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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制造“拼多多”

拼多多在資本層面的成功,反而進壹步將其基因中存在的問題擡上了桌面。

實際上,盡管成立三年就成功在納斯達克上市,但拼多多在資本層面的成功,並沒能讓公眾將目光更多放到其突飛猛進式的發展上,反而進壹步將其基因中存在的問題擡上了桌面。以下文章摘編自《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34期。

作者: 王梓輝

但拼多多自己似乎覺得有些冤枉。當年7月31日,拼多多創始人黃崢對媒體表示:“打假我們壹直是特別認真的。”更早的4月份,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自稱:“全中國沒有比我們更努力打假的平臺了。”

壹方面是外界眼中的“假貨雲集”,另壹方面是自己口中的“認真打假”,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妳對拼多多的認識會截然不同。

42歲的貓哥對拼多多打假的評價是“太嚴格了”。作為拼多多平臺上壹名從事服裝生意的中小賣家,去年12月,貓哥收到了拼多多發給他的站內信,稱他售賣的壹件皮衣存在“涉假情況”,除了下架涉假商品,限制店鋪賬戶資金提現,還要處罰賠付金,數量為涉假商品 歷史 銷售額的10倍。當天,貓哥的店鋪包括貨款、保證金、提現金額在內***約38萬元,這意味著他被處罰的金額高達380萬元。

因不滿拼多多的處罰,2016年開始,就有商家與拼多多對簿公堂,從今年開始,隨著被罰商家數量和金額不斷增加,商家維權的行動也愈發激烈。在社交媒體上,“貓哥”被壹些維權商家稱為“精神領袖”。貓哥家在湖南郴州,但最近8個月,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上海,目的是組織商家壹起到拼多多總部維權。

幾個月中,他數十次聯合維權商家,壹起聚集到拼多多的總部,上海市長寧區金虹橋國際中心的樓下抗議。最新的壹次行動定在8月13日早上,雖然在總人數過千的QQ和微信群裏提前多天就有宣傳,但這次的集體行動,樓下只來了十幾個人。而此前3月初到6月底,若幹次維權活動中,維權商家經常多達四五十人,大家會穿著印有“拼多多還我血汗錢”的文化衫,試圖沖過保安的防線,沖進電梯上樓。但沒幾個人真的通過這種方式要回錢。

於是,8月13日這天的活動,更像壹次精神宣誓和對新人的啟蒙。這天來的十幾個人中,有4個年輕人都來自浙江桐鄉,都曾在拼多多上開服裝店,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陸陸續續受到處罰,不僅店鋪被封,資金也被凍結,金額從幾萬到二十幾萬不等。

君辰是其中最有維權經驗的壹位,已經把拼多多告上法庭。其他三位都是第壹次來拼多多總部,他們到寫字樓前臺,要求前往位於29層,前臺小姐替他們打了電話後,兩位年輕的拼多多“接待組”工作人員接待了他們,帶著安保人員左右護航,工作人員記錄下他們三人的店鋪信息和聯系方式後,就讓他們回去等消息了。

“我們早就試過了,沒用的,他們過幾天就會打電話告訴妳,說妳的店鋪違反了《拼多多平臺合作協議》的規定,妳回去好好看看這個協議,我們在這壹條有說到。”看到其他三人的嘗試後,君辰露出了同情的苦笑。

無壹例外,所有受到拼多多處罰的商家,都被告知是違法了《拼多多平臺合作協議》中的某些條例,主要包括銷售假貨、虛假宣傳、虛假發貨等等。而違反協議的處罰則異常嚴厲,甚至看上去有些不合情理:“要求商家支付通過拼多多銷售的’嚴重問題商品’ 歷史 總銷售額(以商品ID為準)的10倍作為消費者賠付金額賠付消費者,若商家拒絕支付該賠付金,則甲方有權以商家店鋪資金抵扣消費者賠付金賠付消費者。”

