯壹沒有迫害過猶太人的國家，是“因為愛爾蘭從來沒有放他們進來過”，這種幽默在我們看來顯得格外狠毒。
所以學者安索尼·朱立斯指出，喬伊斯通過布盧姆的形象表達的是對反猶太主義的駁斥， “《尤利西斯》因此不僅對文學，而且對猶太人都是壹個好消息。這部小說是壹種美學的、道德的勝利”。而布盧姆則成了世界現代文學史上壹位著名的猶太人典型。
面對歐洲日益明顯的反猶太主義思潮，喬伊斯作了深入的思考，表達了反對種族歧視和壓迫的人道主義思想，同時，他又超越了單純的種族問題，反映了普遍的現實批判意識，表現了自己的精神逾越。
猶太問題並非《尤利西斯》關註的絕對中心，其批判的重心實際上是愛爾蘭的精神癱瘓以及遍及歐洲的狹隘思想。猶太問題是壹面鏡子，映照出了其他民族的缺陷。尤其是愛爾蘭人，雖與猶太人同為受壓迫者，但她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是喬伊斯不能容忍的。所以說，喬伊斯的猶太意識，是以其現實批判精神為依托的，他是偉大的精神叛逆者，他負起了道德的重擔，清醒地面對自己的祖國，用流亡和藝術，揭示民族的痼疾。
愛爾蘭社會封閉保守的思想、狹隘的觀念令喬伊斯難以忍受。他年輕時接受的是嚴厲的教會教育，並且被迫接受普遍公認的價值標準，這激發了喬伊斯的反抗：“教堂對緩解她的羔羊的精神和物質需要無所作為，而只是鼓勵壹種敬畏和卑躬屈膝的態度，這有什麽用呢？”他的矛頭指向了教會的虛偽。同時他對所謂的愛爾蘭文化和民族復興進行了尖銳的嘲諷。那些所謂的文化復興者，沈迷於愛爾蘭過去文化的榮耀，以致忽視了人們現實的生存需要。而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又是片面化的、狹隘的。“這不斷興起的民族主義結果變成了和壓迫者壹樣的極權主義和令人無法忍受的運動，讓他們來解放人民會有什麽好處呢？”不甘於被限制在這樣狹隘的空間之內，他要脫離這癱瘓的狀態，為了驚醒處於“精神癱瘓”的祖國，獲得精神上的解放，他選擇了流亡。他不願再去為他已經不再相信的東西賣力，不管它是家、祖國或者教堂。這正是喬伊斯反叛精神的體現。
喬伊斯用流亡展示自己的反抗與叛逆。然而在藝術表現上，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愛爾蘭（主要是都柏林）為背景的。這正是他的寓意，即以此來影射整個歐洲。他曾經明確指出：“我之所以選擇都柏林為背景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城市是癱瘓的中心。”是歐洲的象征，“愛爾蘭是壹個否定性的概念，壹個威脅藝術家的自由和完整性的地方，剝奪了藝術家的獨立，滋生了地方主義的偏習。”深感於此，喬伊斯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就是以“壹種無畏的現實主義，像易蔔生那樣，剝掉歐洲城市中產階級社會偽裝的面具，暴露他們的精神虛幻和貧瘠蒼白”。
他選擇了流亡以守衛自由，用藝術為武器展開對現實的尖銳批判。這樣，喬伊斯的猶太主義意識，對狹隘的地方主義、種族主義的警惕和批駁，對藝術真實的執著，都反映了他的精神叛逆和現實批判意識，真正體現了壹個世界主義者的品質。 人物描寫
壹、喬伊斯別開生面地塑造了西方現代文學史上典型的“反英雄”形象。 所謂“反英雄”就是“非英雄”或是與傳統文學中壹切具有英雄氣概、高尚精神和非凡能力的人物完全相反的人物。在文學作品中，“反英雄是壹個必然失敗的人。”引人註目的是，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表現出的人物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喬伊斯構思《尤利西斯》這本文學巨著時，正值第壹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西方世界彌漫著空前的悲觀氣氛。此刻，喬伊斯將視線轉向了現代社會中的蕓蕓眾生，試圖從市井百姓身上去尋找創作素材。他有意將那些街頭巷尾的匆匆過客和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瑣事作為小說的重點對象加以描寫，這不僅體現了他在異化時代對傳統文學中英雄人物形象的擯棄，而且也標誌著將“反英雄”人物作為小說主體的現代主義人物觀的誕生。
