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是關於我的，我的大學和妳們很多人壹樣，被規劃了。1996年，我被父親選擇了壹個我不喜歡的專業，土木工程，進入我親愛的母校，湖南大學。在那年的10月1號，也就是開學後壹個月的日子，我剛剛結束完軍訓，吃完晚飯，我和我的另外九個室友，擠在那個晚上十壹點斷電、悶熱的宿舍裏，翻我們大學四年的課本，卻發現它們都是對我而言，極其無聊的東西。
那天晚上我輾轉難眠，壹直到熄燈，我點起來蠟燭，燭光搖曳，照亮我的天花板，也就是上鋪床板，我隱約看到上面有壹個字！我把手移到上面，看到壹個大字，混！
那天晚上我壹直睡不著，我遭到了命運的圍困，而且好像還必須被圍困四年，我不知道該怎麽做，尤其是當有壹個壹平方米大的“混”字，壓在妳的頭頂的時候。
這樣壹直到晚上三點鐘，後來我知道那個時候是潛意識最清醒的時候，我做了壹件我這壹輩子最正確的事情，我決定對我自己的生命發問：
古典，妳想要什麽？
如果妳想要什麽生活，為什麽妳不去造壹個？
那是我第壹次對自己的生命發問，這次發問改變了我的壹生。
很多年後想起來，我依然對1996年10月1號晚上湖南大學1-206室左邊下面鋪位的古典心懷感謝，因為他翻身起床，問自己，如果2000年，大學畢業結束那天，我覺得此生無悔，那是因為我做了些什麽？他慢慢地聽到內在的回應，他記錄了下來很多答案。有些比較平常，比如過四級，考駕照，有些很有趣，比如說學習功夫、搞樂隊和談壹場驚天動地的戀愛，還有壹些看上去有點遙遠，流浪壹個月，騎單車去北京，去全世界最高和最深的地方。
從寫下這些文字開始，他的生命開始改變。
我過了四級，學會開車，向我喜歡的女孩子表白。我開始搞樂隊，我開始學習功夫。在1998年的夏天，我和兩個朋友流浪，其中壹個叫做小明，我們在整個路上罵罵咧咧，我們就這樣打打鬧鬧地從長沙騎到北京，23天．8個省，1500多公裏，到了北京，成為生死之交。我還有去我能找到最深的地方，江西萍鄉的煤礦，在幾個礦工的陪同下在地下400米的地方呆過壹整天，感受喘不過氣來的、墨水壹般的黑暗。我想那是世界最深的地方。
最後等我劃掉我的清單的時候，我發現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在西藏的珠峰，但是那個地方需要的錢和時間，是壹個大學生所沒有的。後來我離開學校，成為壹名工程師。半年後，我離開這個行業，再後來，我失戀了，初戀的失敗讓我痛苦，希望逃離這個國家。
於是我來了北京，成為壹名新東方學生。在我考完托福GRE，甚至拿到OFFER的時候，我又壹次問自己，這是妳想要的生活嗎？我想起來那個1996年10月1號晚上湖南大學1-206室左邊下面鋪位的古典。
後來我留下來，成為壹名新東方的英語老師，我開始攢錢，然後攢時間和工作後日益下降的身體。在2004年，我來到了西藏。這是珠峰大本營，海拔5500米，這是出發前的我，在雪線下面，珠峰的雪化成水流下來，變成這條河。繞過山頭能看到潔白的珠峰，讓我在爬的時候壹直想死在那裏。這裏有壹個郵局，裏面賣著昂貴但是銷路很好的明信片——不僅僅是因為這是這裏唯壹的通訊方式，還因為上面的戳——珠峰大本營——妳可以寄給妳的朋友，妳可以收藏，等妳老的時候對妳的孫子吹牛說爺爺當年也牛過，所以人們總會虛榮地買上那麽幾張。而我壹下子買了三張，壹張寄給了我的母親，她認定我會死在某個雪山上面，幾百年後被挖出來，栩栩如生音容宛在。我說，爸爸媽媽，我很安全。壹張寄給了我的部門主管，他聽完我的計劃，很懷疑我能否上暑假班的課，因為我用完了所有的積蓄，我對他說，我很安全，給我排課。最後壹張，妳們猜我寄給了誰？
我寄給了1996年,10月1號晚上湖南大學1-206室左邊下面鋪位的古典。我告訴他，謝謝妳，妳許的十個願望，今天終於實現。
如果妳不想要妳現在的生活，妳真的可以創造壹個。
