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視野投射到過去幾百年的國際關系史中，就會發現上述兩種觀點都有確鑿的實證支持，這就使得所有這些論證都顯得毫無意義，因為根本沒有明確的答案。1648年歐洲威斯特伐利亞會議的召開，標誌著現代國際體系的建立和國際法原則的奠定。自那時以來，建立了各種國際組織，包括常設國際法院等國際司法組織。19世紀，歐洲享受了很長壹段時間的和平，社會進化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時期。工業革命的成就大大提高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各國政治也越來越開明，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各國的外交藝術也發展到了極致，留下了無數仍在歷史教科書中的外交傳奇。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災難也發生在這個看似比以前更文明的歷史時期。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數億人傷亡，超過了過去歷史上所有戰爭傷亡的總和。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二十世紀是壹個大死亡的世紀:“與其充滿希望的情況相反，這個世紀已經成為人類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紀，壹個妄想政治和駭人聽聞屠殺的世紀。通常的殘暴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殺戮是以大規模生產的方式來組織的。”(布熱津斯基:失控與混亂，1993)。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痛苦的國際社會壹度打算建立基於集體友誼、國家合作和國際法體系的永久和平，甚至開始采取具體行動實踐這些理想，包括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政治秩序，包括安理會、聯合國大會和國際法院協調各國並通過正義解決爭端，以及基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經濟秩序。其中，世界銀行負責各國的戰後重建和經濟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監督和協調國際收支，世界貿易組織(只是後來建立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負責促進和監督自由貿易。當時有學者雄心勃勃，提出了建立世界政府，用世界法維護世界和平的唯心主義理論。但事實是，世界隨即進入冷戰時期，這壹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生態也是良莠不齊，赤裸裸的利益對抗和以制度為基礎的合作主要存在於西方世界。
但平心而論，即使在冷戰時期，世界局勢也大體穩定。除了幾次局部戰爭未能影響國際整體力量對比，世界得以維持“冷和平”局面。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借助“盟友”的實力和附庸國對對方陣營入侵的恐懼，得以約束自己的陣營成員，維持秩序，壓制陣營內部的不同聲音和分裂勢力，掩蓋內部矛盾。
然而，冷戰後的世界秩序有失序的趨勢。當然，這與人們最初的預期相差甚遠。蘇聯的解體標誌著西方陣營在冷戰中的徹底勝利。這壹千載難逢的歷史事件激發了人們對人類社會未來不可抑制的結論，其中最著名的是“歷史的終結”和“新世界秩序”。但是真的沒堅持多久。冷戰時期被掩蓋和壓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分配不均、宗教和民族沖突等矛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湧現出來。冷戰結束後不久，巴爾幹地區發生了血腥戰爭和大規模種族清洗。此後，中東和非洲頻繁出現如此殘暴的大屠殺，這在冷戰時期是不可能發生的。不幸的是，現有的國際治理體系似乎沒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在我看來，如果不拿出改變現有國際格局的政治意願，冷戰後的亂局可能會繼續惡化，導致整個世界的失序。這種情況是由我們世界的縱向和橫向結構性矛盾造成的。
第壹，隨著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崛起，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幾乎成為必然，這就形成了當今國際政治最大的結構性矛盾。盡管中國和美國因為經濟上的極度相互依賴而擁有相同的利益(但即使這樣也在減少)，但在許多其他方面，這是壹場純粹競爭的零和遊戲。比如，無論是“和平崛起”、“民族復興”還是“中國夢”，中國遲早會成為世界強國，甚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壹強國。但美國目前的戰略目標是無論如何都要防止亞洲出現壹個主導性的地區大國，中美的目標相差甚遠。中國正為自己的目標摩拳擦掌，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是將其全球軍事力量的主體部署在亞太地區，主要是為了防範中國。
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用各自的主要力量相互競爭，但在很多方面又相互依存，不會各自組織界限分明的陣營來對抗。這看似比冷戰時期更進步，但從世界穩定的角度來看，這種格局還不如冷戰時期，因為各大國忙於相互爭鬥(並確保互利合作)，他們會對世界其他地區失去關註，尤其是那些與他們競爭關系不大的地區，從而使那些地區的種族、宗教、資源沖突不可控地惡化。換句話說，大國之間加劇的競爭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全球治理真空地帶。越來越明顯的是，美國越來越忙或者不願意照顧那些不斷造成難以言狀的苦難的沖突地區，而中國因為壹貫的收拾殘雪的外交政策而忽略了它們。在世界壹些地區，由於大國的介入，沖突加劇了，而在其他地區，地緣政治真空地帶已經形成。無論他們變得多麽悲慘，沒有哪個大國真正願意出資幹預。
第二，民粹主義推動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反移民、反自由貿易、反國際投資、反經濟壹體化、反不同文化等。在越來越多的西方發達國家被認為是絕對“政治不正確”的聲音，現在正成為主流聲音。美國特朗普的崛起、歐洲極右政黨的壯大以及英國的脫歐公投都是這壹趨勢的裏程碑。
第三，宗教極端勢力在壹些地區不斷壯大。“伊斯蘭國”(伊斯蘭國)的迅速擴張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伊斯蘭國”以伊敘為基地，不斷向其他地區投射激進思想，誘導各種規模的極端勢力和由個人自我強化的宗教極端分子的形成，在世界範圍內制造嚴重的恐怖事件。
第四，區域壹體化勢頭受挫，民族國家意識重新擡頭。本世紀第壹個十年，國際經濟貿易最大的吸引力是地區主義的興起，表現為各種雙邊或諸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和區域壹體化組織的建立，包括歐盟的進壹步加強、東盟自身的壯大和以東盟為主導的亞洲經濟壹體化的快速發展、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提出以及TPP等新壹代高端自由貿易協定的出現。經濟壹體化是全球化的產物。它帶來的是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在地區或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自由流動，條件是國家將壹定的主權讓渡給地區組織，這自然具有巨大的經濟甚至政治效益。但目前看來，這些利益大多被富人——主要是金融、工商和政治精英——收割，底層民眾受益甚少，卻因工作機會的喪失和平時生活方式的中斷而抱怨頗多。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足以說明回歸民族國家的願望越來越強烈。英國退出歐盟和美國公眾對TPP的普遍反對可以表明，地方主義越來越受到公民社會的抵制。
這個歷史階段的種種跡象表明，世界走向某種程度的混亂和無序並非不可能。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宗教極端主義都是助長失序的因素，最根本的原因有三。壹個是大國之間協調失敗，大國之間缺乏責任感。從本質上講，國際關系仍然是大國之間的關系，大國對世界和平與安全負有天然的、不可或缺的責任。如果大國只是忙著為自己的利益謀利，而忽略了對全球問題領域的責任，甚至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惡化沖突和矛盾，或者削弱競爭對手，那麽國際亂局就很難改善。第二個原因是普遍的國內種族和宗教政策的失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不例外。第三個原因是，全球化的好處並沒有在所有層面上平均分配。為了防止世界陷入混亂，大國必須首先表現出合作與協調的政治意願，正視問題的根源，並在全球治理中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