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宋代科舉制度完善而公正。
唐代政治是變相的貴族政治，其維系的前提是貴族家庭利用科舉制度的漏洞控制政治，堵塞寒門士子上升的渠道。公元905年發生的“白馬之災”，在壹定程度上是底層精英(貧寒之家的讀書人)與貴族世家之間矛盾的集中爆發。而且我們知道，黃巢也是壹個學者。
宋太祖深知唐五代科舉制度的弊端，所以他對科舉制度的改革首先加強了選士的公平性，嚴厲打擊和排斥權貴家族對選士的幹擾。宋朝廢除了唐朝的“公薦”和“公卷”，實行“貼名(封號)”和“抄號”制度。在考級上，宋太祖在州府省考、法務部省考之後又增加了宮考，主要目的是抑制權貴子弟求援之弊:
以前大部分的姓都是有潛力的學者取的，所以我親自嘗試，盡我所能去矯正它的弊端。(《宋史選我》)
如果有權貴子弟，需要重考。到了宋代，秀才不用經過吏部的考核就被放行為官，這也是消除貴族家庭幹擾的措施。韓愈從唐朝畢業後，三次嘗試吏部未被錄取，在北京漂泊十年，有的人等得更久。到了宋朝，大專畢業就放了，也就是脫離文官身份，很快就直接被授予官職。
(2)宋代文人數量眾多，文人群體壯大。
宋太宗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大大增加了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使士大夫群體規模化。宋太祖提出了重用公務員的主張，但實際上他未能完全執行這壹政策，因為他所處的時代的主要任務是統壹戰爭，而且由於國家財力不足，仍然需要裁減人力。所以學者不多。從數量上來說，以進士科為例，太祖年間，***15榜的進士有187人。按各榜平均進士人數計算，不如唐代(20人)。
這個數字在唐太宗時代急劇膨脹。唐太宗在位時，招錄1.487人，平均每榜1.86人。最頻繁的是春華三年榜，有353人被評為進士。宋太宗描述了他的思路:
如果我要在考場上求俊彥，我必須敢抽十個中的五個，停在壹兩個，這也可以是壹種治愈。(《宋史·選錄·我》)
宋代大規模招賢納士之風興起，宋末招賢納士的總數與前朝相比:
宋代，* * *舉行了118次普通考試，文、武兩科和各科的進士總數達到10萬余人，是唐五代188總人數的近18倍，明代為24624人。
可見，宋代科舉取士，是以人為本，壯大了文人集團的實力。
(3)“萬物不如，讀書卻高”——真正說的是宋朝。
宋代還擴大了科舉取士的對象，對象廣泛。考生不限家庭出身，不分財產、學歷，只要不是城市工商、僧道、不孝不孝、高祖手下犯過死罪的子女，都有資格參加考試。擁有大量的士子，宋代社會流動的渠道非常廣闊和暢通。大多數有誌之士都有機會通過公平競爭進入社會上層。宋代特別註重程序公平，科舉制度通過科恩、特批等方式補償落選者，起到了很好的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
在宋代標準化的科舉制度下，讀書做官基本成為獲得社會地位和資源的唯壹途徑。於是，士人的社會地位和威望與日俱增，科舉出身成為社會上最引人註目的資格。“特賜”取代了過去的爵位，成為皇帝表彰各領域優秀人才的手段。
科舉制度的完善也使社會精英養成了競爭和平等的意識，這對宋文華的發展也起到了壹定的作用。正如陳誌華先生指出的那樣:
宋代士人在青年時代就接受了這種關乎個人前途命運的公開選拔。進入政界或教學後，遇到大話，可以各抒己見，“激起不同意見”。他們把競爭意識和平等精神帶到學術研究中是非常自然的。
(四)宋代科舉制度改革促進了學術繁榮。
宋代學術爭鳴激烈，這也是宋文華繁榮的動力之壹。宋學的發展帶來的學術思想的變化也促進了科舉考試形式和內容的變化。還是以進士為例。起初，它的考試內容是:
每壹個讀書人都嘗試著寫壹首詩，壹首詩，壹篇論文，制定五個策略，在《論語》上貼十個帖子，在《春秋》或《禮記》上做十個評論。(《宋史·選錄·我》)
《鐵經》和《墨夷》是各科考試的主要內容，純屬死記硬背，類似於今天的完形填空或默寫，在宋初是不被重視的。因此，《進士》以詩、賦、論、策為特色和主要內容。唐太宗時期詩、賦、論三題，真宗時期增加了壹個策，即詩、賦初試，論二試，策三試。但直到真宗時，詩賦在錄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為無論是釋考還是禮考，都被壹壹淘汰，詩賦考是第壹名。詩文不過關，縱橫家不能參。
宋初科舉之所以采取這種形式，是因為當時的文學風氣仍沿襲唐五代，詩歌流行昆西體，而文章則以駢體飄逸為主，追求的是雕琢華麗的文字。把它當成獎勵可以接受，但不如中國古代文學的謀略和理論實用。但在古文運動興起之前，無論是考官還是學生，都對這種詩風比較熟悉，所以雖然有大臣主張重新運籌帷幄，但並沒有付諸行動。
天盛三年(1025)，致公舉狀元將葉列為當年第二狀元。天盛五年(又稱劉蕓致公舉)，正式規定謀略和理論的選拔標準是改變以往壹場壹場淘汰的做法，三場全部完成後再錄取。
與錢同為駢文大家，但卻是以謀略贏得葉而開啟科舉改革，而錢則支持歐陽修、、梅等人在洛陽發起古文運動，可見古文復興是有識之士的主張。
清四年(1044)，範仲淹主政，再次改革科舉制度。範仲淹早就對辭賦和墨夷不滿，認為:
國家設計以辭賦取士，以墨義取諸子。學者慷慨，傾向於正道。他們雖富滿朝，但求知者無壹例外，天下危亡，缺人。
《鐵經》和《墨夷》是學生根據漢唐註釋記憶的科目，不利於人才培養。在歐陽修等人的參與下，制定的方針是:進士三試，“先策、後論、後詩、賦，考為去，但止貼經、意。”士為仁義者，願試十法”(《宋史選錄壹》)。去掉經典和墨意，讓文人發揮其義。
義是考生對經文意義的發揮，這是宋代經學的特點。雖然這場改革因為慶歷新政的失敗而擱淺，但在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主持朝貢，開展古文運動取士精神，宋代文風終於有所改觀。
值得壹提的是，歐陽修主持的這場貢賦，不僅錄取了古文八大家中的蘇軾、蘇轍、曾鞏三人，還錄取了北宋理學五子中的程顥、張載，以及參與王安石變法的呂惠卿、曾布，可謂千古盛事。
北宋第三次科舉改革是在王安石變法時期。這次改革，廢除了所有明經科目，地方並入進士；取消了詩、經、墨意，保留了謀略論，而所有貢生都要考義。這是北宋科舉改革的高峰，所以陳誌華先生指出:
“從宋學的立場來看，前者標誌著自唐代以來科舉領域文章學統治的結束，後者則代表著宋學在訓詁學即漢學之爭中的勝利。”
(本文為知乎問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