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紡織品
20世紀前期，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我國新疆樓蘭發現了壹塊彩色緙毛殘片，時代為東漢晚期。在這塊羊毛織成的紡織品上，殘存著“十足希臘羅馬式圖案的赫密士（Hermes）頭部”（插圖1）。[2]赫密士（又譯作赫爾墨斯）是古希臘神話中壹個多才多藝的神，他掌管貿易、旅行、競技等（插圖2）。赫密士還是眾神的信使，為神祗們傳遞信息。他的標誌是手持雙蛇杖（caduceus）。在有些現代世界的壹些國家中，這種雙蛇杖依然作為醫生或醫學的壹種象征，如美國軍醫部隊（U.S. Army Medical Corps）就以此為標誌。在斯坦因所發現的這塊羊毛織品殘片上，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雙蛇杖圖案。這塊彩色緙毛織物，應當是從地中海地區輸入的。
新中國建立後，在新疆發現了許多毛織品。有學者在對這些毛織品進行研究後認為，其中的普通毛織品是當地土產的，而高檔毛織品則來自蔥嶺以西地區。這些外來的高檔毛織品都是在絲綢之路所經的遺址中發現的，它們主要有兩大類。第壹類是栽絨織物，其組織結構如地毯。此類毛織物如果按照栽絨織扣方法進行區分的話，可以分作三式：結吉奧狄斯（Ghiordes）扣，結生納（Senna）扣，結半環形扣。吉奧狄斯扣起源於現在土耳其的西部，生納扣起源於伊朗的西北部，半環形結扣的發源地則不清楚。第二類是毲織物，其織造工藝為局部挖織花紋。這種毲織工藝的發祥地是小亞細亞，波斯語稱其為gilim，漢代中文文獻所說的毛織物“罽”很可能與此波斯語有關。研究表明，新疆出土的外來毛織品並非來自壹個產地，而是產自中亞、西亞以及地中海周圍的不同地區。例如從這些毛織品的題材及風格上來看，有的是兩河流域風格的獅形圖案，有的則是希臘風格的馬人圖案。再如，第壹類栽絨織物結扣方式的多樣性，也說明了這些毛織物的多種來源。[3]
在這些外來毛織品中，不乏珍品。最著名的有1984年新疆洛浦縣山普拉墓地1號墓中出土的壹件彩色毛織壁掛，時代為公元1-2世紀（相當於東漢時期）。[4]這件壁掛出土時已被剪成四塊，縫制成壹條褲子。左褲腿上是壹個倒置了的武士像，右褲腿上有人首馬身圖案。復原後應為壹塊大型壁掛，右褲腿原是壁掛的上部分，左褲腿則為下部分（插圖3，插圖4）。壁掛上部分的人首馬身圖案，實際上是希臘羅馬神話中的馬人（Centaurs，插圖5）。整幅圖案洋溢著希臘藝術的風格：“高聳的鼻梁幾乎與額頭垂直，飄動在肩頭的獸（獅？）皮隱喻著勇敢，手中的號角象征著對自己榮譽的宣揚，馬的四蹄也與中國傳統擺法不同；馬人四周的菱格圖案，卻帶著西域韻味。”[5]壁掛下部的武士右手握矛，立體感很強。雖然目前還不能確定這個武士像所包含的意義，但它顯然具有希臘文化的特征，特別是與前面提到的斯坦因從樓蘭所獲彩色緙毛殘片上的赫密士頭像相似。山普拉古墓出土的這塊彩色壁掛，由20多種顏色的細毛線織成，是壹塊采用局部挖織法織成的綴織物。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縣營盤遺址清理發掘了壹個漢晉時代的大型墓地，獲得文物約400件。營盤遺址在漢代屬於墨山國（又稱“山國”或“山王國”），位於古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上，這裏出土的文物，既有來自中原的絲織品，又有產於中亞、西亞的裝飾品，有的甚至還來自地中海地區，充分反映了古代東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營盤墓地中，最引人註目的是15號墓，時代為東漢中晚期。[6]此墓的木棺外蓋著壹條長方形彩色獅紋栽絨毛毯，殘長312厘米、寬178厘米。毛毯的主體是壹頭伏臥的雄獅，獅頭側視，神態和善，富於動感。整個毛毯充滿西方藝術風味。
棺內是壹個身材高大的男性，臉上覆蓋著麻質人面形面具（插圖6）。死者身上穿著壹件紅地對人獸樹紋罽袍（插圖7，插圖8）。這件罽袍基本完好，色澤鮮麗，圖案精美，堪稱稀世珍品。罽面上每壹區由六組圖案構成，每組圖案之間則是長滿果實的石榴樹。第壹、二、四、五組為人物，都是裸體的男子，高鼻大眼，頭發卷曲，是典型的歐羅巴人。他們兩人壹對，或持盾揮矛（劍），或單手刺擊，栩栩如生。特別是他們的肌肉被誇張地隆起，更使畫面充滿力量與生氣。第三組是牛，第六組為羊。這兩組動物造型生動，姿態活潑。整個圖案把希臘藝術與中亞、西亞藝術有機地融合在壹起，令人嘆為觀止。這件罽袍應當是西方所產的。身穿此袍的墓主，原有學者認為是墨山國貴族。[7]但墓地的發掘者認為：“M15不見墓地流行的木器、羊骨等為組合形式的隨葬品。死者面罩面具、隨葬冥衣、四肢纏帛等習俗也是獨壹無二的。墓主人服飾華麗，其外袍紋樣帶有濃厚的希臘化藝術風格。棺外覆蓋具有異域特色的獅紋毯。15號墓十分獨特的資料，顯示出墓主人生前特殊的身份。聯系營盤在絲綢之路上的位置以及漢晉時期絲路沿線文化交流、貿易往來的歷史背景，推測墓主人可能是壹位來自西方從事貿易的富商”。[8]
