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壹八事變後僅僅壹個月，撫順清原的“血盟救國軍”就打響了遼東武裝抗日的第壹槍。與此同時，《國歌》的母本——《血盟救國軍軍歌》誕生，早於《義勇軍進行曲》三年多的時間，1931年10月16日，在撫順大地上就唱響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2015年7月16日，40多位專家、學者以及抗戰先烈的後人壹致認定：1931年10月16日誕生的《血盟救國軍軍歌》是國歌的“母本”，撫順是國歌的奠基地。
這首歌的歌詞與我們熟悉的國歌極其相似：
起來，不願當亡國奴的人們
用我們的血肉喚起全國民眾
我們不能坐以待斃
必須奮起殺敵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起來！起來！
全國人民團結壹致
戰鬥！戰鬥！戰鬥！戰鬥！
這首歌就是《血盟救國軍軍歌》，作者是清原滿族自治縣的孫銘武、孫銘宸（又名孫耀祖）兄弟。
2015年7月16日，撫順市召開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暨“撫順——國歌奠基地”座談會，來自省內的40多位專家、學者，以及抗戰先烈的後人參與了座談，與會人士壹致得出結論：早於《義勇軍進行曲》3年多的時間，即在1931年10月16日，在撫順大地上就唱響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撫順是國歌的奠基地！
在這次座談會上，遼寧社會科學院東北淪陷史研究室主任張潔說，《血盟救國軍軍歌》是國歌的“母本”，國歌是如何發源的問題壹直是歷史研究領域的空白，做好這項工作對國家、對社會來說都是重大貢獻。中國近代史史料學會副會長、遼寧“九壹八”戰爭研究會會長王建學先生認為：大量歷史資料證明，“撫順是國歌奠基地”這壹提法可以認定是準確的。
孫氏兄弟為國歌提供原創素材
據資料記載，2002年9月28日，撫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平魯對住在撫順西葛聯社、在撫順石油壹廠做司機的孫銘武的兒子孫超進行采訪考證。孫超回憶說：“我父親舉義抗日當初還創造了壹首《軍歌》，那是1931年10月16日，我當時15歲，在創作現場。”老人還當場給王平魯唱了這首軍歌，用的是東北人口氣，老調子。他說歌詞為父親和叔叔孫銘宸聯合創作，由張顯銘譜的曲。另外，2003年，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撫順市地方史學會常務理事白鳳羽在清原大蘇河采訪了當年的救國軍老戰士孫緒恩，當時，孫緒恩還動情地唱起這首歌。
這些線索引發了撫順市有關部門的註意。2014年，撫順市政協成立了考證工作組，到清原、沈陽、錦州、張家口、唐山、北京、古北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等地開展專題調研。
那麽，孫氏兄弟到底是什麽人呢？
孫銘武，1889年9月15日出生在清原縣中寨子村壹個中農家庭裏。興京縣警官教練所畢業。曾任奉軍的連長、營長。孫銘宸別名孫耀祖，是孫銘武的弟弟。興京縣立師範畢業，當過小學校長和清原縣教育局學務委員和調查員。
1931年“九壹八”事變的當天，孫銘武目睹了日寇的侵略暴行，於是與曾在日本留學的老友張顯銘壹起發動親友、同鄉組織抗日武裝。同時，他們策動遼寧公安大隊第二十八中隊李棟材部嘩變。孫銘武又變賣家產、購置槍支，並決定在1931年10月中旬起義。孫銘武、孫銘宸和張顯銘在起義前夕，在中寨子村孫家大院，創作了壹首義勇軍抗日軍歌，這就是《血盟救國軍軍歌》。孫氏兄弟作的詞，張顯銘譜的曲。
1931年10月19日，孫銘武、張顯銘與李棟材的二十八中隊400多人，集合於清原縣大蘇河鄉，唱著軍歌，宣布起義，成立“遼東血盟救國軍”。孫銘武被推舉為血盟救國軍總司令，李棟材為總指揮，張顯銘為總參議，孫銘宸在各地購置槍彈等軍用物資。
1932年1月，救國軍已發展到千余人。1月末，孫銘武、張顯銘等20余名將士被害。孫銘武犧牲後，孫銘宸帶領余部參加遼寧民眾自衛軍第六路軍，被委任為第六旅旅長，與敵戰鬥。最終，隊伍被打散。後來，孫銘宸被捕入獄，被日軍殺害，時年39歲。
2014年9月1日，國家民政部公布了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這份按烈士犧牲年份和姓氏筆畫排序的名錄中，遼東血盟救國軍總司令孫銘武排在了第壹位。
2015年4月1日，撫順考證工作組到清原孫銘武老家中寨子村，找到了孫銘武的親屬姜學儒了解情況。已經93歲的老人講述了當時的情況：“我管孫銘武叫三大爺，管孫銘宸叫四叔。我當時9歲，經常出入孫家大院玩鬧。壹天在正房壹間屋內，有壹人手持木棍在壹長條桌前指揮，有20人左右壹起唱‘起來、起來！’我以為大人嫌我‘礙事’，讓我起來呢。”
2015年4月21日，考證工作組在張家口，孫銘宸的孫子孫灤寧取出了他珍藏多年的老照片，那是爺爺決心回東北之前與他的侄兒孫治平的合影。孫灤寧回憶說：“爺爺到北平後，在‘救國會’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學等處演講，宣傳介紹遼東義勇軍的戰鬥事跡，演講到結尾時，呼號、演唱的就是《血盟救國軍軍歌》的歌詞。”