二、喬伊斯巧妙地將小說的主要人物與荷馬史詩中的人物彼此對應，使其產生強烈的反襯效果和廣泛的象征意義。 在《尤利西斯》中，喬伊斯的人物描寫藝術充分體現了神話與現實之間的巧妙結合和有機統壹。他不僅以荷馬長篇史詩《奧德賽》中的英雄尤利西斯的名字作為小說的書名，而且還使其筆下的主要人物在都柏林壹天的活動與古希臘神話中的某些人物傳奇般的經歷相互對應。
作者憑借荷馬史詩中智勇雙全的伊塔刻島首領尤利西斯在特洛伊戰爭結束後飄流淪落、歷盡艱險，最終返回家鄉與妻子拍涅羅拍團圓的故事來諷刺20世紀初西方社會的現實。在小說中，當今的尤利西斯（即小說主人公布盧姆）是個俗不可耐、懦弱無能的庸人；現代的特萊默克斯（即小說中的斯蒂芬）只是個孤獨、頹廢、多愁善感的青年教師；而20世紀的拍涅羅拍（即布盧姆的妻子摩莉）卻是個水性楊花、沈灑於肉欲的蕩婦。不僅如此，《尤利西斯》中的穆利根、狄瑟校長、酒吧女招待、“市民”和格蒂等其他許多人物也能在《奧德賽》中找到彼此對應者。顯然，喬伊斯的人物設計使歷史與今天、神話與現實以及英雄與反英雄互相對照，產生了壹種強烈的反襯效果和廣泛的象征意義。
三、喬伊斯遵循重精神、輕物質的現代主義創作理念，通過人物內心的微觀世界來反映外部的宏觀世界，使人物描寫藝術發生質的變化。在《尤利西斯》中，喬伊斯不僅成功地借助語言的表意功能，發展了壹種符合人物心理特點，與其思維活動相適應的意識流語體，而且深刻揭示了異化時代的精神危機，並以此來反映社會的本質。他在小說中生動地表現了人物言語階段瞬間的意識活動和見諸文字前尚屬隱晦、混沌的思緒與浮想。在喬伊斯的筆下，人物的精神世界始終處於主導地位。
讀者見到的既有人物最原始、最低程度的模糊感覺，又有人物最完善、最高程度的合理思維；既有流動不已的直線形意識活動，又有輻射形塊狀意識結構。不僅如此，喬伊斯還采用了不同風格的語言來表現不同性格及不同文化素養的人物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意識流，以此來求得形式與內容的統壹。應當指出，喬伊斯註重揭示人物的感性生活，采用由裏及表，由微觀到宏觀的創作手法是英國小說史上壹個偉大創舉。事實證明，《尤利西斯》的成功秘訣在於有效地采用了這種創作手法，將人物混亂不堪的心理世界展示在讀者面前，讓他們直接進人人物的意識領域去把握時代的脈搏。毋庸置疑，喬伊斯重精神、輕物質，重內省、輕外描的創作手法不僅充分反映了他的現代主義人物觀，而且為20世紀英國小說的人物描寫藝術開辟了壹條新的途徑。
在（尤利西斯）的三個主要人物中，布盧姆的形象最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現代主義人物觀。喬伊斯之所以采用“荷馬對應”的原則並將布盧姆描寫成現代西方社會的尤利西斯，因為在他看來，這種人物對應不僅能產生鮮明的反襯效果和廣泛的象征意義，而且還深刻反映了現代主義作家在塑造人物時所崇尚的價值觀念。
喬伊斯曾向其好友明確表示，荷馬筆下的尤利西斯不僅是“文學中惟壹完整的人物”，而且也是“ 歐洲的第壹位紳士” 。喬伊斯筆下的布盧姆則是西方異化時代蕓蕓眾生的縮影。布盧姆是壹位已過不惑之年的猶太人，謹小慎微地扮演著丈夫和父親的雙重角色，其職業為廣告代理人。他性格溫和，安分守己，善解人意，慷慨大方，且富於幽默感，是壹位極其普通的都柏林人。喬伊斯在與友人談及布盧姆這壹人物時曾經說：“我全方位地觀察他，因此從雕塑的意義上講，他是壹個全面的人。但他也是壹個完整的人，壹個好人。” 顯然，布盧姆這壹人物形象標誌著現代主義作家人物觀的重大轉變。讀者不難發現，喬伊斯筆下的主人公形象不僅與荷馬史詩中的英雄有著天壤之別，而且與維多利亞著名詩人丁尼生所謳歌的“尤利西斯”也不可同日而語。
