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790－816），字長吉，中唐著名詩人。河南福昌人，唐宗室後裔，遠祖是唐高祖李淵的叔父李亮。18歲到東都洛陽，以《雁門太守行》拜見韓愈，備受贊賞，遂聲名遠揚。21歲參加河南府試，被薦舉進士，但遭小人的嫉妒和攻擊，說李賀父名晉肅的“晉”與進士之“進”同音，犯家諱，依據禮法慣例，應避諱不得參試。李賀被迫放棄了考進士的權利，斷絕了仁途之路，以後他壹直陷於抑郁痛苦之中。後經人推薦，到長安任從九品的太常寺奉禮郎小官，地位卑微，李賀不堪屈辱，任期未滿就告病辭官。年僅27歲，就病卒家中。其作品集為《李長吉歌詩》。他的詩歌在唐詩中別出壹格，被稱為“長吉體”。
李賀，字長吉，河南福昌(今宜陽)昌谷人。生於唐德宗(李適)貞元(791)，死於憲宗(李純)元和個二年(817)。壹***只活了二十七歲。在我國文學史上，是壹個富有才華而不幸短命的詩人。
李賀的父親名李晉肅。曾任邊疆小吏，死得很早。只因“晉”字與進士之“進”同音，壹些忌才的人，以此作為借口，認為應避君父之諱，不得應進士之試。盡管當時名傾朝野的韓愈寫《諱辯》為其辯解，也無濟於事。這對少年詩人來說，是壹個非常沈重的打擊。 為了養家糊口，李賀只得作了個聽人指使，唯命是從的“從九品上”奉禮郎的小官。
少年李賀，家境貧困，酷愛詩書，過度的苦吟攻讀，使他身體早衰：《新唐書》說他“七歲能辭章”，又說；“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 《舊唐書》說他：“手筆敏疾，尤長於歌篇。”可見他早熟而文思敏捷。相傳韓愈，皇甫湜最初對李賀的詩才還抱懷疑態度，兩人同時到他家去，要求面試，李賀當即仿古樂府制題，草《高軒過》，兩人看了，大為贊賞，韓愈回長安後，就對李賀大為贊揚。
李賀有無妻室?新，舊書傳都沒提到。從他自己的詩篇中，倒給讀者提供了壹些佐證； 《詠懷二首其壹》，以司馬長卿自況：“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得意地表露了新婚後琴書自娛之樂；《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中更後悔不該過早地離家：“犬書曾去洛，鶴病悔遊秦。”古詩： “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方，……妻卒被病，不能相隨，五裏壹返顧，六裏壹徘徊。……”妻子在家患病，而自己卻遠去長安。竟以父諱不得應試，落第而歸，在《出城》中就想到了見面時如何相告；“卿卿忍相問，鏡中雙淚姿。”這些都可以說明，李賀不但成了家，而且夫妻間的感情，還非常融洽和好。
李賀雖然家境清寒，畢竟還是皇族宗室，與壓在社會底層的貧苦細民，還不能完全劃等號。就拿他借貸而來的住宅看，有庭院，有果樹， “橫庭鼠徑空土澀，出籬大棗垂珠殘。”(《仁和裏雜敘皇甫浞》)從他日常的生活看，有奴仆伺候， 昌谷讀書，巴童陪伴，馬背尋詩，奚奴跟隨，回家還得侍婢為其探囊取詩。經常飲酒，而且每飲必醉： “醺醺今夕酒，緗帙去時書。” (《示弟》)舊傳說他每日出遊尋詩，得句即投古錦囊中， “非大醉，吊喪日，率如此。”李賀對酒之所以有特殊愛好，主要是借它澆滅心中郁積的憤火！ “隴西長吉摧頹客，酒闌感覺中樞窄。”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旦夕成內熱，渴飲壺中酒。” (《長歌續短歌》)短短的二十多年，除了酣飲，就是苦吟。他母親每晚從古錦囊中看到他所寫的詩稿，總是生氣的說： “這孩子非得把他的心嘔出來不可！”酣飲和苦吟，是促使他天不永年的主要因素。而李賀之所以沈緬於詩和酒，則又是當時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冷酷的社會現實加之於他身上的結果。“人生有窮拙，日暮聊飲酒”(《贈陳商》)，“壺中喚天雲不開” (《開愁歌》)， “勸君終日酩酊醉！”(《將進酒》) “葛衣斷碎趙城秋，吟詩壹夜東方白!”(《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象這樣夜以繼日地酣飲苦吟，無怪乎要“歌成鬢先改” (《長歌續短歌》)了！
李賀除福昌昌谷老家外，洛陽還有壹所舊居。詩篇中就有《自昌谷到洛後門》。寒冬十月，沖風冒雪到那裏去問蔔：是“南去楚”還是“西適秦”?李商隱也說他； “往往獨騎往還京雒。” (《李長吉小傳》)在洛陽，經常去看皇甫湜，皇甫湜進京，還特地趕到城外去送：“憑軒壹雙淚，奉墜綠衣前！”(《洛陽城外別皇甫浞》)
當時與李賀過從較密的，有權酶、楊敬之，王恭元、崔植，張徹，沈亞之，陳商、張又新、李漢、沈子明等，他們都先後進士及第。王恭元、楊敬之特別喜愛李賀的詩，往往抄寫他的作品，拿回家去。沈亞之最初進士落第，李賀為其鳴不平，寫詩勸慰： “春卿拾才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並鼓勵他不要灰心，來年再試： “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摔，請君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 (《送沈亞之歌》)沈亞之接受了這個意見，元和十年，終於考取進土。