在唐山，孫銘宸的另壹個孫子孫克本對考證工作組回憶，1954年就聽他父親孫鎮中唱《義勇軍進行曲》，當時還說這裏有妳爺和妳三爺鬧義勇軍時編的詞兒。
隨後，撫順考證工作組來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發現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給予孫銘武、孫耀祖兄弟極高的評價：“他們是以國為家的愛國忠烈，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喚起千百萬民眾的覺醒與抗爭，他們無愧是義勇軍和義勇軍進行曲的奠基人”。這是對在全國壹些地區出現爭取國歌歸屬關系，即誰是國歌的奠基者問題上作出的唯壹定性評價。
田漢得到資料的四種可能
那麽，《血盟救國軍軍歌》是怎樣傳到田漢先生手裏的呢？撫順市政協文史委委員彭壯飛告訴記者，據現有的資料分析有四種可能：第壹，1932年末，作者之壹的孫銘宸曾到北平宣傳義勇軍抗日的壯舉，多次高唱《血盟救國軍軍歌》，《血盟救國軍軍歌》在愛國人士中流傳。第二，1933年3月，田漢隨上海800人慰問團來到古北口抗戰前線慰問，在古北口住了23天，有可能接觸到遼東抗日義勇軍，包括《血盟救國軍軍歌》在內的有關資料。第三，東北抗日義勇軍首領唐聚五曾與田漢先生見過兩次面，壹次在北平，壹次在上海，有可能直接為其提供遼東抗日義勇軍的有關資料。第四，當年《血盟救國軍軍歌》在千人的隊伍中傳唱，雖然血盟救國軍被打散了，但活著的將士進關後也會把這首激昂的軍歌傳出去。
彭壯飛告訴記者，《義勇軍進行曲》雖是田漢的厚積薄發之作，但通過仔細比較、分析，可以發現，無論是立意、主題、結構、韻腳還是遣詞造句，主要字句上高度相似，《血盟救國軍軍歌》為《義勇軍進行曲》提供了更為直接的原創素材。應當說《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比《血盟救國軍軍歌》更凝練、更形象、更具時代意義，影響也更大。特別是田漢超越歷史時代的局限，點石成金地寫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兩句歌詞具有深刻的歷史感和超越時空的歷史啟迪、警示價值。加之聶耳大師級的音樂處理，《義勇軍進行曲》遂成為中華民族心底永恒的旋律。
國歌與遼寧有深厚淵源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完成的。那麽，田漢先生所作之詞源於何處呢？
如今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都趨向認為與遼寧密切相關。“九壹八”事變後，遼寧各地紛紛組建義勇軍、自衛軍、救國軍、大刀會、紅槍會等民眾武裝，統稱為東北抗日義勇軍。抗戰歌曲與起義誓詞也應運而生。
此前，遼寧有多地宣稱是國歌故鄉、誕生地或素材原創地。從2007年起，桓仁就提出“國歌素材原創地”之說，其根據是1932年4月21日，遼寧民眾自衛軍在桓仁舉行抗日誓師大會，總司令唐聚五發布《告武裝同誌書》，通過北京郵電局發到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桓仁《告武裝同誌書》中有這樣的詞句：“團結起來。哪能甘心做亡國的奴隸，振作起殺敵衛國的精神，要知道現在是中國存亡的關頭，我們被壓迫的同胞們，團結起來，響應起來，風起雲湧起來，萬眾壹心。我們東北民眾已氣憤填膺，故喊殺愈烈，不畏炮火，冒彈雨直進！”此種觀點認為，田漢在《風雲兒女》所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的素材基礎，就是來源於遼寧民眾自衛軍的《告武裝同誌書》。
錦州認為自己是義勇軍發祥地和《義勇軍進行曲》發祥地。他們的根據是北鎮、黑山高鵬振“東北國民救國軍”的義勇軍誓詞、軍威和戰績為《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提供了現實基礎。“東北國民救國軍”誓詞歌的原唱詞為：起來！起來！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家園（被）毀，爹娘當炮灰，留著我們的頭顱何用？拿起刀槍，攜手並肩，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往前沖！用我們的身軀築起長城。拿起刀槍，攜手並肩，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往前沖！用我們的身軀築起長城。前進啊！前進！前進！豁出命來向前沖。前進啊！前進！向前進！豁出命來向前沖。殺！殺！殺！壹二三四！
盤山縣則提出了盤山義勇軍是《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原型說。他們認為，“九壹八”事變以後，盤山人張海天、項青山的抗日《宣言》、《通電》為《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提供了深厚的精神給養。“1931年至1933年，盤山義勇軍首擾盤山，二打臺安，三戰田莊臺，四攻牛莊，五襲海城，後又參加長城抗戰。”在國內影響很大，田漢、聶耳通過報刊等多種渠道對盤山義勇軍有所了解，激發了他們的創作熱情。