壹罰就罰去全部身家,老婆也為此和他離了婚,貓哥對拼多多的態度也許能代表很多被罰商家:“就是想去拼命。”

但因為此前被曝出的山寨電視機和山寨洗衣液等“偽名牌產品”,商家們也得不到外界輿論的支持。當天也在現場維權的阿樂不認為自己賣的是假貨。“打個比方,就像我這個創維佳壹樣,如果買家問妳是不是創維,妳跟他講是創維,那妳就屬於售假了。我跟買家都已經說了,我不是創維的。”

在這壹點上,阿樂和拼多多創始人黃崢站在了同壹邊。7月31日的媒體溝通會上,黃崢表示,他們打假很認真,但外界把山寨和假貨混在了壹起。黃崢將這些爭議產品分為兩類,他將完全冒充其他品牌的產品定義為,欺騙消費者,是假貨;但有壹些不夠本分的、想占知名品牌的便宜,比如“青風”紙巾,“這個問題相對復雜,從根本上來講,我覺得應該引導這些廠商去做好的、高性價比的產品。”

黃崢的話既不是明文規定,也充滿了模糊色彩,壹切還要看《拼多多平臺合作協議》上的內容。“商品描述不符”,是大多數商家被罰的理由,成分、尺寸與樣式上的差異問題均在此列。君辰的例子就挺有代表性,他的壹件棉制衣服被拼多多抽檢,認為並非純棉,他本人及親屬所開的幾個關聯店鋪均被封停,二十幾萬資金也全部被凍結。

他的另壹位同伴被處罰的原因則是,壹件長度標為50厘米的毛衣,被查出只有48厘米。君辰們壹方面對我堅稱,他們所提供的成分表都是真的,“但拼多多那邊就是不壹樣,他不認同妳這個東西”;另壹方面,他們也認為這種“吹毛求疵”的檢查難以令人信服。

在拼多多總部門前的吸煙區內坐了大半天,壹天的維權活動毫無收獲,君辰四人只能打道回府。從上海回桐鄉。只需要坐40分鐘的高鐵,這裏最出名的是水鄉代表烏鎮。但烏鎮東南方20公裏外,濮院鎮才是這座縣級市經濟實力最強的鄉鎮單位。這個小鎮擁有20萬常住人口,是中國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據說每年生產的羊毛衫近7億件,產銷量占全國總量六成以上(也有數據說是四成)。

濮院羊毛衫市場有19個交易區、超過1萬余間商鋪。千萬不要以為這裏賣的都是羊毛衫,事實上,從T恤到內衣,再到秋季大衣,妳幾乎能在這找到所有服裝。壹間間商鋪緊挨著排在壹起,到處是“威狼世家”這樣“土洋結合”的名字是。

十幾年前,這裏的客戶都是線下渠道的批發商;幾年前開始,“淘寶供貨”的字牌開始出現,隨後,在“天貓”和“京東”後面,“拼多多”的名字出現了。

君辰帶我走進壹家熟悉的商鋪,店主壹家正在整理夏日服裝。“我這裏都是95%棉的,妳放心好了。”店主老張看到我們摩挲的動作後說道,語氣非常自信,但衣服本身過於滑膩的手感,告訴我們這恐怕不是事實,況且翻遍整件衣服,沒有看到成分標簽,價格也只有25元。在另壹家主賣襯衫的店中,我們才見到了可能真實的成分表——48%的聚酯纖維+48%的粘膠纖維+4%的氨綸,大量廉價的再生纖維與合成纖維,才是構成這些衣服的主要材料。

在全國各地的中低端大賣場或批發市場中,這樣的衣服隨處可見,妳很難用“假貨”或“山寨”的概念來定義它們。這種質量的衣服,這兩年夏天通過拼多多的渠道,售出了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件。老張告訴我們,從去年(2017年)開始,拼多多平臺的發貨量,就幾乎要和淘寶並駕齊驅了,“只不過在拼多多上,大家的利潤要低壹些”。