那麽接下來，妳想要做什麽？我重新許下我的十個願望，我希望成為最好的詞匯老師，我希望幫助更多人成長，我希望寫出10本能改變世界的書，我希望幫助更多人……對自己的生命發問，找到自己的夢想，並且成為壹個生活的高手——那些在生活的進攻之下，眼光炯炯，緊盯夢想的人。
後來的故事妳們也都知道，我成為了壹個不錯的詞匯老師，成為了新東方講師的培訓師，當有壹天我意識到，告訴別人為什麽要留學和工作，比幫助別人如何留學和工作更加重要。再後來，我離開新東方，創建了自己的公司——新精英生涯，幫助青年人在新的生活裏做自己的精彩英雄。我寫了《拆掉思維裏的墻》，希望幫助更多年輕人，成長為自己的樣子。
還記得那個功夫高手的隱喻嗎？當妳被生活攻擊，請在接受攻擊的時候，請緊盯那些字，並且大聲地把他們讀出來。
最後，讓我告訴妳關於這個故事我最喜歡的壹個回答，如果我是那個高手，我會先走人房間正中，然後大吼壹聲！等到他們攻擊的時候，打倒壹個離我最近的人，然後扭頭就跑，然後把那些目瞪口呆的攻擊者都拋在腦後，我跑動起來，奔向那些字，大聲地把念出來，讓頭發飄揚。
記得，當妳被現實痛苦的攻擊，請問自己，我想要什麽？然後盯緊妳的夢想，而不是妳的敵人！
2生存逼著我成功
到現在為止，我覺得，生存是壹個人首先要面對的事情。
大部分人和我壹樣，沒有壹個有錢的爸爸，因此在大學畢業之後，需要自己去找工作。首先是要能夠自己養活自己。
以後結婚了，大部分人也和我壹樣，沒有找到壹個家財萬貫的老公，兩個打工仔加在壹起，開始為自己的小日子謀劃起來。要買房子，有了孩子，就要為孩子上學打算……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這樣。我的生活也是這樣。
我還記得自己剛剛到深圳的日子。那段日子，讓我真的明白什麽叫做生存。
因 為母親的關系，大學畢業之後，我到深圳去了，放棄了在外資公司的工作，在母親的公司幫忙。所謂的公司，其實就是那種皮包公司。我和母親還有她的幾個帶著發 財夢來到深圳的親戚，也算是她公司的員工壹起，在深圳的壹棟民房裏，每天忙忙碌碌，和形形色色的人碰面。用母親的話來說，生意就是這樣碰出來，談出來的。
我的母親在我四歲的時候，就在我的生活當中消失了，然後在我十八歲的時候又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對於少女時期的我來說，母親在我的想象裏，是壹個神秘而又親密的人物。於是當她說，希望我大學畢業之後，能夠到深圳幫忙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去了。
記得當時我的父親什麽都沒有說，他總是這樣，每當我要決定做什麽事情的時候，他總是什麽也不說，即使之後我碰得頭破血流地站在他的面前，他還是什麽都不說。
我 還記得那個夏天，我提著壹個箱子，來到母親既是辦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親的第壹句話是，妳怎麽穿得這樣不好看。那壹天，我穿的是壹件簡單的白襯衫，和 壹條長長的花裙子。母親總是嫌我長得不漂亮，因為那樣在她的眼中，我很難找到壹個有錢的男朋友。看上去還非常年輕的母親對我說，在外人的面前，不要說我是 她的女兒，這年頭，壹個女人要做生意，要在這裏混下去，不要讓人家知道年紀，不要讓人家知道婚姻狀況會更加劃算。
當時的我，真心誠意地想，這個從來沒有和我生活在壹起的母親，她曾經歷過多麽艱難的日子，我應該幫她。於是我答應了。
接下來的日子慢慢讓我開始明白生活的艱難。在我房子的對面，是那些來自湖南的打工妹的集體宿舍。每天到了吃飯的時間，都會看到她們很多人都是端著壹碗白飯，就著壹瓶辣椒醬，津津有味地吃著。
而我們的生活也不富裕。我發現，我的母親什麽生意都做，只要能夠賺到錢，哪怕只是壹點點。雖然請別人吃飯的時候，她總是搶著埋單，但是在家裏面，每頓飯總是節省到只有壹個素菜、壹個葷菜。
不過我的母親是那種哪怕口袋裏只有兩塊錢，也要在別人面前裝得像壹個百萬富翁那樣豪爽的人。直到現在，兜兜轉轉，她還是在用這樣的方式生活著。