在新疆，除了出土壹些西來的毛織品外，還發現了外來的棉織品。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豐縣古尼雅遺址中發現了壹座東漢晚期（公元2世紀）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兩塊藍白印花棉布的殘片，這是我國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棉布（插圖9）。[9]其中有壹塊棉布中心部分已經缺失，只能見到半只赤裸的腳，壹段獅尾。所幸的是，在它的左下角有壹個大約32厘米見方的方框，框內畫有壹個半身女神像。女神胸懷袒露，側身斜視，神情安詳恬靜，身後有圓形光環。她的頸上及臂上都有裝飾品，手中持有壹個角狀長筒容器，容器內盛滿了果實。這個女神最初曾被當作是佛教中的菩薩像，這塊棉布也曾被看成是從印度輸入的。[10]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解釋。有的認為此圖系希臘風格，圖中的角狀容器並非佛教的法器，而是希臘神話中的豐饒之角；[11]圖中的女神不是佛教中的菩薩，而是希臘神話中的豐收女神堤喀（Tyche）；也有的認為她是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該亞（Gaea）與谷物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混合體。另有學者提出這幅圖案的主題本應是中亞與西亞風格的獅子，只是已經殘缺了；圖中的女神應是波斯女神。最近有學者通過與貴霜王朝金幣上的圖案進行對比，認為棉布上的女神應是中亞的豐收女神阿爾多克灑（Ardochsho），這樣，我國的棉織品最早應是東漢時期從貴霜傳入的。[12]
二、 金銀器等
建國後在我國還發現了壹些西方所制的金銀器皿。1978年至1980年，山東省考古工作者對位於淄博市郊的西漢齊王墓進行了發掘，在壹號隨葬坑中出土了壹個保存較好的列瓣紋銀盒（插圖10）。[13]此盒高11厘米，口徑11．4厘米。
1983年，在廣州象崗山發現了南越王之墓。[14]墓中發現了三支非洲象牙，其中最大的壹支為126厘米長。在壹個漆盒裏殘存著26克的紅海乳香，呈樹脂狀。這些來自異域的文物，充分說明了廣州通過海上航線與印度洋地區的貿易聯系。墓中還發現了壹只列瓣紋銀盒，出土時裏面還藏有藥丸。南越王墓中的這個銀盒高10．3厘米，口徑13厘米，形狀與山東齊王墓出土的銀盒極其相似（插圖11）。
上述西漢齊王墓與越王墓中出土的兩件銀器，都是用錘揲技法在表面打壓出相互交錯的列瓣紋，這與中國當時用陶範或蠟模鑄造紋飾的工藝傳統完全不同，顯然是外來器皿。但對於這種器皿的原產地，尚有不同看法。有學者認為這種器皿通稱為Phialae，其技術源流可以上溯到兩河流域的古亞述，盛行於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4世紀），並在安息統治時期繼續發展。由於我國出土的兩件漢代銀盒與安息的同類銀器幾乎完全相同，所以它們應當是通過海路從中亞的安息輸入的。[15]但也有學者認為，這種銀盒應是羅馬人的器物，山東齊王墓和廣州越王墓中的這兩個銀盒可能來自羅馬，經海路傳入。[16]
據研究，山東齊王墓的下葬時代約為公元前179年，廣州越王墓的下葬時代約為公元前122年。不管這兩座墳墓中發現的銀盒其原產地是中亞的安息還是地中海地區的羅馬，它們都有力地證明，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與印度洋地區之間的海上交通線就已經存在了。有意思的是，這兩件來自域外的銀盒傳入中國後，中國人又按照自己的使用習慣以及審美標準對它們進行了改裝，在銀盒下面加上銅圈足，使之成為中國人所熟悉器皿——豆。這種“土洋結合”的豆，正體現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
1988年，在甘肅省靖遠縣北灘鄉壹個農舍的房基下發現了壹只鎏金銀盤（插圖12）。此盤高4．4厘米，直徑31厘米，重3180克。[17]盤中的圖案可以分為三層。最外面的壹層是相互勾聯的葡萄卷草紋。每顆葡萄中心都有壹個小凹點。葡萄的花下葉底還若隱若現地刻劃著29個姿態各異的昆蟲飛鳥，如鸚鵡、蚱蜢、蜥蠍、蝸牛、蜜蜂等。第二層被分成了12個單元，在每個單元中，左側為壹個動物，右側為壹個神頭像。最裏面的壹層直徑為9．5厘米，上體為壹個青年男神，頭發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權杖”，倚坐在壹頭威武的動物上。
