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記載：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這句話說的就是漢高祖劉邦。劉邦，江蘇沛縣人，父母都是鄉下的農民，祖祖輩輩都沒人作過官。這的確是在寵愛中長大孩子的寫照，雖然吊兒郎當，有點像“不肖子”，但卻還算善良、有氣度。這種環境長大的年輕人自然不喜歡辛苦無聊的莊稼工作，只要有機會馬上會偷懶往外跑，因此只能靠兩個哥哥養活。劉邦很早就出來在社會上混，終日與同鄉的周勃、樊噲等人混在壹起，偷雞摸狗，賭博喝酒，無所事事。從這來看，此時的劉邦確是個名副其實“流氓無賴”，誰也不會想到有朝壹日他能成就壹番驚天動地的大業。
當秦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中原之際，劉邦由壹個鄉村無賴，奮起草莽，提三尺劍取天下，終於成為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出身社會底層的皇帝。
對於劉邦的人品，我們無意去評論，但毫無疑問的是，在歷史上，他總是給人壹個流氓無賴、陰詐小人的形象。不過單從權謀而言，也給我們留下了壹個疑問，劉邦到底是憑借什麽才能坐上王位呢？
深入研究妳會發現，事實上劉邦所精通的只有壹門權術，但就是這門權術，卻使得他足以擊敗“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楚霸王項羽，足以龍袍加身，君臨天下！這門權術就是用人。毫不誇張地說，劉邦稱得上是古今中外幾千年來最懂得用人的權謀家。
他知人善用，選拔人才不拘壹格，任賢使能，才使他的麾下聚集了壹個由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出身和閱歷的賢能人物組成的強大人才集團。如：陳平出身貧困，做小官時貪汙受賄，且與嫂子關系曖昧，素有“盜嫂受金”之譏。他投奔劉邦後，被任以護軍中尉之職，他曾建議用反間計，使項羽不用謀士範增，並以王位去籠絡大將韓信，為創建漢王朝霸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曹參是沛縣的壹位小吏；周勃以編席為業，兼當吹鼓手幫人辦喜、喪之事；樊噲是宰狗的屠夫；灌嬰是布販；夏侯嬰是馬車夫；彭越、黥布是強盜……這些人的成分都很復雜，出身各異，但劉邦卻能信而用之，這也說明劉邦用人的標準明晰，能者就用。
經過五年艱苦的楚漢戰爭，劉邦終於君臨天下、高枕無憂了，壹個“市井之徒”是怎樣壹步步贏得戰爭，戰勝項羽，最終登上萬人之上、九五之尊的寶座的呢？劉邦“自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他就經常考慮如何吸納使用天下的有才之人；在“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帝業”奪取政權的實踐中，他更深深體會到，人才是成敗的關鍵，同樣，他從秦王朝“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而導致政權喪失的教訓中，進壹步清醒地認識到，要鞏固政權同樣離不開人才。五年的楚漢戰爭中，劉邦屢遭挫敗。他本人曾十二次受重傷，幾次被活捉，但他依靠張良、蕭何、韓信等人，屢敗屢起，終於以弱勝強，取得最後勝利。可以說，劉邦的成功史就是廣納人才、量才而用的最好佐證。以史為鑒，對現在的領導者也會有很大的啟示。
“鴻門宴”本是劉邦的壹個險境，但就是這個險境之中仍能體現出劉邦的善用人才。他發現張良是個可用之才後，立刻加以重用，並且十分信任。在自己“金蟬脫殼”後為劉邦墊後，這可以說是壹個成功的政治家所應有的能力。靠壹個人是沒辦法打天下的，但是依賴於武將、謀士為自己效力就有可能稱霸天下了。
《史記?高祖本紀》載，上（劉邦）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韓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如何？”信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此話壹語道破天機，同時也說明了劉邦的用人之高明。劉邦在用人方面的確有他的獨到之處，連韓信這樣帶兵多多益善之人也為之所“禽”。的確，在謀略方面，他比不上張良、陳平；在打仗方面，他比不上韓信、彭越；在治理國家上，他又比不上蕭何。然而，劉邦能夠“將將”，能夠最大限度地使用人才，知道把手下的人才放在最合適的位置，這就是劉邦特有的用人之道。
