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紙上談兵——趙括
戰國時期，趙國大將趙奢曾以少勝多，大敗入侵的秦軍，被趙惠文王提拔為上卿。他有壹個兒子叫趙括，從小熟讀兵書，張口愛談軍事，別人往往說不過他。因此很驕傲，自以為天下無敵。
然而趙奢卻很替他擔憂，認為他不過是紙上談兵，並且說：“將來趙國不用他為將罷、如果用他為將，他壹定會使趙軍遭受失敗。”果然，公元前259年，秦軍又來犯，趙軍在長平（今山西高平附近）堅持抗敵。那時趙奢已經去世。
廉頗負責指揮全軍，他年紀雖高，打仗仍然很有辦法，使得秦軍無法取勝。秦國知道拖下去於己不利，就施行了反間計，派人到趙國散布“秦軍最害怕趙奢的兒子趙括將軍”的話。
趙王上當受騙，派趙括替代了廉頗。趙括自認為很會打仗，死搬兵書上的條文，到長平後完全改變了廉頗的作戰方案，結果四十多萬趙軍盡被殲滅，他自己也被秦軍箭射身亡。
2、可以稱空想的人為理想主義者——柏拉圖
柏拉圖為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城邦設計了壹種制度，他堅信消除財產公有和取消家庭的***產主義能夠讓城邦的護衛者壹心壹意地保護城邦，堅信最有智慧的人壹旦願意承擔最高的統治工作，這個城邦就是正義而完滿的。
可惜這都是說說而已，柏拉圖拿著自己的方案去幫助小邦立法，差點被販為奴隸。
3、空想社會主義家——聖西門
在《日內瓦書信》中，聖西門已經提出這樣壹個論點：“人人應當勞動”。
在同壹部著作中他已經指出，恐怖統治是無財產的群眾的統治。他說道：“看吧，當妳們的夥伴統治法國的時候，那裏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造成了饑荒！”
聖西門認識到法國革命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1802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在1816年，聖 西門宣布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且預言政治將完全溶化在經濟中。
雖然，對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認識在這裏僅僅以萌芽狀態表現出來，但已經明白地表達出，對人的政治統治應當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的思想，即廢除國家的思想。
同樣比他的同時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聯軍剛剛開進巴黎以後，接著又在1815年百日戰爭期間，他聲明，法國和英國的同盟，其次這兩個國家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的繁榮和和平的唯壹保障。
聖西門具有天才的遠大眼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幾乎所有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思想都受到了聖西門的影響。
4、空想社會主義家——傅立葉
傅立葉的著作中包含著他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國人的風趣的、但並不因此就顯得不深刻的批判。
在傅立葉的著作中，幾乎每壹頁都放射出對備受稱頌的文明造成的貧困所作的諷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葉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抓住了他們的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說的話。
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同啟蒙學者關於只是由理性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諾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麗的詞句作對比。
他指出，同最響亮的詞句相對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他辛辣地嘲諷這種詞句的無可挽救的破產。
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他的永遠開朗的性格還使他成為壹個諷刺家，而且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諷刺家之壹。他以巧妙而詼諧的筆調描繪了隨著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來的投機欺詐和當時法國商業中普遍的小商販習氣。
傅立葉巧妙地批判了兩性關系的資產階級形式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他第壹個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葉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宗法、野蠻和文明。
最後壹個階段就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他指出：“這種文明制度使野蠻時代每壹以簡單方式犯下的罪惡，都采取了復雜的、曖昧的、兩面的、虛偽的存在形式”。
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制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說，“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
傅立葉熟練地掌握辯證法。他反對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談，而同樣辯證地斷言，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上升時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時期，他把這個看法運用於整個人類的未來，將人類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了歷史研究。
5、王莽改制
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嬰（劉嬰）的禪讓後稱帝，改國號為“新”，改長安為常安，作為新朝都城，王莽開中國歷史上通過符命禪讓作皇帝的先河。王莽開始進行的全面社會改革。?
王莽仿照《周禮》的制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廢止奴隸制度。
建立五均賒貸（貸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不停回復到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
但王莽的改制不僅未能挽救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反而使各種矛盾進壹步激化，由於政策多迂通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不斷引起天下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
到了天鳳四年（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民紛起，形成赤眉、綠林大規模的反抗。導致新朝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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