我的母親經常會突然消失壹段時間，於是房東就會找我來要房租。她的這些親戚每天都要開飯。曾經有壹天，我的口袋裏面只剩下兩塊錢，看著他們，看著這個地方，我真的想哭。因為我不知道，這兩塊錢用完之後，明天如何生活下去。
母 親消失的時候，我必須自己賺錢支撐這個家，同時也是支撐我自己。靠著同學的關系，我接到了壹單禮品生意。我還記得我和我的同班同學壹起，跑到別人的廠裏和 別人談判。不過他們很快看穿了我的底價到底是多少，這個合同簽得有點灰溜溜。不過好歹有點錢賺，心裏面已經算是很滿足。
還有壹次，我母親不知道從哪裏拖來壹百箱飲料，從東北運到了深圳。而她自己卻不知去向。我手忙腳亂地找了壹個倉庫把這些飲料存放起來，但是開始為倉儲費發愁。
面對這壹大堆連我都沒有聽說過名字的飲料，我和我的同學壹起，推著自行車，開始壹家店壹家店地推銷。
求人真的是壹件需要勇氣的事情，要面對別人毫不留情的拒絕，或者是那種幹脆不願搭理的樣子，現在回想起來，還好那個時候年輕，剛剛走出校門，反而能夠承受這些東西，如果是現在，我真的很難想象自己，還能不能像那個時候壹樣，去做這樣的事情。
結果，就這樣，在炎熱的天氣裏，有壹天下午還下著雨，我們的自行車倒在地上，壹箱子的飲料從後座上面摔了下來。那個時候，壹剎那我感到壹種絕望，覺得自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學那時候和我有著同樣的感覺。
不過幸運的是，我們的這種軟弱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我記得，我們扶起自行車，繼續壹家壹家推銷著我們的飲料。
最後，我記得，終於有壹個好心人被我們感動，於是我們又賺了壹點錢，可以解決壹大幫人壹個月的生計問題。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幾個月的時間，很快我發現，原來我和我的母親對於生活的價值觀、生存的方式實在有太大的區別。
我的母親總是拿壹些她身邊的年輕女孩給我舉例。誰誰誰嫁給了壹個有錢的老頭，誰誰誰嫁給了壹個港商，或者是誰誰誰做了二奶，而她獲得多少多少的房產。
在我母親的眼裏，錢才是最重要的，無論如何也不要和錢過不去，因為只有足夠的錢才能夠生存。
但是我不這樣看。我覺得，如果真的愛上壹個人，那個人很有錢，倒也是不錯的壹件事情，但如果只是為了錢卻並不值得。
我們鬧翻了，從此我和她斷了來往，但是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我已經沒有辦法再回到上海，於是我要在深圳從頭開始。
為 了生活，開頭的幾個月，我什麽工作都做過。酒店服務員，倉庫管理員，還有國有企業的每天閑著沒有事情做的老總秘書。換工作的原因，最主要還是工資問題，因 為要租房子，要應付日常的支出，因此那個時候，選擇工作的首要標準是工資是不是高。直到後來，在朋友的推薦下，我進入了壹家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從此我的生 活重新走上了軌道。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如果我沒有選擇來到深圳，沒有跟著我的母親的話，我會像我的不少同學那樣，幾個月下來，在外資企業已經有了不錯的表現。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好像浪費了半年的時間。但是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要感謝我的母親，感謝在深圳的這段日子。
因為在這段日子裏，我看到了那麽多在生活底層掙紮的人們如何生活，我也接觸到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物，他們做著不同的事情，有的人循規蹈矩，慢慢尋找著機會，有的人用不正當的手法，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賺到最多的錢。但是他們最初的出發點都是壹樣，為了生存。
