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與“萬通六君子”的成長史可說是中國十幾年來民營企業與企業家的典型之壹
在位於萬通集團的辦公室兼書房裏，馮侖輕描淡寫地談著當年的傳奇經歷，沒有太多的遮遮掩掩。
當然，在交談的過程中，妳也會偶爾感覺他性格中的復雜：溫厚中夾雜了尖刻，睿智中透露出誠實，風趣中略帶著狡猾，成熟裏顯現了天真……在時代與歲月的激蕩與沖刺中，每個人都是矛盾與復雜的。馮侖身上凸顯著他那個時代創業者們的特點與***性。
他曾經是壹位在國家機關搞研究，寫文章的“體制文人”，而後成為下海商人，經歷了饑餓、流浪、折騰、成功……他所創辦的萬通集團走到今天已經16年，馮侖把自己16年的創業史，寫成了壹本名叫《野蠻生長》的書。他說：“這是壹本反映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心靈史的作品。”
馮侖下海的16年，也正是中國企業家群體迅速更替與分化的年代。十多年間，群雄並起，聚散離合。王石，牛根生，黃宏生，李東生，顧雛軍等人分別代表了那壹代企業家不同的臉譜與命運。
馮侖、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幾位號稱“萬通六君子”的人生際遇與命運，也在這十幾年間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他們從貧窮到富有、從呼嘯聚義，到各為諸侯，最終都成為了商業江湖中的風雲人物。
個人命運，不過是大時代的微小縮影。 馮大哥、京城大俠、地產大亨、梟雄、小諸葛、地產理論家、學者、博士……疊加在馮侖身上的這些雅號讓人有些眼花繚亂。
曾經有人問馮侖：“如果妳要是寫作自己的回憶錄，妳第壹句話會怎麽說？”
“這個人不是壹個人，也不是壹個神。他是壹個哺乳類動物，是個被人攪亂成似是而非的哺乳類動物。”這是他的回答。
馮侖說在很多寫他的文章中，沒有壹個像他的，但是他也寫不出自己。所謂人在江湖，真的假的有時也難以辨別。
他屬於五十年代人，父親是壹個企業工會的領導，從小教會了他寫文章和畫畫。上初中的時候，馮侖就開始看《大邏輯》、《小邏輯》之類的書，家庭背景又讓他在文革期間，能憑壹紙介紹信在資料館翻閱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書，諸如《尼赫魯傳》、《基辛格傳》、《光榮與夢想》……
然後，真正影響到馮侖人生的，卻是他在中央黨校讀研究生時的導師——馬鴻模，這也是壹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大家出身，性格強悍，鬧過學運，組織過武工隊，出生入死，最終官拜解放軍正師職，分配到中央黨校。馮侖當時是中央黨校最年輕的學員，他們第壹次見面就是在黨校。當時馬鴻模留著光頭，身著黑衣，抽著根很粗的雪茄。後來馮侖拜馬鴻模為幹爹。
幹爹成了馮侖的精神教父，在他的身上，很多地方都折射出馬老爺子的影子——壹種既有知識分子的邏輯與理性，又混雜著土匪氣質的復雜人格。“我老了會很像他(幹爹)，我根本不會退休，就是要折騰。”馮侖說。在他的錢夾裏，放著兩個故去男人的照片。壹個是阿拉法特，另壹個是他的幹爹。
在中央黨校，馮侖讀了很多書，比如馬列原著，不僅讀德文版，也讀英文版，不同的版本對照著讀，連標點和註釋都互相比對。
“我們以前受了很多正統教育，實際上是壹種比較封閉的教育方式。在毛主席去世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哭得很厲害，傷心欲絕；後來我到中央黨校的港臺閱覽室看到了壹本畫冊，有壹張蔣介石死時的圖片，上面臺灣民眾也哭得很厲害。蔣介石不是被咱們宣傳成壞人嗎，壞人怎麽可能有那麽多人哭呢。於是，我便發覺所謂的是非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是非。”
他說自己的閱讀習慣，是不單方面地相信壹種資料來源，在讀歷史書的時候，他也經常同時拿幾個版本來讀。相比那些所謂“正史”，他更傾向於讀“野史”。他甚至認為：“歷史永遠沒有真相。”
事實上，不僅大歷史如此，個人歷史也不例外。“當時我們萬通公司創業的六個人，雖然***同經歷了十五年，但對細節的回憶，大家又都不太壹樣。我今天講的故事，只是為了給今天的人看。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寫來都是給當代人看的。” 1991年6月，王功權與馮侖、劉軍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農業高科技投資公司(萬通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權是法人代表、總經理，馮侖和劉軍是副董事長，王啟富是辦公室主任，易小迪則是總經理助理，後來的潘石屹主管財務中心。
這六個人中，馮侖與王功權的經歷相似，都在體制裏呆過。馮為人謙和，以兄長待人，而且他腦子活絡，有政治眼光；王功權曾任吉林省委機關的壹名宣傳幹部，性格有些反叛，善於危機處理；潘石屹年輕壹些，在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上，較為海派，做事目的明確，咄咄逼人；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愛爭搶，舉重若輕，扮演著任勞任怨的實幹家的角色；王啟富則愛憎分明，講義氣，真性情；劉軍性格直率，在萬通分家之際，他是惟壹敢坐在桌子上，指著馮侖鼻子對他咆哮的人。
