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國傳統文化----剪紙工藝
剪紙是中國民間流行的壹種歷史悠久、流傳廣泛的藝術形式。所謂剪紙，就是用剪刀將紙剪成各種各樣的圖案，如窗花、門箋、墻花、頂棚花、燈花等。每逢過節或新婚喜慶，人們便將美麗鮮艷的剪紙貼在家中窗戶、墻壁、門和燈籠上，節日的氣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熱烈。在農村，剪紙通常是由婦女、姑娘們來做。在過去，剪紙幾乎可以說是每個女孩所必須掌握的手工藝術，並且還被人們來品評新娘的壹個標準。
從技法上講，剪紙實際也就是在紙上鏤空剪刻，使其呈現出所要表現的形象。勞動群眾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在長期的藝術實踐和生活實踐中，將這壹藝術形式錘煉得日趨完善。形成了以剪刻、鏤空為主的多種技法，如撕紙、燒燙、拼色、襯色、染色、勾描等，使剪紙的表現力有了無限的深度和廣度。細可如春蠶吐絲，粗可如大筆揮抹。其不同形式可粘貼擺襯，亦可懸空吊掛。由於剪紙的工具材料簡便普及，技法易於掌握，有著其他藝術門類不可替代的特性，因而，這壹藝術形式從古到今，幾乎遍及我國的城鎮鄉村，深得人民群眾的喜愛。
在人類的童年時期，藝術本沒有“民間”與“非民間”之分的。隨著文明的不斷發展，社會階層、職能分工的出現，形成了相對於“宮廷藝術”和“文人藝術”而言的“民間藝術”這壹歷史的概念。不同品類作品體現著不同階層的審美標準，應是相互間分界的根本。就剪紙而言，並非凡是用紙剪刻的作品都可謂之“民間剪紙”。歷史上不乏有應貴族市民階層節日習俗需求而專營剪紙的藝人，也不乏文人畫家為藝人繪稿、或專業藝術家運用剪紙技法創作的例證。這類作品與勞動群眾為自己而創作的作品有著質的區別，多已脫離勞動者的審美本色，也不可能為大眾所普遍接受。有的作品雖也在某些地區流傳，但最終必將因為並非民眾自己的創造而在變異中面目全非。即使在今天，許多地區的群眾性美術創作活動中出現的剪紙作品，也不能與民間剪紙混為壹談。群眾性創作活動也可以采用民間剪紙的形式，創作出群眾喜聞樂見的好作品，繼而在民間流傳，但其創作目的往往已脫離自身生活的需要，甚至是表達輔導者的意圖。二者之間雖有密切聯系，但不是壹個概念。
因此，在研究民間剪紙的範圍時，切不可只從表面形式去看，認為凡是用紙剪出來的都是民間剪紙，而忽視了是否為民眾自己的精神生活所必須，是否被群眾普遍理解和接受，是否在民間廣泛流傳這些民間藝術的基本條件。當下民間文化基礎理論的薄弱，造成認識上的混亂，使得不少人認為，凡是生活在民間的藝人或工匠所作壹諸如象牙雕刻、鼻煙壺之類，都可歸類於民間藝術的範疇，這是應予糾正的。包括民間剪紙在內的民間美術，其創作、審美、應用與勞動者生活的土壤不可分離，使之和與其並存的其他藝術品類清楚地區別開來。
民間剪紙最能體現自身本色精神的作品，大多保留在偏鄉僻壤的山區農村，即以農村婦女為基本隊1．依附性與獨立性的統壹
民間剪紙是附合民間習俗的必不可少壹種藝術活動。它的存在，就必定依附於民間特定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環境。家中有白事，窗戶上不能貼得紅紅火火；娃娃不生病，老奶奶也不肯剪壹串吊魂的小人人；用於擺襯禮品的，要看是辦喜事、喪事還是做壽；壹對老夫老妻的屋裏如果貼上壹對坐帳喜花，那肯定是年輕人的戲耍；久旱無雨，如果剪的不是求雨的“獨女搗棒槌”，而是求晴的“掃天婆”，那不知要遭多少人的咒罵。這種受存在目的作用制約的依附性特征，表現在具體作品的構圖處理上，也就是作品的裝飾性特征。如懸空吊掛的門箋、碗架雲子之類，必須線線相連；貼在窗戶上的則要求與窗格適合，並多鏤空，否則迎光看去只是壹個大紙片片；貼作炕圍的，就最好少剪零碎花紋，否則時間長了很容易損壞。
