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留學生在美國如何重新學習寫作？

我坐在電腦屏幕前，盯著壹個空白的word文檔。有時候外面走廊裏有同學說笑，或者籃球擊鼓的聲音；宿舍對面的房間裏有時放著奔放的搖滾樂，腳下的木地板微微震動。在這樣的時刻，我的房間似乎更安靜了，我能聽到硬盤嗡嗡的聲音。久而久之，word文檔上出現了兩行，變成了三行四行。光標停留了很久，選中前面兩行，點擊，又變回兩行。窗外明媚的午後變成了朦朧的黃昏。再壹看，夜色中的街道已經被星羅棋布的路燈照亮。我在美國學習了很多個下午，以至於今天閉上眼睛回憶高中大學的日子，腦海裏首先浮現的是壹張空白的word文檔和壹寸壹寸掙紮的文字。這種經歷，大概很多在國外留學的中國學生都很熟悉:讓人動筆的不僅僅是深奧的論文題目，還有思維與表達之間深深的語言鴻溝。對於在西方留學的中國學生來說，他們需要跨越的最遠的跨度，不是相隔萬裏的太平洋，而是坐在大洋彼岸的外國校園的圖書館裏，頭腦與筆之間的距離。這種挑戰往往遠比乍看之下要艱巨得多，這其中既包含了語言學習本身的規律，也暴露了中國語言教育的弊端:中國的小學就開設了英語教育，學生在美國讀本科之前往往有近十年的英語學習經驗。然而，無論是在中國課堂還是課外補習班，英語培訓往往更註重被動的“聽”和“讀”，而不是真正讓學生將語言作為壹種交流工具。“說”在學生出國後往往能在短時間內得到提高，不僅因為練習機會豐富，還因為與他人的交流本質上是壹種互動活動，自己的手勢和對方的表情能幫助雙方達成相互理解。寫作不是這樣的。獨自面對電腦屏幕，用外文寫論文，分析《哈姆雷特》中人物的心理鬥爭，或者日本經濟崛起所面臨的困難，或者三葉蟲滅絕的原因，我常常覺得自己就像壹個笨手笨腳的孩子，試圖組裝壹臺高科技的精密儀器，在壹次次的失敗和挫折之後，難免會憤怒和沮喪。寫作是美國教育中最重要的技能之壹。高中每年都有壹門學生必修課包括壹門以論文寫作為主角的英語課。不僅僅是英語課，歷史課、哲學課甚至數學課都包括寫作訓練。在大學裏，每個學生必須至少選修兩門寫作課程才能畢業。“寫作是通識教育關註的標誌性能力之壹，”該校網站上寫道。“學生不僅增強了寫作能力，還學會了如何從被動學習者變成主動學習者。”的確，論文的構思促使學生深入思考問題，發現自己思維中隱藏的缺陷，總結各種信息和觀點以增強自己的觀點，寫作過程訓練學生以令人信服和細致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能力，不能用分數來衡量。他們就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中的“漁”，這也是中國教育所欠缺的。於是，帶著“良藥苦口利於病”的意識，我在圖書館挑燈夜戰，試圖攻克壹個又壹個論文題目。整個過程確實是五味俱全:充滿了之前描述的失望和挫敗感，同時寫下壹句有意識提煉的句子所帶來的成就感令人難忘。語言障礙似乎把所有寫作的苦與樂放大了很多倍。但是，當論文到了壹個公正嚴謹的教授手裏，就該深刻記住“最不愉快時的建議，有益於行動”了。“內容尚可，語言有待提高”是普遍的評論。遇到壹個兢兢業業的教授逐字批改論文，發回的論文都是耀眼的紅色。大壹的時候，我拿著壹篇我在圖書館辛辛苦苦寫了幾周的論文找到教授，讓同學幫我重讀。對方看了前兩頁，很坦白地告訴我:“如果妳在作者的名字上蓋章，馬上就能看出英語不是作者的母語。語言需要很大的改進。”這種時候，我經常會去找身邊正在學中文的美國人聊天，或者打電話給媽媽抱怨:如果有壹天世界通用語言變成了中文，那該多好啊！有了語言障礙的束縛，應付學術論文讓人疲憊不堪，所以我壹直沒有提起我曾經對中國的興趣——寫散文。