這只充滿西方情調的銀盤，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興趣。這個銀盤的最初研究者初師賓認為銀盤第二層的12個神像應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奧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陽神阿波羅、月神阿耳忒彌斯、天帝宙斯、處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後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戰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爾墨斯、春神帕爾賽芙涅。初師賓的這個考證，已為其它學者所接受。對於盤子正中的那個男神，初師賓認為此神“可能是阿波羅，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臘神話中別的人物”。初師賓還推測，此盤的“時代約在4～5世紀，最晚不過6世紀前半期；其產地大約不會超出意大利、希臘和土耳其”。後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銀盤正中的男神應當是羅馬神祗巴卡斯(Bacchus)，此神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至於這個銀盤的產地，有人認為是公元2～3世紀羅馬東方行省北非或西亞，也有人認為是公元3～4世紀羅馬帝國東部行省所產。1997年，我國學者林梅村釋讀出這只銀盤上的壹行大夏文銘文，其意為“價值490斯塔特”或“價值490金幣”。這樣，林梅村認為這個銀盤應當是大夏銀器。他寫道，甘肅靖遠發現的這個充滿希臘羅馬藝術風格的銀器表明“公元5世紀末至6世紀初希臘文化仍為大夏文化主體”。[18]
這裏，附帶介紹壹下有外國銘文的銅餅與鉛餅。
早在解放前，就發現了幾件這類銅餅，其形狀為壹面凸起，上面有像龍壹樣的紋樣；另壹面凹下，周圍銘有外國字。可惜這些銅餅的出土地點情況不清，無法判定其時代，而且其中還有壹些是後人仿制的偽品。[19]建國後，又有壹些被發現。1965年，西安西北漢代長安城內出土了壹只陶罐，內有帶銘文的鉛餅***13枚。[20]1973年，陜西省扶風縣姜塬又出土了兩枚這樣的鉛餅，“結合這個遺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來看，其上限不會早於西漢晚期，下限不會晚於東漢晚期。”[21]1976年，甘肅省靈臺縣發現了274枚同類鉛餅，總重量達31806克（插圖13）。[22]
對於銅餅與鉛餅的來歷，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紀中期，德國的密興黑爾芬（O. Maenchen-Helfen）提出，在希臘化時代與羅馬時代，鑄印在西亞古錢上的文字是希臘文，但這些希臘文在仿抄過程中，由於仿抄者不懂希臘文而失真走樣。他還進壹步認為，中國發現的這些銅餅是中國匠人鑄造的，上面的銘文是中國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臘文。但夏鼐認為，這些銅餅不可能是在中國鑄造的，而應來自西域。因為漢魏時代的中國“沒有仿抄外國銘文的先例，並且也想不出他們當時為著什麽要這樣仿抄”；銅餅上的圖案與漢代的紋飾不同；“漢代沒有鑄造過這種樣式的銅幣，並且當時也不會鑄造完全是外國字銘文的貨幣”。[23]近來，我國學者林梅村認為，這些銅餅和鉛餅上的銘文應當是用草體希臘文拼寫的中古伊朗語。公元1世紀前期，貴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紀中葉以後，貴霜內亂不已，境內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東方，進入東漢避難。我國出土的這些銘有草體希臘文的銅餅與鉛餅，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國的貴霜大月氏人在三輔（以西安為中心的陜西中部地區）及其西鄰地區頻繁活動留下的遺物。[24]
