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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教育及其傳統,追溯其文化根源和哲學內涵,道家的自然論說及儒家的中道傳統便是其主流。道家文化以其特定意義的自然之“道”,強調教育應該合乎“自然”;儒家文化註重社會倫理,強調“學道”之核心。然而,社會的進程乃傳統與現代不斷沖突和演化的過程。康有為的“學為時異”的“經世致用”教育觀以及五四時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理念堪稱中國近代傳統教育的典範,它們促成了中國教育的本土化和現代化,詮譯了中國哲學傳統的教育使命。
[關鍵詞]哲學;教育;文化傳統;契合
[中圖分類號]G40-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518X(2009)12-0247-04
張曉英(1965―),女,江西財經大學教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學。(江西南昌330032)
中國傳統教育理念常常是中國哲學產生、發展的實踐基礎,後者又常常規範前者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兩者的關系天然而緊密,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第壹,中國的大哲學家常常首先是大教育家,如孔子、孟子、莊子、董仲舒、韓愈、柳宗元、王安石、朱熹等。他們自辦私學,或長期任教於官學;或邊講學邊從政,兼而有之。在他們成為哲學家之前,常常是教育大家,並借助教學活動和學生等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第二,中國的哲學理論常常首先醞釀、產生、發展、創新和傳播於哲學大師們長期的教育活動。先秦時代,各家學說紛紛湧現、競相爭寵。老子創立的道家哲學、孔子創立的儒學,以及相繼出現的稷下黃老、莊子、孟子、荀子哲學等,首先都在長期的私學活動當中孕育、發展和流傳並影響於社會。漢代經學常被溯源於戰國時代的子夏。西漢董仲舒用陰陽五行說解釋《春秋公羊傳》,開創今文經學。魏晉之際是中國佛教和道教孕育、發展的關鍵時期。兩晉的慧遠和葛洪、陸修靜,利用宗教組織進行宗教教義的傳播,都是當時有名的私學大師。他們的佛學思想和道德思想都是在長期的講學活動中形成和發展的。宋明理學發端於北宋的胡瑗等,創始於張載、二程,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其內部又有程朱和陸王兩大學派之別,後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等為代表。南宋和理學派相對立的是事功學派,包括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之學”、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之學”和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之學”。理學派和事功學派的哲學大師們建書院、居書屋或隨時隨地講學論道。作為壹代新的哲學思想,可以說宋明理學和南宋事功學派都是首先在私學活動中產生、發展和傳播,再影響到社會的。
壹、“道法自然”與生態理念
先秦哲學提倡“道法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道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虔敬的體認。教育是人類社會特有的壹種實踐活動,但實踐的人卻又無法使自己超然於自然,實踐的人永遠都不可能孤立成為超自然的個人或社會人,因此,我們對人的教育必須客觀地存在於人與自然的關系之中。道家由自然性哲學引導的人生目的論,把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必然王國加以確立,它超越於個人或社會的狹義範疇之上,也即超越了如楊朱“拔壹毛利天下而不為”與儒家社會整體的人本主義之間的教育價值理念的沖突,其文化觀不只是以人文化天下的意蘊,更是以自然主義或自然人本主義理念的宏觀範疇。道家從人本的自然而論:“無為”主張順其自然,人不可在自然之“道”面前強作妄為。因此,道家自然主義教育精神,其實質就是“生”的精神,這正是“自然無為”思想的教育真諦。
《呂氏春秋》是先秦時期的壹部重要典籍,是由戰國末年秦國丞相呂不韋召集門下儒生集體編撰的,它融會了戰國諸子各派的學術思想,包含了先秦時期許多史料以及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珍貴資料。《呂氏春秋》主張社會教育應順應人的自然天性,按照受教育者的本性進行正確教育與引導,體現了自然主義教育觀。《審分覽》曰:“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也就是說本身靜止的東西不要讓它運動,本身運動的東西不要讓它靜止。教育要按照人的自然本性,促使其健康發展。“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遊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即教育者只有順應人的本性,對人加以教育和引導,才能夠完成教育任務,這種教育方法叫做“順其天”而“安乎自然之所”。《上德》曰:“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故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謂順情。”教育者要遵循“順天”、“順情”的自然法則,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教化,使其自成自生,自我化育。可見“順天”、“順情”的教育原則是《呂氏春秋》自然主義教育觀的基礎。為此,最恰當的教育方法就是“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鄧胥功先生認為,“所謂使之得於‘安與樂’,就是期其對於學習能夠專壹研求並至興致盎然;所謂使之得於‘休與遊’,就是期其在學習中能夠獲得休息與遊戲,而以恢復其精力;所謂使之得於‘肅與嚴’,就是期其能夠認真地學習有所畏懼並產生責任感而不敢過於放肆,使於知識上和品德上皆能有所進益。”因此,將受教育者的安與樂、休與遊、寬與嚴合情合理安排,使之各得其適,是在實踐中實現其自然主義教育觀的重要手段。