在這段日子裏面，我也體驗到了，很多時候為了生存，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和韌勁來面對這個社會中的人和事。
我的那位同學，我們在深圳壹起待了壹個月之後，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湖南的壹個偏遠縣城，他說過，他的理想是要進電視臺工作，之後我聽說，他在縣城的電視臺主持少兒節目。後來我們失去了聯絡。
八 年之後，當我們在北京再見的時候，他已經是珠海電視臺的壹名編導，而我則成了鳳凰衛視的壹名記者。他告訴我他用五年的時間，從縣城走進省電視臺，然後又只 身來到珠海，從壹名編外人員成為電視臺的正式員工的整個過程。他說，深圳的那段日子，教會他，如何在艱難的時候，勉勵自己壹定要走下去。
4壹個昆山小企業主的高鐵之旅
價格、速度與激情
亮銀色的高速列車如劍魚般橫臥在軌道上，蓄勢待發。
9點50分，徐寧來到北京南站，在自動售票機上買了壹張車票。10分鐘後，他登上了開往上海的G115次列車。
徐寧在江蘇昆山經營壹家IT產品包裝企業。在這家只有100多名員工的“微型”公司裏，他既是總經理，也是“業務員”，每個月都要飛行於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之間。兩天前，他到北京參加壹場展銷會，“接了幾個大單”。
這壹天是7月7日，京滬高鐵開通後的第八天。
“封殺”京滬航班
徐寧所在的3號車廂，是被媒體稱作“可與空客A380相媲美”的商務車廂：24個座椅可以坐、躺、臥，配有多媒體觸摸屏、閱讀燈、電源插座、USB和網線接口等。據報道，這樣的壹個座椅“造價約16萬，相當於壹輛中檔轎車”。
“財政部說，副部級的官員才能坐商務座”，徐寧打開電腦，念起了當天的新聞頭條。
接著，他打開生產車間遠程監控系統和ERP系統——這是他兩年前花費數十萬元請人開發的，“我在車間裏安了9個攝像頭，隨時可以監督工人的進度。”
3G信號已經無縫深度覆蓋京滬高鐵，此前，中國電信宣布天翼3G終端在京滬高鐵上可以順暢地接打電話、無線上網。“我在與不在，公司都在那裏，運轉如常。”徐寧有些掩飾不住的得意。信息高速路與現實高鐵壹起包裹著他。
現在，列車正以309公裏/小時的速度，呼嘯著穿過華北平原，5小時後將到達1300多公裏之外的上海虹橋。“貼地飛行”，這是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的形容。
為了這張北京-昆山的商務座車票，徐寧支付了1690元。他說，這個價格“很可以接受”——以前，他從北京回昆山需要先飛到上海，然後搭乘城際快車或汽車。根據東航的訂票系統，頭等艙票價為2260元，經濟艙1130元，折扣最高不過八折。
今年6月，徐寧從上海飛北京與客戶談判，因飛機延誤在機艙內等了三個小時，“壹筆大訂單就這樣沒了。”而根據民航華東管理局的數據，2010年8月以前京滬航班平均正常率不到50%。經過整治後，這壹數字也只有72%。
“貼地飛行的高鐵和壹日千裏的飛機，哪個更省時間？”7月初，上海鐵路局宣傳部副部長陳萬鈞發布了壹條微博，稱《法制晚報》兩組記者同時從北京出發奔赴上海，結果乘飛機的那組因航班延誤而比乘高鐵的記者晚到了半個小時。
“坐高鐵的時間，至少是可預期的。”徐寧正計劃著，今後徹底“封殺”京滬航班。
現在，航空公司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壓力。京滬線素來是壹條“黃金航線”，每天平均有80多個航班，客座率保持在80%以上。2010年，這壹條航線給東航貢獻的利潤高達9億元，國航也在這條航線上實現了5.8億元的利潤。