三、 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兩河流域就已開始把玻璃用作釉面塗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兩河流域北部出現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術很快傳到了埃及等地。[25]古代埃及與地中海沿岸地區的玻璃以鈉鈣玻璃為主，直到19世紀後期才出現含氧化鋇的玻璃。在中國，至遲在戰國時期已經能夠制造玻璃。但與西方不同，中國古代玻璃以鉛玻璃為主。在戰國至漢代的中國自制玻璃中，鉛、鋇的含量都較高，這在西方是沒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國境內所發現的最早的玻璃屬於春秋末戰國初（公元前5世紀前期）。中國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壹號墓中的料珠，[26]河南輝縣琉璃閣出土的吳王夫差劍格上的鑲嵌玻璃塊，[27]湖北江陵望山壹號墓出土的越王勾踐劍格上所嵌的玻璃塊，[28]雲南李家山22號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東曲阜魯國故城發現的料珠[30]，山東臨淄郎家莊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發現的料珠，[32]山西長冶分水嶺270號墓出土的料珠與琉璃管，[33]等等。
在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許多俗稱為“蜻蜓眼”的鑲嵌玻璃珠，其直徑壹般在1—2厘米左右。這種鑲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壹號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陽平糧臺等地都有發現（插圖14）。這種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過壹種特殊的工藝，把幾種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壹顆單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鑲嵌玻璃珠中，有壹些無疑是從西方輸入的，主要依據有以下幾點。1、鑲嵌玻璃珠最早出現於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區就已經能夠制造這種玻璃珠，而它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則要晚幾百年。2、在西方，從單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鑲嵌玻璃珠，經過了壹千多年漫長的歷程，其發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國，則不存在著這樣壹個發展序列。中國的鑲嵌玻璃珠與單色玻璃是同時出現的，顯得非常突然，因此其來源應當在西方。3、中國的鑲嵌玻璃珠不僅在工藝與外形上與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學成份上也與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壹號墓中的鑲嵌玻璃珠屬於西方的鈉鈣玻璃，不含鉛鋇，[34]而鉛鋇玻璃正是中國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這些早期鑲嵌玻璃珠都出現在貴族大墓中，說明它非常罕見，只有少數大貴族才能得到。有學者還進壹步認為，中國本土的玻璃制造業，也是在外來鑲嵌玻璃珠的影響下產生的：“鑲嵌玻璃珠傳到中原地區後，受到上層貴族的喜愛，這種社會需求促進了匠人利用當地的原料進行仿制。最遲在戰國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鉛或氧化鋇代替自然純堿制造出鉛鋇玻璃，並將早期單純同心圓紋飾發展為與其它幾何紋飾相結合，創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鑲嵌玻璃珠。由於中國還未發現過早於春秋末戰國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說，隨著鑲嵌玻璃珠的傳入和仿制，中國誕生了玻璃制造業。”[35]
還有學者認為，除了鑲嵌玻璃珠外，春秋戰國時期的還有壹些玻璃器也是從西方傳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輝縣出土吳王夫差劍上的玻璃塊是矽酸鈣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踐劍上的玻璃是鉀鈣玻璃，都不屬於中國自制的鉛鋇玻璃系統，“很可能是從國外輸入的。”[36]再如，雲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雲南其它地區尚未發現，也不見於我國內地”，因此有可能是從埃及或西亞經印度輸入的。[37]