反映在李賀詩篇裏也有積極進取，心雄誌決的壹面， “少年心事當拿雲” (《致酒行》)，“二十男兒那刺促” (《浩歌》)? “男兒屈窮心不窮”(《野歌》)， “丈夫快意方為歡” (《相勸酒》)！甚至想到：“世上英雄本無主” (《浩歌》)， “若個書生萬戶侯”(《南園十三首·其五》)?自己要， “壹朝溝隴出，看取拂雲飛”(《馬詩二十三首·其十五》)！無奈好景不長，象當時的政局壹樣，由短暫的光明，很快又回復到黑暗渾沌之中；“只今道已塞”(《贈陳商》)，“甘作藏霧豹” (《春歸昌谷》)。 “長思劇循環，亂憂抵覃葛”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終於發出了“狹行無廓路，壯土徒輕躁” (《春歸昌谷》)的慨嘆！
李賀體瘦神清，眉長相接(通眉)，頭發稀薄，指甲不修。“歸來骨薄面無膏，疫氣沖頭鬢莖少。”(《仁和裏雜敘皇甫浞》)不但形體早衰，而且精神空虛， “生世莫徒勞，風吹盤上燭！”(《銅駝悲》)他深深懂得，在那種虛偽勢利的社會，才華再美，如果得不到有地位，有勢力的人來援引；如果自己不會逢迎阿諛，卑躬屈膝，也是枉然。
李賀無子女，將死時，把生平所著詩歌，編為四卷，交給友人沈子明。十五午後，沈托詩人杜牧為其作序。杜牧舉其佳處九則，反復稱頌，備致傾倒之情。指出： “勉為賀敘，然終甚慚!”傳說上帝要修白玉樓，特召李賀撰文作記，那無非給這個生不逢時的薄命詩人，塗上壹層浪漫色彩而已。李賀象壹顆彗星劃破了幽寂的夜空，留給我們的，是壹串不滅的閃光的追憶！
杜甫的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於鞏縣（今屬河南）。他出身於壹個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預以下，幾乎每壹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職，所以杜甫自豪地稱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其母系為唐代士族中門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親杜閑只做到奉天縣令，這個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終其壹生，高蹈出世的念頭很少占據他的頭腦。另外，唐代是重視詩歌的時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正是武後朝中最著名的詩人，這更加深了杜甫對詩歌的興趣。他曾很驕傲地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業和不朽的詩名，***同構成了杜甫的人生軌道。
杜甫早慧，據稱七歲便能寫詩，十四、五歲時便“出遊翰墨場”（《壯遊》），與文士們交遊酬唱。二十歲以後十余年中，杜甫過著漫遊的生活。這既是為了增長閱歷，也是為了交結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後的仕進作準備。他先到了吳越壹帶，江南景物和文化，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歲時，杜甫赴洛陽考試，未能及第，又浪遊齊、趙，度過壹段狂放的生活，他後來回憶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壯遊》）三十三歲時，杜甫與李白相識於洛陽，又在梁、宋壹帶為豪俠之遊。李白當時已是名震天下的詩人，他的特殊風采和出眾才華，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稱做官為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都是與這壹點相聯系的。三十五歲左右，杜甫來到長安求取官職。開始，他滿懷信心，“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並相信自己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但滯留十年卻壹再碰壁。這可能是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夠有力，而把持權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對引進人才采取阻礙的態度。大約在杜甫到長安不久，父親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變得艱困起來，為了生存，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於權貴門下，作詩投贈，希望得到他們的引薦。此外，他還多次向玄宗皇帝獻賦，如《雕賦》、《三大禮賦》等，指望玄宗對他的文才投以青睞。種種努力的結果，是到天寶十四載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壹個卑微的官職，而這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