朝陽市建平縣朱碌科村也提出了國歌發源地的說法。他們的根據是1933年2月聶耳到過建平縣朱碌科村慰問參加熱河抗戰的義勇軍。此外，遼寧省還有國歌誕生在葫蘆島南票的說法。 1931年九壹八事變後，在中國東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衛抗爭的烽火。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紛紛興起。不到1年的時間，東北抗日義勇軍已達30萬之眾。2月起，部分東北各抗日武裝力量改編為抗日聯軍，繼續在各地區進行抗日鬥爭。在抗聯艱苦抗戰的時候，壹首歌曲從上海的壹座監獄裏傳出：這是作家田漢為當時的電影《風雲兒女》寫的壹首歌詞，由聶耳譜曲，它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33年日寇進犯熱河，經朝陽向建平推進。2月的壹天上午，有壹隊騎兵來到了四家子鎮，都集中在四家子街西河邊的空地操練。這時，從建平縣喀喇沁方向來的幾輛汽車上下來了百十人，還有壹種聽說能把人像拍照下來的機器，後來知道叫攝影機。拍攝了騎兵部隊出操、吹號、刺殺、唱歌和騎戰馬奔跑。後來壹個人還拉著洋琴教我們圍觀的學生們唱部隊的歌。這天，部隊還在青溝梁和日軍打了仗，槍炮聲響到天黑。
2001年遼寧省政協文史委編輯的《血肉長城——義勇軍抗日鬥爭實錄》文集中，收錄了劉鳳梧在1979年寫給中***遼寧省黑山縣黨史辦公室的《回憶黑山縣抗日義勇軍》壹文，裏面有這樣的壹段回憶：“快過陽歷年的時候，高鵬帶來北平抗日救國會的消息，讓我們遼西的義勇軍到熱河去接收各地愛國人士捐贈的武器裝備和慰問品。我們黑山縣勵家窩鋪這支部隊400多人，從盤山經趙家屯、中安堡、阜新到達熱河的貝子府和朱碌科壹帶。從遼西到熱河的還有鄭家窩鋪鄭子豐的200多人，安家河肖振起的200多人。此外，阜新大廟白乙化的600多人也到了熱河，我們這些人都是騎兵，被編為抗日義勇軍二軍團騎兵旅壹團。1933年2月，遼南王全壹、顧靠天的抗日騎兵也來到熱河，被編為東北抗日義勇軍二軍團騎兵旅二團。聶耳等壹些愛國知識分子來到熱河，他們壹面慰勞部隊，壹面做抗日宣傳工作。從《遼寧文史資料》第四輯中，也能找到原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二軍團副軍團長李純華的回憶錄《東北義勇軍第二軍團概述》。文中記載：“1933年2月25日晚間，救國會軍事部長王化壹，政治部副部長杜重遠和上海遼吉黑熱後援會負責人朱慶瀾等，率百余人攜帶械彈、服裝和慰問品到達朱碌科。26日到四家子檢閱並慰問部隊,上海的電影公司拍了紀錄影片。”
河北省政協文史委收錄了原北平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軍事部長兼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二軍團軍團長王化壹的回憶錄《日軍侵熱期間熱河紀行》，文中記載：“1933年2月22日，我們由承德出發赴朱碌科村。熱河交通隊湊集了6輛卡車，載運炮彈、宣傳隊以及隨行人員等。25日夜間前進到朱碌科第二軍團的臨時總指揮部，26日10點前進到四家子，檢閱到達的全體官兵。”
錦州市的壹處景觀公園內，壹座黃墻、青瓦、綠檐的尖頂老式洋房經歷了近百年的風雨。這裏曾是東北交通大學的舊址，更是“九壹八”事變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行署和抗日義勇軍創建舊址。2014年，錦州市東北抗日義勇軍研究會在這裏布置了壹間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館，向人們展示著東北抗日義勇軍英勇不屈的歷史。站在壹塊展板前，劉生林凝望著父親等先輩的照片駐足良久。他指著其中壹張騎兵馬隊奔跑向前的照片說：“這張圖是從上海慧沖影片公司拍攝的影片《熱河血淚史》中截圖下來的，圖中帶隊騎白馬的就是我的父親，拍攝的地方就是現在的敖漢旗四家子鎮。”
劉鳳梧在回憶錄中說：“1933年2月熱河抗戰期間，高鵬陪同後援會慰問團的人慰問、采訪我們義勇軍官兵時，慰問品是按照壹營到三營的順序發放，在慰問團先給壹營和二營發放慰問品的時候，我就指揮三營官兵唱《義勇軍誓詞歌》。慰問團裏的聶耳聽到歌聲，來到我們跟前。聶耳是南方人，他問我們，妳們用東北話唱的歌我聽不懂，唱的是啥子歌？我聽成是傻子歌。我告訴聶耳，我們唱的不是傻子歌，是《義勇軍誓詞歌》。當年高鵬是東北大學的學生，也是北平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軍事部的聯絡副官。跟隨朱慶瀾從上海和北平到熱河慰問的青年知識分子到承德後，都是由他負責聯絡召集，聶耳等人他都認識，我是通過高鵬的介紹認識聶耳的。”
“根據我父親的回憶和其他史料記錄可以看出，正是因為當年聶耳在四家子與義勇軍官兵們同唱《義勇軍誓詞歌》，又從我父親那裏得到《義勇軍誓詞歌》傳單，這為後來聶耳和田漢***同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提供了基本素材。《義勇軍誓詞歌》創作於錦州，從四家子通過聶耳走向全國。也就是說，四家子應該是《中華人民***和國國歌》素材走出的地方。”劉鳳梧之子劉生林肯定地說。