古代中國的玻璃制造業自戰國時代開始不斷發展，與此同時，流入中國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漸增多。關於流入中國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紀前期就有所發現。斯坦因認為他在和闐找到的壹顆彩色鑲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產品，它在羅馬帝國中很常見。[38]此外，據說在河南的壹座漢墓中也曾發現過壹只產自埃及亞歷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圖案為雅典娜的頭像。[39]
新中國成立後，各地陸續發現了壹些來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學者對此還進行了全面認真的研究。[40]西漢時期，比較著名的外來玻璃器有廣州橫枝崗2061號漢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41]這三只玻璃碗出土時已經破碎，復原後基本相同，都為廣口圓腹的平底碗，深藍半透明，口徑10．6厘米，底徑4厘米，模制成型（插圖15）。其中壹只碗經定性分析後表明是鈉鈣玻璃。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類似於公元前1世紀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羅馬玻璃。橫枝崗2061號墓屬西漢中期（公元前1世紀），墓中所出的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國發現的最早的羅馬玻璃器皿。
在東漢時期的外來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蘇邗江縣甘泉2號漢墓出土的玻璃殘片（插圖16）。[42]據推測，此墓的年代為公元67年。墓中發現了三塊玻璃殘塊，是紫黑色與乳白色相間的透明體，復原後應為外壁飾有輻射形凸棱的缽。此種器形常見於地中海地區，而在國內極為少見。這件玻璃器是用攪胎裝飾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紅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壹起，然後進行攪拌，最後灌模成型。這種制作技法流行於地中海地區，我國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種技法的僅此壹件。經過化學分析，這件玻璃器不含鉛，不屬於中國自制的鉛玻璃系統，而是屬於西方的鈉鈣玻璃系統，其化學成份與羅馬玻璃相符。由於上述這些原因，這件玻璃器被普遍認為是羅馬玻璃，通過海上路線傳入我國。
公元前1世紀，地中海東部沿岸的工匠發明了玻璃吹制技術，制造出了美麗的球形玻璃器皿。[43]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傳入了中國。1987年，在洛陽東郊的壹座公元2世紀東漢墓葬中出土了壹只相當完整的長頸玻璃瓶。此瓶呈黃綠色，半透明，器表通體纏繞著白色條飾，其口徑為4厘米，腹徑7．5厘米，高13．6厘米。這只玻璃瓶造型優美，是典型的羅馬攪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這只玻璃瓶與其它壹些珍貴文物壹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44]
在我國出土的漢代玻璃器中，還有壹部分是鉀玻璃，它既不同於西方的鈉鈣玻璃，也不同於中國特有的鉛玻璃。在這些鉀玻璃中，有壹部分可能是從印度等地輸入的。因為壹方面，這些鉀玻璃與印度等地發現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壹方面，我國出土的鉀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廣東、廣西等南方沿海地區，具有與印度等地進行海上往來的條件。當然，其中也有壹些鉀玻璃可能是中國自制或在外來影響下自己生產的。[45]
四、小件飾物
在我國，還發現了壹些與西方有關的小件飾物及工藝品。