無論古今，壹個系統中最穩定的架構是壹個三角形結構。蕭何、張良、韓信就是劉邦集團中穩定的三角：他們是平行的級別，只對最高首長劉邦負責。他們是互相依賴的，工作上有明確的分工，這種分工也使他們之間彼此制約。他們都是專業型人才，性格也不同，三個人不可能聯合起來對付劉邦——他們誰也領導不了誰，不可能產生新的領袖。作為最高層的領導，要隨時掌握全局，不可能讓其中的壹股勢力發展壯大到威脅其他兩人的地步，更不要說威脅自己了。劉邦的聰慧和大智就深深蘊藏在他的政治謀略中。能用人，能駕禦人，就是劉邦最大的長處，是他能夠戰勝項羽、平定天下最重要因素。對此，劉邦本人也引以為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響，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壹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劉邦與“漢初三傑”的巧妙搭配可稱得上是壹個千古經典的政治組合。首先，三人之中張良是比較超脫的。張良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帝王師”——他沒有政治野心，也沒有政治勢力。他是總參謀長的角色，劉邦對他非常信任，對他言聽計從，“夫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裏外，子房功也”。相比較之下，蕭何就要忍辱負重了。蕭何本人很能幹，是劉邦的左右手。劉邦對他很敬重，但也並非全無防備之心。關鍵是蕭何能較好地處理好與“壹把手”之間的關系，那就是“善歸於上，惡歸於己”。三人之中，韓信的下場最慘，打仗有方，自保無術。但是不得不承認，韓信雖然不是政治家，卻是壹個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而且韓信也是個頗能忍的人，因“胯下之辱”壹事而留名千古。
劉邦搭好了“戲臺”，讓他們三人唱戲。而且，劉邦抓大放小，大家盡情地粉墨登場表演，具體的事情劉邦並不過問，在打天下的時候，基本上也做到了用人不疑這壹點，因此劉邦的政治班底很穩定。所以說，政治家必須以自己為核心，畫出壹個美妙而穩固的圈子來，建立起壹個龐大的勢力集團，然後，驅使著這個集團軍抗衡、“蠶食”各種異己力量，最終取得“大壹統”，就是壹個巨大的圈子。到那個時候，成功政治家的新任務就是要把大圈子中各個小圈子的平衡制約的問題搞好。
劉邦能夠廣攬人才、得眾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寬容以待人，不拘小節，不究前嫌。破秦後，秦王子嬰乘坐白馬素車，親自上門來投降，諸將領磨刀霍霍，皆言要誅殺之為快。劉邦卻說：“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於是命人放了子嬰，妥善安置。進入鹹陽後，劉邦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對秦朝臣民官吏壹概不咎前責。故“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即使是對待自己的死敵項羽，劉邦也不是采取戮屍挖心的報仇雪恨方法，用《史記》中的話說就是“以魯公號葬項羽谷城”。
劉邦用人，壹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善於聽取他人的意見，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能容忍別人的過失，不拘壹格的使用人才，盡管他人與自己的想法不壹致。但劉邦絕對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類型的人。做不到這壹點，就正如王安石在《興賢》中所說的：“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劉邦在這方面的表現是很出色的，他不但樂於聽取不同意見，而且能夠做到不難於公開認錯，收回成命。他剛帶兵起義時，有壹位叫酈食其的長者求見，劉邦態度甚是傲慢，“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食其說：“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劉邦聽後立即認錯，“攝衣謝之，延上坐”。攻下鹹陽，進入秦宮，劉邦見到“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想留在那裏安享清福，樊噲勸阻，他不聽，後來張良曉以大義：“夫秦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劉邦慚愧不已，當即還軍霸上。