1934年，朱慶瀾出資贊助上海電通影業公司拍攝電影《風雲兒女》，由田漢編劇。但是，田漢只是交出壹個故事梗概和壹首主題歌的歌詞，就於1935年2月19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了，後來這部電影由我國第壹代電影導演夏衍改成攝制臺本。田漢被捕後，音樂家聶耳找到夏衍，承擔了《風雲兒女》主題歌作曲的創作任務。
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又修改了《風雲兒女》主題歌作曲的初稿，曲譜定稿後，寄回國內。
據上海國歌展示館工作人員介紹，在電影《風雲兒女》前期拍攝完成以後，田漢的主題歌歌詞並沒有確定歌名，而聶耳從日本寄回來的歌詞譜曲的名稱只寫了3個字“進行曲”。《風雲兒女》的主題歌歌詞和“進行曲”兩個名稱如何成為壹個名字呢？作為電影《風雲兒女》投資人的朱慶瀾將軍，畫龍點睛地在“進行曲”3個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3個字，《風雲兒女》主題歌的歌名就成了《義勇軍進行曲》。最後，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將《義勇軍進行曲》灌成唱片公開發行。
《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誕生於1935年，當時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這首在中華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壹支戰鬥的號角，鼓舞了中華民族兒女去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解放全中國，去建設社會。
1931年“九·壹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序幕，“不作亡國奴”的吼聲喚起了全國人民高昂的愛國熱忱。先後於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國***產黨的田漢、聶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中。
1934年春，田漢決定寫壹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在他剛完成壹個故事梗概和壹首主題歌的歌詞時，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另壹位***產黨員、戲劇家夏衍接手將這個故事寫成了電影劇本，聶耳主動要求為田漢寫就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當他讀到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壹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他仿佛聽到了母親的呻吟、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戰士的怒吼，愛國激情在胸中奔湧，雄壯、激昂的旋律從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後來又在躲避國民黨政府追捕的顛沛流離中完成了曲譜定稿。壹首表現中華民族的剛強性格，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禦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歌就這樣誕生了。這是聶耳短暫壹生中的最後壹個作品。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後，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國的大地上傳唱開來。伴隨著“壹二·九”運動的學潮，救亡運動的巨浪，抗日戰爭的烽火，解放戰爭的硝煙，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譽海外，在全世界傳播。
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演唱了這首歌，接著他又灌制了壹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為這套唱片撰寫了序言。在當時的反法西斯戰線上，《義勇軍進行曲》代表了中國人民最強音的壹支戰歌。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在盟軍勝利凱旋的曲目中，《義勇軍進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國民黨蔣家王朝在中國大陸的統治臨近末日，建立新中國的工作著手進行。當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以馬敘倫為組長、葉劍英和茅盾（沈雁冰）為副組長的籌備會議第六小組負責擬定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國歌方案。參加工作的成員有郭沫若、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等10余名著名人士。