在西方，有壹種非常精美的多面體金珠。其制作工藝被稱為焊珠工藝（granulation），即先用壹種粘合性焊劑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後加熱焊接。此種工藝最初出現在公元前4千年代兩河流域的烏爾第壹王朝時期，後流行於埃及、希臘、波斯等地，亞歷山大東侵後傳入印度。用焊珠工藝制作多面體金珠，則可能發源於邁錫尼時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的希臘。由於西方發現的金珠都是十二面體的，所以被稱為“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這類多面體金珠在我國也有發現。不過，我國不僅發現過12面的金珠，還出土過14面的，所以國內有人將此定名為“多面金珠”。我國出土多面金珠的地點主要有：
1959年，在湖南長江五裏牌9號東漢墓中發現了11件“球形飾”（插圖17）。發掘簡報說“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個小金絲環相粘而成。環與環之間的空隙處，又粘有三顆小圓珠，以使其更加美觀。又五件，先制成壹小金球，再飾金絲紋，綴以珠飾；另壹件，其制作雖與前者相同，但粘制更為精美，不管怎樣看，珠飾與珠飾之間，縱橫成行，井然有序。還有壹件，為鏤空多角形，極工整。”[46]
1980年，在江蘇邗江縣甘泉鎮的東漢墓葬中發現了壹件“空心金球”（插圖18）。原報告稱：此物“用兩個較大的和十二個較小的金圈拼焊成24個角的空心球。然後在金圈相接的24個空當處，再各用四粒細如菜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個尖角。直徑1．3厘米，重2．7克”。[47]
1983年，廣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飾，上面焊有極小的金粟粒（插圖19）。這些金花泡飾也是用焊珠工藝制作的，應是西方的工藝品。
由於這種十二面體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東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奧高遺址都有發現，而且在我國也多發現於長江以南地區，所以研究者認為這種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從海路輸入我國的。[48]但也有人指出，在我國發現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對西方原型作了改進的本土制品”。[49]
20世紀前期，斯坦因在我國新疆和闐發現了幾顆石珠，上面有白色的花紋，斯坦因以為是填上去的。[50]後來，夏鼐指出，制作這種石珠的原料乃是肉紅石髓（Carnelian），上面的花紋是經過壹種特殊的化學腐蝕、加熱處理後形成的，這種石珠應當稱為“蝕花肉紅石髓珠”。[51]解放後，我國許多地方出土過這種蝕花肉紅石髓珠（插圖20）。在雲南***發現了兩顆，壹顆出自晉寧石寨山13號漢墓，另壹顆出自江川縣李家山春秋晚期的24號墓。[52]這種石珠在新疆也有發現，如1980年在新疆的樓蘭古城中找到的壹串料珠中，有三顆都飾有水波紋的蝕花。[53]蝕花肉紅石髓珠在廣州西漢後期墓葬中至少發現了兩顆（插圖21）。[54]此外，在四川發現過四粒“很像早期蝕花石珠”的“琉璃珠”，其中兩粒“蝕花琉璃珠”是在重慶市區的西漢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另兩粒出自四川巴縣冬筍壩的戰國船棺中。[55]
據研究，蝕花肉紅石髓珠最早出現在公元前3千年代後期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中，後傳播到西亞等地（插圖22）。早期的花紋以圓圈紋為主要特征，我國雲南李家山發現的即屬此類。中期以十字紋或平行直線紋為特征，我國發現的大多為此種紋樣。許多研究者認為，我國出土的這些蝕花肉紅石髓珠，很可能是從西方輸入的。[56]其主要根據是：蝕花肉紅石髓珠最早出現在國外，並且是印度與西亞的主要產品；國內發現的蝕花肉紅石髓珠在器形、紋飾上都與國外的同類產品相似，而與國內的珠飾不同；在國內發現的成千上萬顆珠寶中，蝕花肉紅石髓珠所占的比例極少，說明國內大概不會生產這種珠子，否則不會如此稀少；這類石珠通常只見於級別較高的貴族墓中，說明它是非常珍稀的泊來品，不是壹般人所能享受得起的。
1969年，在江蘇徐州的壹座東漢墓葬中，發現了壹只獸形鎏金銅硯盒（插圖23）。在這件反映漢代工藝最高水平的稀見工藝品上，除了鑲嵌著紅珊瑚、藍寶石外，還鑲嵌著青金石。[57]在亞洲，青金石主要產於阿富汗，[58]自古以來因其美麗的色澤而被視作珍寶。徐州東漢墓所出鎏金銅硯盒上的青金石，說明至少在公元2世紀，青金石就已傳入了中國。而且，由於江蘇地處沿海，所以很可能是經海路傳入的。
五、 藝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