世界上沒有任何壹個人是全能之才，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是也。避人之短，用人之長，是劉邦用人的要法。用人之長，是建立在對人才的全面了解之上的。他得重病臥床不起，呂後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劉邦說曹參可以。又問曹參以後應是誰，劉邦回答道：“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余，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為太尉。”
大膽起用敵方軍隊中的失意之人，乃劉邦用人的壹大特色。“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不與人功，得地不予人利。”故離叛者頗多。韓信在項羽手下時不能人盡其才，投奔劉邦後，經蕭何推薦，被委以重任；陳平在項羽手下為都尉，因事懼誅而投奔劉邦，劉邦拜他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周勃、灌嬰曾讒毀過他，劉邦不但沒有看不起他，反而拜他為護軍中尉，二人也極盡其盡護諸將之職。
晏子是春秋時的政治家，他曾對齊景公說國有三不祥：“夫有賢而不知，壹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劉邦之所以能夠在楚漢戰爭中由弱變強，終而戰勝項羽，後建立西漢，與他的知人善任有很大的關系。
縱觀之，劉邦用人，通常根據不同的形勢，采取不同的策略。劉邦用人的時候真能放開手去用妳，整人的時候也真能下得了手。劉邦是個流氓，然後卻是流氓中的英雄。他表面隨和，其實狠毒，表面窩囊，其實堅強。這壹點可以從他對韓信的態度及使用上清楚地看出來。
首先，勢單力薄時，他卑躬屈膝。韓信初到漢營時，還屬無名小卒，劉邦看不起他。但他聽蕭何說韓信是壹個大將之才，可以幫助他打天下時，馬上放下了漢王的架子，築了壹個高臺，舉行隆重典禮，畢恭畢敬地拜韓信為大將。並向全軍宣布說；“凡我漢軍將士，今後俱由大將軍節制，如有藐視大將軍，違令不從者，盡可按軍法從事，先斬後奏。”那種謙恭卑順的樣子，全軍上下都感到驚異。
其次，在形勢不利時，慷慨讓步。漢高祖四年（前203年），這時劉邦在成臯戰場作戰失利，急需把韓信、彭越等部隊調來支援正面戰場。不料此時已攻占齊地的韓信，正巧派使者來，要求劉邦封他為“假王”，以鎮撫齊國。劉邦大怒說道：“怪不得幾次調他壹直按兵不動，原來是想自己稱王！”這時正在身旁的張良、陳平趕緊用腳踢了他壹下。劉邦恍然大悟，急忙改變口氣，對韓信的使者說：“大丈夫平定諸侯，做王就該做真王，為何要做假王呢？”於是派張良為特使，正式封韓信為齊王。韓信受封後，自然樂意帶兵參加戰爭。
再次，在其功成名就後，心狠手辣。劉邦稱帝後，大封自己的同姓子弟為王，同時總認為那些在戰爭年代封的異姓王們，居功自傲，藐視皇帝。就決定拿韓信開刀，除掉異姓王。劉邦在高祖六年（前200年），宣稱巡遊雲夢澤（今洞庭湖壹帶），約定在陳地會晤諸侯。當韓信奉命來到時，劉邦以有人告他謀反為由，讓武士把他拿下。當韓信申辯時，劉邦厲聲說：“有人告妳謀反，妳敢抵賴嗎？”把韓信押回洛陽後，因查無實據，便把他官降淮陰侯，軟禁在京城，後被呂後誘殺。
劉邦在歷史上，無疑是獨樹壹幟的，他沒有足夠的文韜武略，不能身先士卒，垂範天下，也沒有龍脈可以相承，他所憑借的，只是壹門用人之術。
毫不誇張地說，在用人的謀略方面，劉邦堪稱是古往今來的第壹人。他可以根據不同的歷史時期和處境遭遇，來確定自己的用人策略，以不變應萬變。他的用人權謀，已單純從個體的“人”抽象出來，不從人的角度出發去談論用人，而是從謀略體系的角度去用人，如此高明的用人權術，恐怕天下沒有幾人能與之相敵！
“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2000多年前的壹代政治家劉邦的用人之道，實在耐人尋味，令人深思。正是憑借了如此高超的用人之道，劉邦才壹路凱歌，不斷擴張疆域，達到漢初政治和社會的鼎盛景象。劉邦的用人策略，既有坦誠恩惠，也有詭詐刁滑，作為封建時代的政治家，這些策略的交替使用，是其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