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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左丘明的性格特點可用做作文素材

家世淵源 學識淵博

相傳,左丘明是齊開國之君姜太公的後代。西周建立後,周公分封諸侯,姜太公因滅商有功被封於齊,都於營丘。姜太公死後,嫡長子丁公?繼位,小兒子印依營丘居住,改姓為丘。丁公?死後三世,哀公即位。這時,紀國的國君與他不和,遂向周王進讒,挑撥哀公和周王的關系,致使周王壹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靜被立為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組織同黨率領營丘的人馬殺死胡公,自立為國君,是為獻公。當時,印的後人婁嘉被迫隨山參與了此次宮廷之爭。鬥爭雖取得勝利,但骨肉相殘,又背著弒君的罪名,婁嘉擔心禍及己身,於是離開齊國投奔到楚國,出任楚國的左史官。那個時代的官職,往往是父死子繼,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職為姓。婁嘉及其後人世代擔任楚國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為左,長期在楚國定居下來。婁嘉的十二代孫倚相,史稱“左史倚相”,是春秋時期傑出的史官,在楚國政治地位較高。倚相生兒子成。成任左史時楚國發生爭奪君權的內亂:楚公子比弒殺其君,隨後又被公子棄疾殺死。為躲避內亂,成投奔到魯國,做了魯國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襲父親官職為魯國的太史。

從姜太公封齊、庶子印以丘為姓,到婁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亂遷魯,左丘明的先人經過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轉換,同時也經歷了齊、楚、魯三地的坎坷遷移,可以說是家世遙遠、演變曲折。

左丘明的兒子瞻,精通儒道,學識淵博,品德高尚。孫子啟同樣博學多才,長期做魯國的大夫。四代孫誠是位超凡脫俗的隱士,才華出眾。王莽新政時,曾召集天下學者為其所用,十五代孫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願為王莽效力,擔心王莽加害自己,於是改姓為丘,逃避到陶陽隱居起來。

清朝雍正三年(1725),為了表示對孔子的尊敬、避孔丘名諱,乾隆帝下令丘氏宗族改姓為“邱”。辛亥革命後,閩杭舉人邱荷公及臺灣進士丘逢甲倡議恢復原來的丘姓。這壹提倡,得到了沿海、海外及山東等地丘氏族人的響應,“邱”恢復為“丘”。但也有不少人因沒有得知此倡議而沿用原來的“邱”姓。這樣,左丘明的後裔中,就有了左、丘和邱三個不同的姓氏,而且這三個不同姓氏的後裔中人才輩出。

情操高尚 君子之風

左丘明的故裏,至今仍存有許多關於他的文化遺跡。“都君莊”,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僅這壹故裏的名稱,就生動地反映出左丘明當年的“君子”風範。左丘明的生平事跡,確實是充滿了“君子”的美譽。

春秋時代史官文化的壹個基本特征,便是崇尚歷史文獻記錄的真實性。例如,齊國大臣崔杼惱恨齊莊公與妻子姜氏通奸,便制造機會,誘騙齊莊公到自己家裏與姜氏幽會,然後借機殺掉了齊莊公。事後齊國太史記錄國史時,便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很生氣,殺掉了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先後繼任太史,又因如實記錄而被崔杼殺掉。他們的弟弟繼任後,仍在國史上如實書寫,崔杼怕引起公憤沒敢再殺。當時有位史官南史氏,聽說齊太史兄弟被殺,怕國史上留不下崔杼弒君的記載,就手持竹簡前往臨淄,要繼續完成記錄,後來得知已經完成,才中途返回。齊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個時代著名的良史,他們把歷史的真實性看得很神聖,在記錄史事時,堅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不虛飾、不隱惡的原則,即使作出犧牲也要捍衛國史的求真精神,表現了中國古代史官高尚的職業道德和人格。

忠於歷史是史家的天職,正是這種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鑄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廣泛贊揚和“君子”美譽。

左丘明與孔子同為春秋末期人,二人關系密切。他曾與孔子壹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從政,受到孔子的好評。孔子曾以左丘明為楷模談論自己的做人原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也就是說,甜言蜜語、讒言媚色、卑躬屈膝,這種態度,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隱匿怨恨而佯裝友好,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覺得可恥。孔子評價左丘明的這些話,反映出左丘明是壹位誠實耿直、品德優良的人,這與秉筆直書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壹致的。

孔子曾多次贊嘆左丘明的“君子”風範。例如,有壹次孔子前往齊國,路過肥邑,感嘆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說,肥邑這塊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對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於言表。另外,《論語?雍也》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勝質才稱得上史筆,文質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說《論語?公冶長》所引孔子的話是在贊嘆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麽《論語?雍也》就是在贊揚左丘明的史家文筆了。春秋以後,左丘明的“君子”美稱壹直沿用下來,漢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稱左丘明為“魯君子”,可見左丘明“君子”美譽的深遠影響。