然而，在京滬高鐵開通的壹周裏，這條黃金航線的機票也賣出了4-5折的“白菜價”。業內人士說，“京滬高鐵真是從航空公司手上割肥肉啊！”
超前的高鐵？
在設計施工中，京滬高鐵的時速曾經從300公裏/小時被不斷升級到380公裏/小時。很多人都對壹個細節印象深刻：高鐵試運行期間，前鐵道部部長劉誌軍喜歡進駕駛室，在駕駛員的身後大喊，再快些！再快些！
對此，日本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該社運營著日本最快的高速列車）的社長松本正之曾表示，“（像中國這樣）將速度提升到接近極限的程度，是我們永遠不會做的事情。”
富有戲劇性的是，到開通時，京滬高鐵的時速又回到了起點。專家認為，高鐵降速正是出於安全考慮，但這種說法，遭到了鐵道部的否認。
“還記得19世紀美國修建洲際鐵路的好時候嗎？我們使用了廉價的中國勞工來完成該項工程。現在，中國是否需要美國的1400萬失業者去幫助它建設高鐵？”坐在京滬高鐵的商務車廂裏，壹名美國記者唏噓不已。
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則調侃說，在發展快速列車方面，美國已經無法和中國相提並論。不過美國在另壹個帶“快”字的東西上略勝壹籌：快餐。目前京滬高鐵上提供的早餐，是美國人最愛的漢堡。
京滬高鐵，被很多媒體比作“中國版的阿波羅登月”。但《紐約時報》說，它在中國並沒有得到普遍的好評。鐵道部或許可以不計較為此背上的高額債務以及未來若幹年不盈利的可能，而對於普通人，“高鐵昂貴的票價已經觸及中國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這個痛處。”
徐寧所在的3號車廂裏，20多個豪華座椅正寂寞地等待著那些想象中願意為任何“奢侈品”壹擲千金的豪客。而在其余車廂，壹等座和二等座的上座率大約只有20%。網友戲稱，京滬高鐵是在“運椅子”。
“只剩G字頭的票了？”學生模樣的趙飛宇站在北京南站的售票窗口前，售票人員告訴他，當天的動車票早已售罄，只能買隔天的票。他覺得，自己“被高鐵”了。
目前，上海虹橋至北京南每天運行41對時速300公裏的G字頭動車組與3對時速250公裏的D字頭動車組。原來的5對“夕發朝至”動車組全部停開，2對“夕發午至”的T字頭特快只保留了1對。而且，價格“親民”的T字頭和D字頭往往“壹票難求”。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趙堅指出：“擁有基本舒適空間的廉價交通更適合中國的普通旅客，他們並不願意只為節省幾小時，就多花3倍甚至更多的錢去購買高鐵車票。”
列車快速地穿過滄州、德州、泰安、曲阜、蚌埠、鎮江，壹路向南，沿途可以看到蓋了壹半的高樓，以及曝曬在烈日下尚未完工的公路——雖然在那些早已建成的高速公路上，並沒有出現人們想象中車滿為患的場景。據媒體報道，在京滬高鐵沿線，有16座新城已經破土，各地政府都寄希望於高鐵能夠招商引資、盤活當地經濟。
《華爾街日報》報援引了蒂姆·斯塔莫斯撰寫的壹篇文章，描述他在壹個高鐵站點的經歷：“整個車站的三層樓都鋪上了昂貴的大理石地磚，它們被打磨得像鏡子壹樣光亮。斥巨資建造壹座規模如此宏大的車站，站臺上只有壹列火車，車站內幾乎沒有任何乘客在候車。那種氛圍就像是被僵屍突襲後的紐約中央車站。這真是中國人心態的最好例證──只要造好了，自然會有人來。”
《華爾街日報》對此評價說，中國或許建設了壹個過於超出現時需求的鐵路系統。
京滬高鐵的列車還在狂奔。15點15分，列車駛進了昆山南站。車門敞開著，像極了壹張張饑餓的大嘴。徐寧拎起行李箱，大步走下車去。不遠處，只有田野、空曠的公路，和壹幢等待封頂的大樓。
中國高考與世界主流漸行漸遠
從1898年成立京師大學堂至今，中國的現代高等教育已經走過110多年的歷史。