《呂氏春秋》自然主義教育觀的另壹體現是提倡非功利主義思想。《論人》曰:“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遊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貴公》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誌,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這裏講的是關於師德的問題。《勸學》曰:“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道。其人苛刻,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即教師施教授業時,不應計較學生的輕重、尊卑上下、貧富差異、地位高低,而應看重他們是否能接受理義。其中這個“道”正是“道法自然”之道,這就是把事物作為“道”的體現,又把“道”作為“自然”的體現。可見,受教育者尊敬的師乃是“理勝義立”之師,決非“遺理釋義”之師。
自然主義教育觀要求對受教育者不過分刻意施加某種人為的影響或作用,在遵循自然發展變化規律和人的身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順乎自然地促進受教育者個性發展。在教育實踐中,這種教育觀表現為不以功利為目的,避免過多幹預,以保證人的自然本性得以充分發展。在先秦教育哲學中,自然觀以及教育“生”的精神已經成為壹個基本命題,詮譯著自然生態、類生態與內生態的三重和諧,啟示我們反思兩千年前的道家教育哲言。
二、“執中無權”與“學道”傳統
中華民族的“尚中”觀念由來已久,並非始於孟子。早在遠古時代,作為觀念之“中”就已存在。據考證,“中”字始於先民射箭之“中的”,表“準確”之義,反映了先民們要求行為準確無誤的願望。部落聯盟時期,“中”代表旗幟,成為聯盟軍事首長指揮權的象征,並含有中正無偏之義,因立旗必得中正,若“望其旗靡”,顯其敗相,則太不吉利。中正而不偏不倚,用於人身上,是壹種無尚的美德,或稱為“至德”;用於政治教化,則為不可或缺的準則,視為“治之本”、“化之道”。正因如此,先秦諸子及群經幾乎無不言“中”,而且,自堯舜至孔孟,其中道精神壹脈相承。據《論語?堯曰》載,堯禪讓帝位於舜、舜禪讓帝位於禹時,遞相傳授的執政心法便是“允執其中”,即信守執中之道。至於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首倡“中庸”之“至德”,將其視為修身、致知、施教、治國的準繩,並發展成為認識世界、觀察和處理各種事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的理論。作為“亞聖”的孟子,不僅倡導“法堯舜”,而且篤信孔子之道,“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繼承和發展了前人尤其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道哲學,並將其貫穿於教育理論與實踐之中。
五四運動後的傳統教育是壹個百家爭鳴、精神自由的多元化的時代,存在著多種文化發展的空間。壹方面,最激烈的反對傳統者都有深厚的國學根底和與傳統文化的感情聯系;另壹方面,被歸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梁漱溟等人也都是主張變革舊傳統的,視科學和民主是中國必須接受的好東西,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按照儒家文化傳統,恢復已經衰敗的士紳統治,構建以知識權威為中心的鄉村秩序。這種實驗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又被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所左右,但是,梁漱溟將西學資源中國化,並從本國傳統出發解決農村問題的努力是難能可貴的。在思想文化的空間,體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模式,是“學與時異”與“經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再現。
四、結論
道家文化精神以其特定意義的自然之“道”涵蓋其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人生目的論、境界觀、理想社會、萬物萬理的價值系統,都在“道”的整體意義中變通,而這個整體意義中的任何人為的目的的正確選擇只能是“合於道”。究其“道”之根源在於自然,此即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文化精神基於中國封建制初期或萌生期的宗法倫理關系,它所註重的是社會範疇中的人事與人倫,是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規範,它的求知與追求和倫理道德相壹致。可以認為,儒家哲學的認識對象是社會以及社會中的人與人,即評價人生、人際關系、人倫道德,這是道德理性的倫理哲學。
儒家學說中,孔子提倡“好學”,以六藝、六經為教育內容,但是這並非孔子教育的全部內涵,《論語》中的孔子教誨幾乎都是詩書六藝以外的內容。在孔子看來,六藝、六經是基礎,“成為什麽樣人格的人”是核心,即“學道”教育乃為教育之核心,“學道”教育在孟子“中道”教育理念中也得到了體現。然而,社會的進程就是傳統與現代不斷沖突和演化的過程。康有為的“學為時異”的“經世致用”教育觀以及五四時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理念堪稱中國近代傳統教育典範,促成了中國教育的本土化和現代化。
研究中國文化、中國倫理道德和中國教育,必須追溯其文化根源和哲學傳統,道家的自然論說及儒家的中道傳統便是其主流。領悟中國哲學傳統的內核彰顯傳統的魅力,培養完整性和健全性教育理念,塑造自然主體公民人格,乃是教育傳統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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