主人公布盧姆是20世紀初西方世界悲觀意識的縮影。作為壹個猶太人，他時刻懷有壹種強烈的異化感。與愛爾蘭白領中產階級為伍使他自慚形穢，缺乏歸屬感和安全感。他的妻子摩莉水性楊花，與多人私通，讓他覺得無地自容。而父親的自殺和兒子的早夭則使他感到無比的愁悶與悲哀。盡管布盧姆的精神痛苦看來大都由個人問題所致，但這壹切卻與愛爾蘭腐敗墮落和道德癱瘓的社會大背景密切相關。悲觀失落、郁郁寡歡的布盧姆無疑是為20世紀初西方世界這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盡管西方有些評論家批評喬伊斯未能充分反映愛爾蘭社會上層和底層人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但選擇中產階級這壹群體作為表現對象恰恰體現了其小說人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喬伊斯的筆下，布盧姆壹天中的社交和遊蕩本身實在不足掛齒，而他那嚴重異化的“自我”則是作者和讀者關註的焦點。在人性受到嚴重壓抑，在人與人之間隔著壹道無法逾越的精神壁壘的環境中，喬伊斯向讀者展示的是壹種時刻纏繞布盧姆心頭的異化感和揮之不去的悲觀意識。作為壹部長篇巨著的第壹主人公，布盧姆的形象在英國傳統小說中是前所未有的。他既是壹個復雜而又耐人尋味的人物，也是壹個自相矛盾的人物。他既高尚，又平庸，既仁慈，又卑劣；既彬彬有禮，又唯唯諾諾。
《尤利西斯》中的另壹位主人公斯蒂芬是異化時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化身。
斯蒂芬的悲觀失望和不滿情緒在同時代的愛爾蘭青年中具有壹定的代表性。他的個人危機遠遠超出了他與同室的醫科學生摩莉根之間的糾紛，或他對母親可能因他拒絕宗教信仰而傷心去世的內疚和悔恨。
事實上，斯蒂芬的危機意識具有極其復雜的歷史和社會根源。正如來訪的英國朋友海恩斯在小說開頭與斯蒂芬交談時所說，“看來歷史應該負責。”郁郁寡歡的斯蒂芬認為傳統不是壹種解放自我的積極力量，而是壹股束縛自由乃至扼殺人性的破壞力量。“歷史就像其他壹個經常聽到的故事壹樣”不斷重演，而他個人則萬般無奈地卷人這種無休止的循環模式之中。顯然，斯蒂芬已經意識到了個人的困境和危機，於是不由自主地發出了心中的吶喊：“歷史是壹場惡夢，我正試圖從中覺醒。”毋庸置疑，喬伊斯憑借斯蒂芬這壹人物形象揭示了時刻困擾青年知識分子的深刻的精神危機。
《尤利西斯》的人物體現了現代主義特征：首先，《尤利西斯》的主人公不是故事情節的驅動者，而是作者調控小說藝術形式的有效工具。堅決淡化小說人物的傳統角色和職能，將其與故事情節剝離，並充分強調其對小說藝術的宏觀調控作用，這無疑是喬伊斯在人物描寫藝術上的大膽革新。盡管西方批評家大都對《尤利西斯》的人物與荷馬史詩中的人物之間的對應關系贊不絕口，並認為全面了解這種對應關系是有效解讀《尤利西斯》的重要前提，但他們對喬伊斯的創作意圖及其人物的藝術作用卻眾說紛紜。
《尤利西斯》的人物無論在其扮演的角色還是在其發揮的功能上均體現出質的變化。顯然，這是壹種從情節的驅動者向藝術的調控者的重大轉變。在《尤利西斯》中，建立在“荷馬對應”基礎上的人物不僅為小說提供了壹個堅實的藝術框架，而且也使這部表層結構看似雜亂無章且內容包羅萬象的長篇巨著獲得了某種穩定的秩序。
