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簡·奧斯汀 小說《傲慢與偏見》 道德關懷 教養 禮儀
壹、引言
著名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這樣評價簡·奧斯汀：“在所有偉大的作家當中，簡·奧斯汀是最難在偉大的那壹瞬間捉住的。”［1］奧斯汀及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漸崇高，她甚至被譽為可以與莎士比亞平起平坐的經久不衰的作家。
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英國文壇盛行具有戲劇性的“感傷小說”和“哥特小說”，借此“浪漫主義”之風，文學作品的題材已經逐漸駛離現實生活。而此時奧斯汀的小說打破常規，展現了英國鄉村貴族及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和田園風光，開啟了樸實清新的現實主義之風。《傲慢與偏見》便是這樣壹部與社會現實緊緊契合的作品，它圍繞浪博恩村中班納特壹家的生活展開，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生動的社交場合，擁有不同教養（manners）的人物之間的沖突，以及社會禮儀（propriety）規範對人物言行的約束。不僅如此，敏感的奧斯汀還捕捉到了當時處於轉型期的英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在描繪人物時加以適當的同情與諷刺，並寄予道德的關懷。因此，《傲慢與偏見》這部現實主義著作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教養與禮儀的重要性，傳遞了作者細致的觀察與道德關懷，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值得進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二、《傲慢與偏見》的社會語境
簡·奧斯汀的壹生經歷了英國的攝政時代（1795—1830），她生長於英國南部漢普郡斯蒂文頓鎮的壹個中產階級牧師家庭，目睹了英國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社交場合和各種細致瑣碎的家長裏短。這樣的經歷成為她進行創作的基本素材，題材雖小，卻洞悉了英國社會獨特的經濟、階級和人際關系。
當時，不論是貴族還是中產階級都比任何時候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經濟能力的重要性。其中壹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長子繼承制傳統（primogeniture），即只有家中的長子才有權繼承家族中所有的財產，而其他子女則分文不得。面對這樣的尷尬局面，分不到財產的子女不得不另謀生路，這樣就產生兩種後果：除了大兒子以外的男子必須自食其力養活未來的家庭，他們有的尋求贊助人謀求工作，如柯林斯先生，抑或是投身軍旅生活，如韋翰先生；女性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由於女性角色在當時受到強烈的局限性，體面家庭的女子幾乎不能通過工作來改變命運，她們因此轉而尋求婚姻的庇護。這樣的兩種情境滋生了許多社會問題。
奧斯汀所刻畫的小兒子們，要麽像柯林斯先生壹樣，以壹種扭曲的姿態阿諛逢迎，循著上層社會的階梯向上爬；要麽像韋翰壹樣，用英俊的外表來掩藏自己的謊言，用坑蒙拐騙謀取錢財。金錢對無繼承權的男性們的控制力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奧斯汀擔心人們對金錢的盲目崇拜會戰勝道德的良知，產生不堪設想的後果。奧斯汀塑造這樣兩種形象無疑是要告誡人們：切勿在對金錢的追求中迷失自我，而應當重塑理性與道德正確的方向。
與此同時，女性則處於更加弱勢的地位。當時，女性的職業範圍極其有限，多是女仆和女工這些被貴族和中產階級女性認為不體面的下層婦女職業。雖然有少數女性像奧斯汀壹樣通過寫作維持生計，但她們時時面臨著來自出版商的壓榨和男性社會的冷落，因此，寫作對於大多數有文學素養和寫作能力的女性來說，更多的是自我滿足和欣賞的需要，很難作為謀生的長久之計。她們被迫或自願局限於家庭，想方設法通過壹場有利可圖的婚姻為未來尋求保障。
在當時，婚姻幾乎不可以解除。英國議會法律規定，上層社會可以離婚，丈夫可以休不忠的妻子，而妻子無權提出與不忠或暴戾的丈夫離婚。然而，對於不能從事任何職業自謀生路的女子來說，“危險的婚姻也被視為比獨身好”。從而，絕大多數女人選擇了為生活、為錢、為財產而結婚。［2］實際的情形是，中產階級未婚女子總是成為婚姻市場昂貴的滯銷品。考慮金錢和門第，她們不會嫁給下層男子，而同階層未婚男子面臨著經濟壓力，除了長子，都得自謀生路，經過漫長個人奮鬥獲得穩定經濟來源後，才娶妻生子，而這時往往年過而立。［3］
女性可以進入初級學校學習，但這種教育更多旨在培養多才多藝、蕙質蘭心、溫柔賢惠的女兒、妻子和母親，而不是培養自食其力的工作者。女性的修養還來自閱讀當時廣泛使用的行為書籍（conduct books），這些書籍大多由神職人員編寫，通過道德的教條約束並教導女性。這些書籍灌輸諸如禮貌、良善、謙遜、忠誠等美德，幫助女性扮演其固定的社會角色。大學只對貴族和中產階級的男性開放，女性只能通過家庭教師和私立學校獲得有限的教育。［4］因此，有身份的女性僅靠自己很難維持生活，而美好的婚姻又可遇不可求，壹些中產階級婦女的婚姻因此被耽擱，而奧斯汀便是其中之壹。奧斯汀對愛情和婚姻曾抱有轟轟烈烈的幻想，但深深體會到現實殘酷的境況，她用冷靜和清醒的筆觸細細描繪著生活的平凡與瑣碎。司各特曾經這樣說：“又讀了壹遍，我讀奧斯汀小姐的傑作《傲慢與偏見》至少已是第三遍，這位年輕女士有描寫普通人物的情感，性格及錯綜復雜的生活的天賦，對我來說，她的天賦是我所知最出色的。我雖然能寫出幾個優美的句子，但卻沒有她那種細膩的風格——把普通的人和事描寫得栩栩如生，引人入勝。”［5］
《傲慢與偏見》的內容讀起來全是世俗百態，卻處處充滿了道德關懷，這種道德關懷便呈現在對人物教養和社會禮節的描述之中。“教養”（manners）和“禮儀”（propriety）兩個詞出現頻率之高，足以說明教養和禮儀在攝政時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在奧斯汀思想中的崇高地位。以下便是對這兩個詞語在全文中特殊意義的分析。
三、教養（ma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