老張告訴我們,廠家生產的衣服都是“清白之身”,每個經銷商拿回去,愛掛什麽牌子就掛什麽牌子,從七匹狼到花花公子再到鱷魚,大家最愛用,也最能吸引消費者,“前段時間,他們掛上’七匹狼’的牌子,賣40多元,賣得好的壹天能賣好幾千件。”

商家可以自己印吊牌,有些商家為了減少風險,也會弄壹個品牌授權書掛在店裏。君辰就在上海的壹家公司,購買了“花花公子貴賓”的品牌授權,壹個吊牌幾塊錢,但他同時告訴我:“這個什麽‘花花公子貴賓’,是壹個國內公司搶註的商標,還在和美國那家公司打官司呢。”

在老張的店中,君辰會選中款式掛到拼多多上,根據用戶的下單情況,來老張店裏取貨,自己回去包裝發貨。壹件快遞小包的價格是5元,如果量大,還能再少幾毛錢。通過這條完整的產業鏈,即使壹件衣服在拼多多上只賣二三十元,君辰和貓哥們仍然能掙至少5元以上。

老張說現在的商家已經學聰明了,幹脆不寫成分,抽檢是什麽成分,我就說是什麽,對於那些標明了成分的商品,他們不屑地反問我:“29塊錢的衣服,有可能是百分之百棉的嗎?”

我把相似的問題提給阿樂:幾百塊錢的電視機靠譜嗎?坦承,大品牌和小品牌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做工和售後。電視機的制造中,屏幕占了80%的成本,國內小廠商沒能力生產電視機屏幕,壹般都是買廉價的次等或二手屏幕,再配以廉價外殼,用手工方式拼裝起來。“這種小廠也是很正規的,裝好以後,每臺機器還要放在那裏播放24小時,測試好以後才裝起來上市。質量粗糙壹點,但都能看。”而這些廉價電視機大多來自阿樂的家鄉——廣州番禺大石街。

外界將拼多多上的商品濃縮為“低價”與“夠用”,阿樂覺得挺合適。 相似的邏輯,也適用於銷量更大的日化產品。洗衣液就是壹個絕好的例子,在這個品類中,有多款“9.9元兩斤包郵”的洗衣液銷量在百萬件以上,它們大部分都來自河北省深澤縣耿莊村,壹瓶2公斤裝的洗衣液成本在8元上下。

29元的花花公子授權男裝、900元的創維佳電視、9.9元的好太太洗衣液……這些或是“山寨”或是“假貨”的產品成為了拼多多上最受歡迎的商品。根據拼多多上市的招股書披露,其2017年全年的43億單總訂單量平均金額僅為32.8元,作為對比,阿裏在2014年上市時,淘寶的平均客單價已經到了180元。

幾乎所有的拼多多商家都有壹個***同的身份:前淘寶賣家。互聯網評論者梁寧最近在分析拼多多的崛起時,就將2015年淘寶的打假行動,與京東拋棄拍拍網導致的商家外溢現象,列為拼多多發展的紅利之壹。

歷史 是相似的。作為C2C電商的始祖,淘寶也曾飽受假貨泛濫的指責之苦。2015年1月23日,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公布了網購商品的抽查結果,淘寶網的正品率僅為37.25%。美國7家律師事務所也宣布對阿裏巴巴及旗下平臺的售假事件進行調查。受此事件影響,阿裏巴巴集團的股價大跌,市值蒸發了近110億美元。

隨即,阿裏展開壹場大規模的“打假行動”。據阿裏透露,在2015年9月 2016年8月的12個月裏,阿裏巴巴***撤下3.8億個商品頁面、關閉18萬間違規店鋪和675家運營機構。這壹年開始,貓哥這些中小商家明顯感覺到,淘寶壹方面管理越來越嚴,不允許刷單,對售賣的品牌也要求有直接的授權書;另壹方面對中小商家的流量傾斜也越來越少,更支持天貓平臺大型店鋪的發展。