我壹直很享受寫周記的過程，直到高二的作文訓練開始準備高考。小小的筆記本就像今天的電腦屏幕，但當時的句子卻更流暢地從腦海中流出。每周壹上課前，交上來的作業都堆在講臺上。在暗黃色的代數書或深藍色的英語練習冊中，最顯眼的是那壹疊周筆記本，五顏六色，大小不壹，高高的，顫巍巍的，仿佛隨時會倒塌。這是唯壹沒有評分的作業。在壹個崇尚標準答案的教育體系中，散文成了釋放個性的唯壹途徑。但在美國大學崇尚個性的教育環境下，出於對語言能力的擔憂，創意寫作似乎高不可攀。畢竟需要更有表現力的語言。用英語寫論文就像被扒皮壹樣。寫散文不是壹件很血腥的事情嗎？光是這個想法就讓我害怕。大學確實提供許多創造性寫作的課程。壹門名為“當代散文的閱讀與寫作”的課程，主要針對大壹學生，廣受學生好評。那十二周的課有六篇作文，比其他寫作課(四篇)要重。課上學生讀名著，老師主導分析寫作技巧。課後，學生自己寫作文，每篇作文都有壹個松散的主題，比如“壹個人”、“壹個地方”、“壹種文化現象”、“壹個諷刺”等等。大壹的時候我沒有鼓足勇氣去上這門課，但是到了大三，我終於抵擋不住誘惑，決定不讓這個機會跑掉。我選了壹些容易的課程來配合這個“亮點”，書櫃裏放了壹本字典，買了足夠的零食來熬夜，決定大幹壹場。但是，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的感受和我寫學術論文的時候有很大的不同。這種感覺很奇妙，就像習慣了坐地鐵的人有壹天開始騎自行車，速度慢下來，突然註意到路邊的風景和四通八達的道路。寫了十幾年，應試教育的條條框框就像地鐵的軌道壹樣，決定了學生的語言風格，而這種風格也無形中限制了思維的方向。比如，妳要寫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克服挫折的過程，就會想到“艱巨的挑戰”、“功夫不負有心人”、“成就感油然而生”等詞語；寫科學家，壹定要描寫“偉人、大事”；寫日本，就要“銘記國恥”；任何事件都要升華到道德層面，任何文體都要遵循僵化的應試作文結構。這些不必要的限制不僅掩蓋了作者的聲音，也帶走了作者的真情實感。久而久之，寫作看似變得簡單，但作者的聲音會逐漸變弱，感覺會越來越平淡。由於語言與思維的密切關系，當作者使用另壹種外語作為表達工具時，這個過程不僅改變了語言風格，也解放了思維。曾經像堆滿舊家具的擁擠閣樓的大腦，在新的語言中突然變得空蕩蕩的。沒有了可以用來填滿稿紙的陳詞濫調，作者需要用感官重新體驗，用自己的思維去判斷，加上文化和語言的障礙，他需要加倍努力，試圖把自己的感受傳達給讀者——這壹切往往讓寫作成為壹個令人耳目壹新的過程。用英語單詞造句，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學的作文課，戰戰兢兢地記下每壹句話，前所未有地細致審視每壹個單詞，肆無忌憚地使用隱喻。語言表達的情感也豐富了:不再局限於贊美或譴責，語言可以用來反思、質詢、諷刺、批評，或者只是描述。這也為寫作的內容打開了廣闊的空間:除了“善行”或“偉大的事跡”，素材無處不在，從學校附近壹家中餐館古怪的老板，到暑假去日本留學時與壹位陶瓷大師不期而遇的對話，再到實習面試時可笑的面試官。和留學過程中遇到的很多其他事情壹樣，語言不通給我帶來了痛苦和愉悅，而這兩種感受往往交織在壹起，難以區分。正是這種感覺，讓我壹次又壹次深夜坐在圖書館裏，對著卡紙，咬牙切齒開夜車，用咖啡因作用下的腦細胞推動光標在文檔上慢慢移動。此時，門外沒有任何噪音、搖滾樂和籃球，只有窗外傳來麻雀的聲音。壹眼望去，遠處的天空已經暗了下來。高雨欣，自由撰稿人，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