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先賢管仲說的話，意思是說禮義廉恥是治理國家的四個基本準則；四個準則沒有確立，國家就會滅亡。管仲的話說的甚好，禮儀是治理民眾的根本法則，廉恥是人們立身的根本節操。他把禮義廉恥放在立國安邦的高度，足見禮義廉恥的重要性。
“禮義廉恥”是中國幾千年傳統道德標準的基本框架和核心，也是傳統道德的精髓。有禮，人們就不會超越應守的規範；有義，就不會妄自求進；有廉，就不會貪得無厭；有恥，就不會屈從壞人。
在物欲橫流的當今社會，利欲在漸漸蒙蔽我們的雙眼。正是因為日漸扭曲的是非觀，幼小的小月月在車轍下無人問津、摔倒的老人無人敢扶。因為不知何知為“恥”的虛榮心，才會無知的在網絡上炫富，因為不理解“義”的寬厚博愛，才會置人民群眾生命如草芥，為了私利生產地溝油，多少官員醜惡的貪腐形象在公眾面前倒坍。多少親人為了利益反目成仇，壹個個悲劇看得人觸目驚心。我們不能僅有光鮮的外表，而讓荒蕪的內心壹直空蕩。北宋歐陽修說，禮儀，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我想這句話放在時下是非常的必要和急切的了。
歷代的統治者、思想家，壹旦掌握政權而面對治國安民之要務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治民的首倡：“禮義廉恥”。還看中國歷代王朝的興衰更替，似乎都擺脫不了這樣壹個魔咒。盡管各個朝代滅亡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都逃不出興亡周期律的輪回：從王朝初期狠抓反腐敗鬥爭，到王朝中葉後反腐敗制度漸漸松弛，變得有名無實，再到王朝後期便腐敗盛行導致王朝滅亡，然後新王朝從頭開始壹個新的輪回。由此可見，不管是從歷史教訓來說，還是從現實經驗來講。我們似乎都急需壹套良善的道德規範標準來引導我們的內心方向。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必要把“禮義廉恥”作為自己行為標準，把它內化為壹種行為本能，踐行到日常生活工作的細節之中。
為民者，要講禮義廉恥，常懷感恩之心。為民者，對國家，要講“廉”，就要有壹種責任感。愛護公物、不浪費壹點壹滴國家資源，樹立主人翁意識。對朋友，要將“義”，就要不帶有色眼鏡交朋友，不以貧富貴賤區別對待，困難時候幫壹把，能夠雪中送炭才是做到了“義”。對陌生人，要講“禮”，就要禮貌待人，切不可以貌取人，對華服錦衣者壹個態度，對衣衫襤褸者又是壹個態度。對自己要講恥，就要常懷羞恥之心，有錯時勇於改正。都說無恥之人最可怕，其實，無恥之人也最無知。沒有羞恥之心也就沒有上進心。從小的方面來說自身得不到進步，往大的方面來講整個民族難以發展。
為官者，要講禮義廉恥，常懷律己之心，常思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想。為官者，要講“禮”，就要擯棄“官威”，善待群眾。因為其本質上不過是人民公仆，切不可自以為是，對群眾盛氣淩人，對下屬頤指氣使，應淡化官念，放下架子，保持平民心態。為官者，要將“義”，就要光明磊落，壹身正氣。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這樣說起話來才有底氣，做起事情才有勇氣，從而增加個人魅力，進而產生強大的凝聚力和號召力。為官者，要將廉，就要秉公用權，不謀私利。面對人民群眾賦予的權利，官員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為官者，要講“恥”就要明辨是非，自省自重。恥，是壹種自知與自尊的德行。《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清代龔自珍也說：“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家之大恥。”
禮義廉恥是壹種道德標準、行為規範，在古人看來，與法相比，它們比法要重要。其實，在今天看來，它們存在的現實意義也不可小覷。法律的目的在於打擊犯罪，這是壹種強制性的矯正措施。但是，打擊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根本問題的解決還是有賴於“禮義廉恥”這樣基本的道德規範得到普遍的認同。我們需要這樣壹套價值觀來教化、塑造人們的內心秩序，當人的內心世界被梳理的井然有序的時候，他們的外在行為也就會隨之得到有效的規範，社會治理的任務也才能從根本上完成。而法律卻主要規範人們的外在行為，從這點來講，法律需要壹套得到普遍推廣的道德標準來輔助它完成治理社會的任務。所以，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我們需要這樣壹套在內心就得到認可的道德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