天寶後期，唐代社會雖維持著表面的繁盛，卻已處處埋伏危機。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壹是玄宗和他的邊將們壹意開拓疆土、窮兵黷武的政策，導致國力空虛、民生艱難，許多人無辜死亡；二是玄宗沈湎於享樂，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擅權專政，阻塞言路，政治變得昏暗；三是為玄宗所寵信的安祿山身兼三節度使，手握雄兵，威脅到國家的統壹。處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現實中的弊病，當壹場大崩潰即將到來時，杜甫透過個人的不幸看到了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寶十壹載（752），杜甫寫下了他的名篇《兵車行》，以嚴肅的態度，真實地記錄下人民被驅往戰場送死的悲慘圖景。這首詩標誌了杜甫詩歌的轉變。此後，他又寫出《前出塞》九首，繼續對災難性的開邊戰爭提出質疑；寫出《麗人行》，揭露玄宗寵妃楊玉環的親族窮奢極欲的生活。而長詩《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更把最高統治集團醉生夢死的情狀與民間饑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銳的對照，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震撼人心的詩句概括了社會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壹度被困於叛軍占據下的長安。後來只身逃出，投奔駐在鳳翔的唐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這是壹個從八品的諫官，地位雖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壹次在中央任職的經歷。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罷相而觸怒肅宗，後於乾元初被貶斥為華州司功參軍。由於戰亂和饑荒，杜甫無法養活他的家庭，加之對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丟棄了官職，進入在當時尚為安定富足的蜀中。從安史之亂爆發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個國家處在劇烈的震蕩中，王朝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滿危險和艱難。而他的詩歌創作，因了血與淚的滋養，達到了顛峰狀態。
《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阪》、《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大量傳世名篇，從詩人浸滿憂患的筆下不絕湧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幫助，在城西建了壹座草堂。後來，杜甫的故交嚴武出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與杜甫過從甚密，對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顧。當嚴武第二次鎮蜀時，並表薦杜甫擔任了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世因此稱他為“杜工部”）。杜甫是為了避亂謀食來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時間，他閑居草堂，生活確實比較安逸，當時所寫吟詠草堂周圍自然景物的詩篇，也顯出壹種清新閑淡的韻致。但這種情形並沒有維持很久。從全國來說，安史之亂雖於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結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勢並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嚴重侵擾，甚至攻入長安，迫使代宗倉皇出逃；內亂方面，則出現普遍的軍閥割據或半割據狀態，而政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暴，也是有增無減。從蜀中地區來說，它既是吐蕃進攻的壹個重點，也是容易發生軍閥割據的地方。
就在嚴武二次鎮蜀的間隔時期，就曾發生壹場嚴重的軍事叛亂，杜甫因此壹度逃離成都，攜家流浪。壹場暴烈的動蕩轉化為持續的衰亂，這使得杜甫對國家的前途更覺失望，他後期的詩歌，情緒甚至比安史之亂中更顯得沈重。
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蜀中重又發生大亂，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憑依，他又帶著全家老小，登上壹條小船，過起流浪逃難的生活（或謂在嚴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員外郎之職由虛銜轉為實授，而離蜀赴長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長江東下出川，路途中卻因疾病和戰亂等緣故，滯留了很久。先是在雲安居住了壹段時間，後又在夔州居住了近兩年。到五十七歲那年，終於乘舟出三峽，卻仍是在湖北、湖南壹帶的水路上漂泊，最後於大歷五年、五十九歲上，在耒陽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艱難漂泊的壹生，在這裏得到壹個淒涼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