1949年7月4日，葉劍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壹會議室主持召開了第六小組第壹次會議，推選郭沫若、田漢、茅盾、錢三強、歐陽予倩五人組成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郭沫若為召集人。
1949年8月5日，第六小組第二次會議決定，聘請馬思聰、賀綠汀、呂驥、姚錦新四位音樂專業人士為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顧問。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經毛澤東、周恩來修改審批後，分送《人民日報》《天津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報紙連續刊登八天。國內各報和香港及海外華僑報紙也紛紛轉載。這樣大規模地在報紙上征集國旗、國徽、國歌，在中外歷史上是少見的。征稿啟事發出後，在中華大地和海外華夏兒女中引起強烈反響，應征稿件如雪片壹樣紛至沓來。
截至1949年8月24日，籌備會收到有關國歌的稿件350多件。經過慎重討論審核，認為國歌征集之稿，足以應選者尚少，而新生的***和國在宣告成立時，如果沒有確定壹個體現本國尊嚴的國歌，不符合國際慣例，也不適應時代要求。因此，決定再有計劃地征集壹次，將入選者制曲試唱，向群眾廣泛征求反映後再作最後選定。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設立由55人組成的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馬敘倫為召集人。截至當日，第六小組***收到應征國歌632件，歌詞694首。
1949年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郭沫若、茅盾、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人。在座談會上，馬敘倫等主張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徐悲鴻、郭沫若等許多委員表示贊成。因原歌詞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歷史性的詞句，郭沫若、田漢等建議將歌詞修改壹下，郭沫若並擬就了三段。但是，張奚若、梁思成認為這首歌曲是歷史性的產物，為保持其完整性，詞曲最好不作修改，並舉法國的馬賽曲為例。黃炎培先生也贊成不修改歌詞。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介紹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外傳播情況後，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獲得了國內外人民壹致頌揚，在國際上有它的影響，應采用作國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贊成這種“安不忘危”的思想，認為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安定、安全，還需要與內外敵人及各種艱難困苦奮鬥。周恩來副主席說：“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國歌代表了壹個國家的民族氣質和精神面貌，《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於中華民族危難關頭，正是表現了中華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毛澤東主席贊同和支持歌詞不改。經過討論，除國徽壹項繼續由原小組設計外，其他各項議題均獲壹致意見。會議結束時，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大家壹起放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著毛主席按動升旗電鈕，伴隨五星紅旗冉冉上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第壹次在天安門廣場響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關於國旗、國歌和年號的“新華社信箱”中，對將義勇軍進行曲采用為國歌作了如下解釋：“義勇軍進行曲是十余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革命鬥爭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經具有歷史意義。采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和國現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為了喚起人民回想祖國創造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這與蘇聯人民曾長期以國際歌為國歌，法國人民今天仍以馬賽曲為國歌的作用是壹樣的。”