回首中國現代高等教育走過的足跡，不難發現，中國的高等教育曾經離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路線很近，但是最終，中國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另壹條路，而這條路，與世界的高等教育的主流漸行漸遠，而且難以回頭。
何時開始拐彎的
1905年，清廷宣布廢除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知識分子不再是國家政治精英的主要來源。他們開始流向社會、軍隊、商業、金融、實業、出版和學校，從前的細枝末節，開始因知識分子的註入而膨大，另有壹部分知識分子走向了對立面，成為國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但是，正如當初力主廢除科舉的人所期望的那樣，廢科舉，興學堂，造就了接下來20年中國現代教育發展的第壹波高潮。第壹次海外留學的浪潮開始，不少學子遠赴日本，到1911年進入了壹個高峰期。隨後，赴歐美留學的人數逐年增加，他們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適、蔣夢麟、張伯苓等後來壹批中國的教育家。正是他們，推動了1922年“壬戌學制”的頒布，確立了中國現代學校制度的基礎。壹直到今天，中國內地仍大量沿用當年的學制。
借鑒美式學制而制定的“壬戌學制”以7項標準作為指導思想，即適應社會進化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發展、註意國民經濟力、註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於普及、多留各方伸縮余地。同時，普通教育模仿美國“六三三”學制，分別為小學、初中、高中。
這種學制強調個性發展、生活教育，還有胡適反復強調的彈性，而今天的高考制度和普通教育培養模式，則試圖以壹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彈性、個性、生活等精神被丟得壹千二凈。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葉企孫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期間，堅持親自面試所有報考學生。學生入學後，他每個月挨個找學生談話，了解學習情況，根據各自的進度推薦需要學習的書籍，所謂“因材施教”，不外如此。1999年，中國評選“兩彈壹星”元勛，獲獎的23人中有9人是葉企孫的弟子，2人是他學生的學生，還有2人的事業同他直接相關。
葉企孫代表的那個時期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壹種精神。
然而，1952年仿照蘇聯模式進行的院系調整，徹底地改變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軌跡。以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中國高等教育，目的已經不是培養壹個人，而是壹個建設者，壹顆社會機床上的螺絲釘。
美國卡爾頓大學教授趙啟光曾在同科技部部長萬鋼的電視對話中指出，蘇聯敗給美國，即在教育不合理。然而，很長壹段時間裏．蘇聯壹直沈浸於重視工科教育創造神話中不可自拔。
1958年，美國《生活》雜誌對比了壹位蘇聯大學生和壹位美國大學生。雜誌得出結論——蘇聯學生各方面都更優秀。這是壹種預設了答案的比較，因為蘇聯剛剛發射了第壹顆人造地球衛星，全美國科技和教育界都感受到空前的挫敗感。然而時間證明，以為國家工業建設培養“壹枚螺絲釘”為目的的教育體制，最終敗給了以培養人才為目的的教育體制。
大學成了“打工仔”