作為太史,左丘明非常關心國家政事,積極參政議政。如魯定公想任命孔子為司徒,打算找三桓進行商議,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見。左丘明說:“孔子是當今的大聖人。聖人壹當政,犯錯誤的人就很難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卻又想和三桓商量,他們怎會支持您的主張呢?”魯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問道:“妳怎麽知道他們不會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從前,周朝有個人很喜歡毛皮大衣,同時也很喜歡美味肉食。他想做件價值千金的皮大衣,於是就去和狐貍商量,直接向狐貍索要皮毛;他想辦桌味道鮮美的牲祭,於是就去同羊兒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話還沒說完,狐貍和羊兒便都躲藏了起來。因此,五年過去了,這人壹件皮大衣也沒做成;十年過去了,壹次牲祭也沒做上。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周人的謀略不對。現在妳打算任命孔子為司徒,卻召集三桓來商量,這同與狐貍商量做皮大衣、與羊兒商量做牲祭是同壹個道理。”

左丘明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孔子主張削弱三桓,加強君權,曾向魯定公提出“墮三都”的建議。“三都”指三桓的三個據點:季孫氏的費邑、叔孫氏的睩邑和孟孫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對抗公室的私有據點。由於三桓住在國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對三桓本身來說同樣也是壹種威脅。孔子通過遊說曾壹度使魯公拆掉了叔孫氏的睩邑,如此這樣,三桓怎麽會支持魯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靜地看到了三桓與孔子之間的矛盾,所以當魯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見時,他便用兩個寓言故事比喻說明,建議避開三桓直接任用孔子。於是,魯定公聽從左丘明的建議,沒經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為了著述歷史,左丘明曾與孔子壹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裏查閱檔案,回魯後孔子便寫了文字簡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則寫成了內容浩繁的《左傳》。魯國是周公的封地,相傳周公治禮作樂,魯國保存了前代的多種禮樂制度和文獻,所以魯國壹向有“禮樂之邦”的美稱。西周滅亡後,周室文化在西方蕩然無存,卻在東方魯國保留得相當完整。當時魯國的各種文獻和檔案資料,屬於太史職掌收藏,左丘明既然為魯國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時代中原最豐富的文獻資源。因此,左丘明能夠寫出《左傳》這樣壹部規模空前的史學巨著也就不難理解了。《左傳》的編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國思想史、史學史、文學史和學術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左丘明很重視禮的作用。他認為禮是治理國家、安定社會、造福人民的依據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須遵行的規範;作為壹個君子,首先要把禮和義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昭公三十壹年》)。意思是:壹思考問題就要想到禮,壹做事就要考慮到義,不為利而喪失意誌,不為義而感到內疚。體現禮的眾多禮節也要和義結合,對失禮行為持堅決批評的態度。

受重禮思想的影響,左丘明特別重視個人的品德修養。這些修養包括忠、孝、信、義、讓等。他認為忠是壹個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義是忠於國君:楚國的子囊在國君死後還不忘給他增加好名聲,在自己將要死的時候不忘保衛祖國,他認為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納諫,自認犯了罪而砍斷雙腳,他認為這也是忠。對君王要忠,對父母就要孝。鄭莊公因母親幫助弟弟謀反,將母親軟禁起來發誓永不相見,潁考叔幫助鄭莊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對潁考叔大加贊嘆,說他能愛自己的母親,並且把這種愛也傳遞給莊公,是“純孝”。信是君子的壹個道德標準,它不僅表現在個人品德上,還體現在國家之間,如果國家之間的結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礎上,即使結盟也沒有任何意義。壹個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講信,還要講義。衛大夫石砏大義滅親,將參與叛亂的兒子正法,左丘明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純臣”。讓,就是謙讓,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壹個國家能夠形成壹種上下謙讓的良好社會風氣,那麽這個國家就能長治久安。另外,君子還要從善不從惡,知道善不可以丟、惡不可以長,做到從善如流。對於那些踐踏忠孝信義、品行惡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惡痛絕。

左丘明認為國君也必須註重品德修養:國君要治理好國家,首先自己要賢明,做到秉正無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國家,還必須把德政和刑罰結合起來,用德政來治理百姓、用刑罰來糾正邪惡,這樣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邪惡才能消除。

左丘明認為在軍事上也同樣要重視德和義的作用:主張戰前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就不要出師。這些準備包括:度德,即考慮自己的德能否爭取到民眾的擁護;量力,即正確估價敵我力量的對比;親親,即努力團結自己的親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辭,即要有開戰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過的征伐目標。除了第二條“量力”之外,其余四條都與德義有關。

上述左丘明這些重禮尚德的觀念,與其人品修為相映成趣,更流溢出了他的“君子”風采。當他寫成中國古代第壹部記事詳備、議論精辟的編年史《左傳》後,便成了中國史學的開山大師。他崇高的人格和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傑出貢獻,受到了歷代人民的尊重。尤其是漢代以後,隨著五經統治地位的確立,《左傳》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除“君子”之外,左丘明還獲得了不少其他美稱:晉杜預稱孔子為“素王”,左丘明為“素臣”;唐太宗貞觀二十壹年(647),朝廷為左丘明設立祠堂祭祀;宋真宗祥符元年(1008),左丘明被追封為“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1111)改封為“中都伯”;明朝嘉靖九年(1530),改稱左丘明為“先儒左子”;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改稱左丘明為“先賢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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