“2014年是最好的壹年,之後就壹直走下坡路了。”貓哥說道。而就在2015年9月,拼多多上線了。在隨後的2016及2017年,拼多多通過“零元入駐”“無門檻入駐”等優惠政策不斷吸引中小商家進駐,每年的用戶量和收入都保持了200%以上的增長率。2017年9月,拼多多專門到君辰的家鄉濮院鎮開了壹個招商會,因為大規模發傳單宣傳,小鎮當天去了幾百人,大部分都是淘寶賣家,君辰他們看到“零元入駐”和“流量傾斜”等有別於淘寶的字眼後,就紛紛抱著試壹試的心態加入了拼多多。

從廣東番禺,到浙江桐鄉,再到河北深澤,越來越多在全國範圍內,處於低端供應鏈條上的商家,在拼多多上找到了生存空間。國泰君安證券的分析表明,拼多多的用戶有65%來自三、四線以下的城市,年齡以30 50歲的中年人為主,這些人群被定義為“淘寶滿足不了的群體”。阿樂就說他們這種商家現在靠淘寶根本活不下去,因為沒有流量。他自己開在淘寶上的店鋪就很難搜到,商品的瀏覽次數非常低。

但拼多多壹方面依靠這些遊走在灰色地帶的商家崛起,另壹方面卻又因為這些灰色因素飽受質疑和制約。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就是拼多多所面臨的兩難處境:既要表現出自己的打假決心,打假力度太大又會侵蝕自己的平臺根基。

如果深究產品質量,貓哥和君辰這些維權商家很難有辯白空間,但他們質疑的是拼多多的處罰決定:“ 人家淘寶就是商品下架,關閉店鋪,沒見過哪個平臺會直接把商家的錢全部拿走的。” 同時,他們也認為拼多多上仍然在售賣的那些同類商品,和他們的沒有任何區別。“妳看賣這麽便宜,那都是假的。”阿樂就指著壹款售價千元左右的TCL電視對我說道。

拼多多對此有自己的解釋。黃崢就將治理假貨比喻為“大禹治水”:“妳不能只靠堵,也要靠疏導,因為這麽多的工廠在那裏,要給它壹個好的環境,要把它往好的地方去引。”他同時認為治理也要分優先級,針對那些有可能爆炸、有可能對人身有重大安全隱患的問題,應該先治理。

但這些說辭都無法解決他們和商家之間的矛盾。為此,除了在拼多多總部門口維權之外,被罰商家們也紛紛打起了官司,僅貓哥知道的起訴拼多多的案件就已經有760多起。壹位趙姓律師還由此成為了圈內的紅人,從2016年8月開始,他就不斷接手有關拼多多的案子,其自稱“沒有100個也差不多了”。

剛開始壹年,他還經常能通過庭外和解幫商家們要回壹些錢,從去年年底開始,拼多多方面的態度越來越強硬,他的敗訴也越來越多,在商家維權群裏被冠以“趙不贏”的綽號。因為不信任這位趙律師,貓哥則選擇了來北京找律師打集體訴訟,他要集合更多的商家壹起維權。

就在8月13日我和他們離開拼多多總部之前,壹位眼尖的商家正好看到黃崢從大樓裏出來,上了壹輛停在門口的奔馳車疾馳而去,這是他們第壹次親眼見到黃崢本人。盯著奔馳車消失在視野中,商家們沈默了幾秒,眼中顯露出五味雜陳。

但黃崢肯定沒看到他們,連阿裏巴巴這樣的龐然大物從某種程度上也不會壹直停留在他眼中。在之前接受媒體專訪時,黃崢曾這樣說:“我們並不想做第二個阿裏,拼多多的存在本身就是壹種模式,而我們正處在這種模式開創的早期。妳可以說我low,說我初級,但妳無法忽視我。”

(實習生邱仲瑛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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