《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唱了17年。十年動亂期間，田漢受到“四人幫”迫害，他寫的歌詞不能再唱，正式場合只能演奏國歌的曲譜。
粉碎“四人幫”後，由於還來不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為理由，提議重寫國歌歌詞。
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通過《義勇軍進行曲》新詞。
對新的國歌歌詞壹直存在不同意見。壹種意見認為新歌詞氣勢雄偉，高度概括，政治性強，有“奔向***產主義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內容。同時，也有許多同誌認為，新歌詞的內容、文字韻律都推敲不夠，從文字上看歌詞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幾個口號湊在壹起。從韻律上看，新歌詞平仄、音韻都不如原歌詞，有拼湊的感覺。
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黨領導全國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錯誤，深入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恢復並根據新情況制定了壹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國家進入了壹個新的時期，對1978年憲法進行系統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這壹時期，黨和國家糾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國歌歌詞原作者田漢得到昭雪平反。
從1980年到1982年，憲法修改委員會收到了各個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見，認為《義勇軍進行曲》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體現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勵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多年來已經深入人心；建議廢除1978年通過的國歌歌詞，恢復1949年全國政協壹屆壹次會議決定的《義勇軍進行曲》。同時，建議像全國政協壹屆壹次會議那樣，作壹個決議把國歌確定下來。憲法修改委員會壹致同意將1949年全國政協壹屆壹次會議決定的《義勇軍進行曲》恢復為國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和國國歌的決議 ，撤銷1978年3月5日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新詞，恢復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和國國歌。
2003年4月和8月，中***中央兩次向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及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人民團體黨組發出通知，征求對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意見。安徽、山東、海南、江蘇、陜西等省市及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同誌都提出國歌是國家的象征，建議在憲法中作出明確規定。黨中央采納了將國歌寫進憲法的建議，在2003年10月舉行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中，把中華人民***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寫進憲法，作為壹條修改建議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
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