在《尤利西斯》中，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不但具有真實感，而且具有極強的層次感和立體感，呈現出多元、復雜、善變的三維世界特征。人物的意識軌跡雖依稀可辨，但卻恍惚迷離，遊移不定。各種思緒、浮想、印象、感覺、回憶和展望互相滲透，不同層次的意識彼此交融。它們代表著壹個個看似分散卻並不完全獨立的思想單位，猶如壹個個雜亂的“原子”或“光圈”，持續不斷地向四周閃爍和折射，構成壹個紛繁復雜、生動有趣的三維世界。不言而喻，喬伊斯的鬼斧神工使英國小說增添了壹種全新的人物模式——三維人物。顯然，這種作為現代意識的微型載體的三維人物不但與傳統小說人物之間具有質的區別，而且成為現代英國小說人物畫廊中的藝術瑰寶。
寫作技巧
內心獨白：在《尤利西斯》精彩紛呈的創作技巧中，使用最多、作用最大的莫過於內心獨白。顧名思義，內心獨白是默然無聲、壹人獨操的心理語言，或者說是用文字形式表達的無聲無息的意識流。
通常，喬伊斯采用直接內心獨白來表現人物的意識活動，即讓人物以第壹人稱的形式直接將本人的思想與感受和盤托出。讀者看到的是人物原原本本的意識活動。
這種由直接內心獨白表現的意識既不用解釋，也不受作者的控制或支配，顯得極其自然和坦率，的確十分接近思維的實質。《尤利西斯》的內心獨白所涉及的內容包羅萬象，各種離奇復雜的印象、感覺、回憶和欲望混為壹體，形成壹條來無影、去無蹤，飄忽不定、轉瞬即逝的主觀生活之流，使讀者產生壹種直接感和真實感。
在《尤利西斯》中，人物的內心獨白不僅暢通無阻，而且同作者的第三人稱敘述之間的接軌也十分自然，作者的敘述語往往與人物內心獨白的視角保持壹致，兩者之間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系。
作者在轉軌或接軌時只是巧妙地將人稱與時態作適當的調整，壹般不留明顯的痕跡，讀者往往不知不覺地步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以下便是壹個典型的例子：
“布盧姆先生嚴肅地點了點頭，凝視著對方壹雙敏捷的、充滿血絲的眼睛（A ）。神秘的眼晴，神秘而銳利的眼睛（B） 。我猜他是***濟會成員，難說（C）。又同他在壹起了（D）。我倆走在最後（E）。但願他能說些別的（F）。”
這是布盧姆在參加壹位朋友的葬禮之後遇到他的熟人科南先生時的壹段內心獨白。A句是作者的敘述語，其視角同布盧姆的內心獨白之間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系，使用的語域也基本符合布盧姆的文化修養和性格特征。句中“敏捷”壹詞同B句中的“銳利”壹詞具有邏輯上的聯系。B句開始便是他的內心獨白，其語義同A句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從“充滿血絲的眼睛”到“神秘的眼睛”，兩者接軌自然穩妥，順溜暢達。C句中的人稱代詞“我”則表明A句的第三人稱已轉變為第壹人稱，從而正式向讀者發出敘述語向內心獨白過渡與轉軌的信號。喬伊斯的這種敘述筆法不僅在表現意識時取得了傳神的效果，而且也充分體現了作者對人物內心獨白高超的駕馭能力。
此外，喬伊斯還采用不同的語言形式來表現不同人物的內心獨白。在他看來，既然人物的性格、性別、年齡和文化程度不盡相同，那麽，他們的內心獨白形式也必然千差萬別。他十分強調內心獨白的表意功能，往往將其所表現的“自我”作為對人物性格的壹種曝光。因此，在《尤利西斯》中，每個人物的內心獨白都富有極其鮮明的個性，對渲染人物的形象具有重要的輔助作用。該小說中的內心獨白大致可分為兩種：壹種是條理型內心獨白；另壹種是自由型內心獨白。通常，條理型內心獨白較為偏重理性的因素，而且具有壹定的邏輯性和連貫性。《尤利西斯》所反映的大都是人物的思考、想象和推測等比較清醒的意識。此外，作品的流動也體現出壹定的秩序和條理。與此相反，自由型內心獨白則偏重非理性的因素，既不合乎邏輯，也不講究連貫，而且具有明顯的隨意性。
《尤利西斯》所包含的大都是人物模糊的印象和朦朧的意識。在小說的三個人物中，斯蒂芬采用的大都是條理型內心獨白；摩莉使用的完全是自由型內心獨白；而布盧姆的內心獨白則是兩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