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對自己首倡“美育”頗為得意。他寫道：“美育的名詞，是民國元年我從德文的?sthetische Erziehung譯出，為從前所未有。在古代說音樂的，說文學的，說書畫的，都說他們有陶冶性情的作用，就是美育的意義，不過範圍較小，教育家亦未曾作普及的計劃。最近二十五年，受歐洲美術教育的影響，始著手於各方面的建設，雖成績不甚昭著，而美育壹名詞，已與智育、德育、體育等，同為教育家所註意，這不能不算是二十五年的特色。”（《二十五年來中國之美育》）在“五四”激蕩的社會風潮中，蔡元培大力提倡“美育”，提醒人們“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在革命時代提倡壹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壹種畫分人我的僻見，保持壹種永久平和的心境”。（《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這種提法，在當時多少有些不合時宜，引起了壹些人的不解。
蔡元培對於美育的倡導，出於兩方面的基本考慮。其壹，蔡元培對西方文化有壹個基本判斷，即把近代西方文化概括為“科學”和“美術”（即“美學”）。比如，他在1917年1月1日發表的著名演說《我之歐戰觀》中，把歐洲諸強強盛之原因歸結為“科學”與“美術”之發達。他對於科學在當時世界中的統治地位有充分的認識，認為當今為“科學萬能時代”。他壹直把科學的推廣、教育作為重要的目標。同時，他也認識到了科學作用的局限性，指出為文化的健全發展，在提倡科學的同時，必須提倡“美術”。其二，源於蔡元培的教育救國理念。蔡元培認為：“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蔡元培對於“美育”的倡導，並不只是從學科角度進行研究，他著眼的其實是更為根本的文化建設和道德拯救之道。在他看來，這是扭轉中國貧弱受欺現狀的道路之壹。
蔡元培對美育思想曾有詳盡的論述。受康德哲學的影響，他把世界分為現象界和實體界。在他看來，新教育方針中的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是屬於現象界的教育，目的是滿足於政治上的要求。但“人不能有生而無死。現世之幸福，臨死而消滅。人而僅僅以臨死消滅之幸福為鵠的，則所謂人生者有何等價值乎？”人不能僅僅去追求現象界的相對和短暫的價值，應該從現象界達及實體界，追求超越性的價值。他認為，從現象世界走向實體世界，是由教育來實現的。教育包含有多個部分，不可能每壹部分都有這種跨越現象和實體世界的能力（如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智育、體育等）。教育對兩個世界的連接，實依靠於美育。美育即美感教育。“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而美感何以有此功能呢？這是由美感的特點決定的。在這裏，蔡元培再壹次借用了康德的說法，認為美感有四個特點：超脫、普遍、有則、必然。他認為，人類***同之最高目的，不外乎人道主義，而人道主義的最大阻力，是人的專己性。而美感具有超脫和普遍的特性，實為專己性之良藥。“人既脫落壹切現象世界相對之感情，而為渾然之美感，則即所謂與造物為友，而已接觸於實體世界之觀念矣。”至此，蔡元培揭示出了美育的最終價值，我們也由此清楚了他大力提倡美育的良苦用心。
從思想來源上說，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也受到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影響。在他看來，“吾國古代教育，用禮、樂、射、禦、書、數之六藝。樂為純粹美育；書以記實，亦尚美觀，射禦在技術之熟練，而亦態度之嫻雅；禮之本義在守規則，而其作用又在遠鄙俗；蓋自數之外，無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後若漢魏之文苑、晉之清談、南北朝以後之書畫與雕刻、唐之詩、五代以後之詞，元以後之小說與劇本，以及歷代著名之建築與各種美術工藝品，殆無不在於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美育》）蔡元培對西學深有造詣，又對傳統學術有精深理解，使得他的美育概念並非僅是西方術語的簡單譯介，他在完成這壹命題的同時，也在聯結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
方文化的嘗試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的內憂外患造成了民族主義的興起，這壹思潮對中國思想家提出了兩項無法調和的要求：“它既應對中國的過去懷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時又必須以壹種客觀的批判態度反省中國的過去。能滿足這兩項要求的最合適的方法，就是將西方和中國所能提供的精華結合起來。”蔡元培就是能夠“擇東西之精華而取之”的中國思想家的代表，他的美育思想就是這種結合的主要表現。
美育在1912年蔡元培的《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中，首次被定為基本教育方針。之後，雖然被1912年的臨時教育會議和1915年袁世凱的“特定教育綱要”所取消，但美育在人們思想和教育活動中的地位逐漸得以確立，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美育被確立為我國的教育方針之壹，成為培養人才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