諸多的限制，也形成了藝術上的獨特語言。民間剪紙在完成壹定的民俗作用之外，又極力顯示著自身存在過程中的獨立性----即美的特性。壹張剪紙，不論它用於何種場合，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必然貫註自己的審美感情。只要人們以美的標準肯定了它，它也就有了存在中的審美價值。當然民間剪紙這種藝術形式的獨立性，對於民俗的限定不是拋離，而是充分駕馭民俗形式的隨心所欲。因而。其存在價值也超越了陪襯民俗的行為目的。
這種藝術上的獨立性，正隨著社會變革和舊民俗的逐漸消失而漸趨明顯。
2．集體性與個性的統壹
從絕對意義上講，任何藝術創造都不能簡單地認為是純屬個人的產物。人的社會屬性，使之必然地反映著壹定階層的藝術趣味。而個性，只是在集體，或傳統基礎上的發揮。
民間剪紙的集體性特征，明顯表現在其作品的最後歸屬上。作品不再是作者個人的私有，而屬於整個社會和集體。因而它的最終面貌，必定是直接集中了群眾的智慧，融匯千百人藝術才能和審美喜好的產物。特別是壹些已流傳千古狀態凝固的作品，是經過許多代人的反復雕琢和修改才基本定型，而被普遍承認、流傳和保存。如《車馬圖》、《織布圖》，其作品原型如何，已無法細究。在各地均有流傳的類似作品，其面貌大相徑庭，就很難說哪壹件作品完全是某壹位作者自己的創造。那麽，形成集體性的壹個重要成因，則應該是民間剪紙的匿名現象。民間藝術與專業藝術家的創作不同，作品既不標明作者的名字，也沒有個人的著作權。好的作品流傳於世間，壹經傳播便成大批臨摹、變體作品的濫觴，作者就被融入“勞動者”這壹群體概念之中了。
誠然，這種勞動者無個人功利的藝術的確建立在民間文化牢固的集體意識上，但是憑這壹點並不足以作為對民間剪紙藝術家藝術個性的否定。正如專業藝術家爭取藝術的自我表現，卻終將不會失去自我在社會和歷史上的位置壹樣，民間剪紙在表現民族集體心理意識的同時，也當然不會沒有藝術中的自我。如果說文人藝術家個性的體現是“小我刻意追求“大我”中的位置，那麽，民間剪紙藝術家個性的體現，則是置身“大我”之中小我”的自然流露。且不談東西南北地域的藝術風格和特性，即使同壹地區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分明有著自己明顯的個性。若懷著鄙視心理地走馬觀花，自然難以看透。
以陜北的巧手張林召和王蘭畔為例，二人相距不過百裏，年齡相近，風俗習慣基本壹致。張林召幼年家中富庶，喜看戲聽書，受過封建中產階層禮教的訓育。但壹生多磨難，三次喪夫，四次嫁人，生過13個孩子全部夭折。因之，外部性格憂郁、孤僻、不善言談，對人生多唯心思想。其創作是為了“能忘掉亂七八糟的事”，而很少受別人的幹擾。可見內心的焦辣苦疼與其含而不露性格的矛盾。創作過程中急於通過情感的泄流，取得心理平衡。王蘭畔，她覺得“人活著就要忙忙活活，這樣才快活。”對人生和世界沒有過高的奢望，而重視自身對社會的貢獻，屬於“知足者長樂”的類型。她的老伴李新安是把蘋果引進陜北高原的有功之臣，但她從沒想到應該得到什麽報答。因之，其性格開朗活潑，直爽豁達，自信要強，任性好動，又往往不拘小節，丟三拉四。她剪花是因為“人家都讓我剪，就是說我剪得好，是擡舉我。幹別的沒大本事，就能鉸個花花，鉸起花來心裏就美美的。”可見其內心世界有著強調自我價值的傾向。她們的作品中，都有著個人形象和心靈明晰的影子，可謂“畫如其人”。這種個性的存在，既符合本地區文化傳統的集體性特征，又毫不掩飾作者的精神世界，與文人藝術、宮廷藝術個性表達中的吞吞吐吐、無病呻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長期以來，民間剪紙壹直被認為是重復性的勞動或傳統紋樣的復制，忽視了勞動者藝術家的個性創造，這是歷史的不公。這是勞動者應民間習俗和個人審美喜好而傳承或創作的。所以推動剪紙文化多樣化的發展也成為當今文化發展的壹大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