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對理論模型實行研究外，流動性溢價理論也得到大量實證研究的支持。根據文獻中衡量流動性指標的區別可作如下劃分。
壹、以價格法為流動性度量指標來檢驗股票流動性溢價A—M(1986)對NYSE1961年至1980年的數據實行OLS和GLS回歸，檢查了價差與收益率之問的關系，發現危機調整後的收益率確實隨著價差而增加，支持流動性溢價理論。Eleswarapu和Reinganium(1993)使用1961-1990年美國股市數據重新檢驗流動性溢價理論，發現資產收益率和買賣價差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緊要限定於壹月份的數據，並進壹步發現股市流動性溢價受收益率波動和資產絕對價格等因素影響。但隨後Eleswarapu(1997)用1973-1990年NASDAQ的數據和相對價差的流動性指標實行實證研究，結果支持流動性溢價理論，並且比NYSE表現的更顯著。Brcnnan和Subrahmanyam(1996)利用1984-1991的NYSE數據，發現它們在統計上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但當加入壹個逆轉的價格水平變量時，這種關系便變成不顯著。Brennan和Subrahmanyam因此得出：價差影響是由於價差作為危機變量而產生的，這個危機變量與價格變量有關。
二、以交易量法為流動性度量指標檢驗股票流動性溢價從理論上來說，換手率是比價差更有力的流動性代表變量，因為相對於價差的單壹價格因素，換手率既考慮了價格因素又考慮了交易量因素。Haugen和Baker(1996)發現美國Russell3000股指所有成分股在1979年至1993年間的預期收益與換手率呈顯著負相關，而且英、法、德和日本股市也存在類似的流動性溢價。ShingyangHu(1997)使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衡量指標實證研究了TSE東京股票交易所)1976-1993年的數據，結果發現高換手率的股票其預期收益率較低。Datar，Naik和Radclife(1998)同樣以換手率作為流動性指標，利用NYSE非金融類的上市企業1962年7月至1991年12月的數據，實證檢驗A．M(1986)模型，結果表明流動性對股票收益的解釋力起著顯著的作用。Brennan，Chordia和Subrahmanyam(1998)，Chordia，Subrahmanyam和Anshuman(2001)則分別用交易量與交易波動程度代替買賣價差，研究預期收益率與流動性之間的關系。但是，Brennan等(1998)發現預期收益率與交易量的負相關關系僅出現在NYSE和AMEX市場，而NASDAQ市場不存在。Chordia等(2001)發現預期收益率與交易量呈顯著負相關(與A-M理論壹致)，與交易波動程度也呈顯著負相關(即流動性危機與預期收益率成反比，與A-M理論壹致)。
三、以其他指標檢驗股票流動性溢價Amihud(202)利用價格和交易額構造了壹個新的非流動性指標ILLIQ，用ILLIQ指標對NYSE1963-1997年的數據同時實行橫截面和時間序列解析，實證結果表明在橫截面上預期收益與非流動性指標顯著正相關，在時間序列上，預期的市場非流動性對股票的超額收益產生正向作用，而股票的超額收益與當期的非預期的非流動性負相關。在新興市場的流動性與資產定價研究上，Rouwerrhorst(1999)對國際金融企業(IFC)20個新興市場的數據實行實證解析，發現影響資產橫截面收益的因子與影響發達國家的基本相同，即小企業收益率高於大企業，價值股收益率高於成長股，但是小企業和價值股的換手率均高於大企業和成長股(僅個別國家例外)，表明資產組合的收益與換手率呈正相關，A-M理論不能在新興市場的數據中得到驗證。Bekaea等(2003)對標準普爾(S&P’s)l9個新興市場的數據實行實證解析，發現資產流動性與滯後壹期的收益率成正比。Jun等(2003)用市場總成交額與流通市值的比率衡量壹國股市的流動性，對27個新興市場的流動性與預期收益實行比較解析，發現國與國之問股市預期收益與平均換手率呈正相關。因為國家間股市的預期收益不僅受流動性影響，還受宏觀經濟政策和資本市場開放程度影響，所以Jun等的發現並不能否定A—M理論。
綜上所述，流動性溢價理論在國外已被廣泛接受，流動性溢價確實存在於股票市場。盡管實證研究的結果並不完全壹致，但大多數實證研究都證明了流動性是影響股票預期收益的壹個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