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代我國社會經濟出現了壹種十分引人註目的現象，就是地方商幫和大商人資本的興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幫為山西、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陜西、福建、廣東、江右（江西）、洞庭（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寧波、龍遊（浙江中部）、山東商幫。
明清時期初步形成的傳統市場體系網絡，正是有賴於作為市場主體的各個地方商幫來連接和組成的。而從中國現代化史的角度來看，經濟史學家吳承明先生認為，大商人資本的興起是中國16、17世紀現代化的因素之壹。
明清時期的十大商幫中，以晉幫（山西商幫）和徽幫最為著名。他們是全國商界舉足輕重的商人集團，積聚了大量的商人資本。所謂“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謝肇浙《五雜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晉商，以其資金雄厚、活動範圍廣闊，居各幫之首。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陜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為了北部邊防糧食供應而實施的“開中法”，使晉陜商人憑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動在黃河流域、各大鹽場及四川地區。隨著清代國家的統壹、版圖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動範圍更加擴大，成為東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動範圍甚至遠至西藏，山西商人還壟斷了對俄國恰克圖的貿易，並從事東南、兩湖至西北的長途販運貿易。山西商人除經營鹽業外，還經營茶、糧、棉、布、絲綢及高利貸等，晉商的典當業及高利貸很有名，被稱為“西債”。明清商人積累了巨額財富，據說明代徽商的資產達到百萬兩，山西商人之富超過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萬家投資，不壹而足”，資產達到千萬兩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間山西商人創造出經營匯兌業的票號，匯通天下，顯赫壹時。票號在晚清的晉商行業中幾乎是壹枝獨秀，但由於晚清金融倒賬風波不斷、票號缺乏與時俱進的變革精神，加之辛亥革命後戰亂的影響，因而很快就走上了衰敗沒落之路。
中國商人的成長及商人隊伍的壯大可謂壹波三折。壹般認為，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歷了秦漢、唐宋、明清三次高潮。與此相應，商人的成長也有三個生機勃發的時期。早在秦漢之際，就有“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唐宋時代發生的社會經濟變革，促進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也造就了壹代商賈。宋代的文獻中有“南商”、“北商”的稱謂，但未見類似於明清商人集團的描述，也沒有看到關於商幫活動的場所——商人會館的描述。
徽州商幫形成於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間，主要經營鹽、糧、茶、布、典當、木材等行業。明代徽商的“足跡遍天下”，自稱“山陬海土需孤村僻壤”無所不至，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動範圍有所收縮，集中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及北京等少數大城市。徽商財富在明代已達到百萬兩級，清代出現了千萬兩級的巨商。乾隆末年後，由於兩淮鹽區的徽商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危機，加之道光中葉清政府實行鹽法變革、鹽商因喪失壟斷專賣權而紛紛破產，鹽業作為徽商的龍頭行業徹底衰落。晚清茶葉成為徽商的支柱行業，光緒後期由於洋茶沖擊和外商壓價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轉衰，它標誌著徽州商幫的徹底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