就是這六個性格鮮明，各有所長的男人，***聚壹堂，呼嘯聚義，在海南開始了披荊斬棘的江湖征戰。
從1988年海南建省起，中央給予了海南這個特區超乎想象的優惠政策，這給海南帶去了機遇和瘋狂，大量資金湧進這裏，甚至出現了“十萬大軍下海南”的盛況。
但當時那是壹個沒有現代商業規則的地方。馮侖他們去跟人談生意、談合作，很多時候生意都是在夜總會裏談成的。他們還經歷過在夜總會裏被人用槍指著腦袋，逼迫撕毀合同的事。萬通公司就是在這樣壹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那個時候中國的民營企業遵循的是壹種江湖規則。
“每壹個創業者都積累了很多解決復雜問題的經驗，但中國變化太快，很多經驗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爾有這麽壹兩條原則可能還有用，比如說按商業規則而不是按照江湖規則來遊戲。以前，我看到在海南有很多朋友之間是砍砍殺殺的，這是江湖規則，這都是要過去的。”
馮侖把他們“萬通六君子”的結合統稱“梁山模式”。多年之後他看了不少研究水滸、太平天國以及民國土匪的書，某種程度上，也是和他親歷的江湖故事有關。 在“萬通六君子”還沒出現分歧的時候，兄弟幾個曾去拜訪萬科集團老總王石，王石觀點明確地認為：“馮侖幾個雖然是熱血青年，但是今後面臨到利益沖突，壹定會出問題。”兄弟六人沒把王石的提醒放在心上，甚至還很惱火，認為這低估了他們兄弟之間的情義。
可沒想到王石的預言成為了現實，“萬通六君子”最終還是因為理念等方面的不同出現分歧，最終分崩離析，各立門戶。潘石屹帶著他的“SOHO”系列成了地產新貴，王功權轉行創辦“鼎暉創投”，易小迪也搞起了陽光100集團，王啟富成為了“海帝地板”的總裁，劉軍重歸農業高科技投資，在四川從事農業項目，做著果蔬保鮮、儲藏加工和營銷的買賣。只有馮侖壹直留在萬通集團。
今天看來，六人的分歧代表著不同的價值面向，或者說背後還有決定這種價值選擇的性格差異。
好在“萬通六君子”分開後，雖然大多數仍還留在房地產業，但彼此之間並沒有成為市場上絕對的敵人。潘石屹的SOHO中國、易小迪的陽光100都曾是萬通的“敵人”，可多年過去，他們都和平***處，甚至在行業發展的關鍵時刻***進退。
談到在處理痛苦的人際關系時，馮侖又拿出了他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那壹套：“在我很困難的時候，我讀得最多的是《道德經》。《道德經》對我的世界觀有很大的改變。比如說我覺得自己是萬通的董事長，把它背在身上，我就讓自己變小了。如果我沒有什麽角色，就擁有自由，就會變得強大。這便是老莊的‘虛無’……”
也許，正因為從傳統中吸納的知識，可以讓壹個外表斯文、內心柔弱的讀書人，變得豁達、堅硬。而他在體制內工作所積累的政治和社會資源，更成為他的企業長期發展的養分。而這些，其實也都是轉型期民營企業家必不可少的力量。 回首往事，馮侖感慨：歷史就是要委屈壹些人，它讓妳死，妳就死了，這就是歷史的代價。
馮侖與“六君子”的成長史可說是中國十幾年來民營企業與企業家的典型之壹，他們體會了中國商業秩序逐漸生長的過程。他們沒有“死”。
馮侖在自己寫的那本《野蠻生長》中，只提到兩個中國企業家代表，壹位是失敗者牟其中，另壹位則是成功者王石——這兩個人都在馮侖的創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牟其中是他在萬通公司之前的老板，馮侖曾是牟其中第壹幕僚；王石則兼是馮侖的老師與好友。
馮侖這樣評價自己的前老板牟其中，“他的商業邏輯是對的，但他的社會邏輯卻是錯的，但任何壹個優秀的企業家都必須註意這兩者的配合。”
馮侖和王石有著不同的個性和人格，但又彼此欣賞。壹方面，王石可以說是馮侖在生意場上的學習榜樣，凡是公司有什麽事情不清楚，馮侖就打發下面的人看看萬科怎麽解決的，馮侖為此還曾寫了篇名叫《學習萬科好榜樣》的文章。但另壹方面，他們的性格又的確太不相同，馮侖說：“我不登頂，能不登頂就不登頂，他(王石)是以登頂為目的，我以不登頂為取舍。”
在寫完《野蠻生長》這本書後，馮侖想寫《歷史現場讀大歷史》,“走遵義、走延安、走廬山、重讀中***黨史，研究微觀的細節，尋找現場親歷的感覺。”或者，他想以此洗掉身上的江湖習氣和草莽精神，回歸到文人本分。
“除了商人，我最想當的是知名文化人。當文人有三種選擇，壹種叫反對文人，他們最終可能成為正義的象征與真理的守護者，但這種人容易掉腦袋；第二種叫走狗文人，他們的任務是拍馬屁，這種文人生活得可能不錯，但內心苦惱；第三種叫流氓文人，寫點鴛鴦蝴蝶，文人騷客的東西。”
“我分析了壹下自己：最早從國家文職人員開始，到後來的下崗、流浪、打工，到自己辦公司，走進江湖，開始壹種狂放不羈的表達，這個過程正好是從走狗文人開始，沒留神成為反對文人，最後成為流氓文人。”而文人情結，其實是那壹代企業家身上***同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