中國教育本來有機會重回世界主流，但1977年恢復的高考制度，考試形式實際就是把原來的科舉取士的制度照搬過來。這是壹種和人的成長直接沖突的考試制度，其理念就是可以用壹把普通的尺子去衡量所有人。
此後，中國的高考制度，嚴格來說沒有重大變革，只有小修小補。不論是委培制度、加分、保送、自費、公費自費並軌，整體來說雖有借鑒國外因素，但影響很小。中國跟國外學的主要是形而下的東西，請幾個外教，學習壹些具體的措施，但沒有形而上的，就是沒有理念上的學習。
於是，很多學生所能做的，就是“用腳投票”。1992年，中國政府放開留學政策，當年出國留學總人數1700人，隨後逐年增長，而且加速增長。根據教育部數據，2010年***有28.47萬人選擇出國留學，而且絕大多數是自費。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致使中國的高招制度及高等教育同世界主流漸行漸遠的呢？
壹個是大學管理體制。中國現代大學的管理體制，不是現代的體制。現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人為本，但是，中國大學的招生指標是教育部定，給學生的學位證是教育部頒發的，從人到出都是教育部來管，學校成了專門負責教授的“打工仔”，不需要為學生負責，只需要為教育部負責，以人為本就無從談起。
現代大學生應該是“多邊界”的，中國的大學只有壹個邊界，只需要考慮教育部，而社會、學生、家長都可以不管。美國的大學很大壹部分經費來自校友的募捐，學校成為壹個社交圈子的核心，眾多資源都圍繞著學校流轉。學校是壹個多邊界的社會實體，學生既是它的原材料，又是它的產品，壹切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因此既要挑選適合自己的原材料，又要生產最好的產品。反觀中國的大學，原材料不是自己選擇，當然也無法對產品負責。
“贏在起跑線”：高考異化下延
那麽，理想的招生模式應該是怎麽樣的呢？教育學家儲朝暉打了壹個比喻：“就像談戀愛，學校可以選擇學生，學生也可以選擇學校。本來就應該是妳情我願的事兒，而現在的招生制度就像打擂臺比武招親，而且比武過程還要擔心有人用暗器使詐。”
恢復高考之初，中國的招生制度雖不能保證有效地篩選人才，但至少公平。從委培、保送到各種加分，包括現在的高校自主招生名額，實際上都稀釋了考試的作用，讓有錢有權的人左右錄取結果的機會越來越多。有統計說，現在中國農村的學生要比家庭條件優越的學生高15分才能進入同等學校學習。許多家長擔心高考是否公平，但他們不了解高考制度本身已經異化，從而造就了種種不公平。
現在的高考制度異化已經向下延展，從高中延展到初中，甚至小學。重點學校制度便是異化的產物。重點學校的教師有些擁有高考的出題權，他們可以參與題庫的制定。家長千方百計想讓孩子上重點中學，不是為讓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只是希望孩子距離高考考題更近壹些而已。
畸形的制度造就了不少中國特色的教育詞匯，例如“贏在起跑線上”。據說壹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人讀澳大利亞的壹所個學，上課第壹天老師試探性地問學生：“3+3等於幾？”全班只有他壹個人答得出來。之後老師又問了幾個數學問題，這位學生都回答正確。當天學校就找到這位學生的家長，問他們是否虐待了自己的孩子，怎麽能讓小孩子學習這麽多不必要的知識？
人類的大腦需要20年左右才能發育成熟，但為什麽要讓許多大腦、思想未成熟的孩子18歲就參加決定壹生命運的高考？西方主流教育體系大多存在預科制度，學生進入大學先學習壹些基礎性的科目，第二年再選擇專業，這等於多給他們壹年的時間規劃自己的人生。像法律和醫學專業，往往要求學生大學學習兩年甚至本科畢業之後，才能申請入讀。或許，這才是對人負責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