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在日本的陳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文化、自我價值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而且他十幾歲的時候，兩國處於戰爭敵對狀態。被視為“異類”和“外國人”常常讓他感到困惑和迷茫，這也激發他尋找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強大的文化沖擊面前，37歲的陳拿起自己積蓄多年的筆，開始了自己的寫作噴發，是壹根“頭發”，無法接受。從那時起，他放棄了商業，成為壹名職業作家。由於親身經歷和在祖國的紛爭，陳比其他“洋人”肩負著更深的歷史使命，所以他的文學有著強烈的歷史滄桑感和時代氣息。
陳的原創推理小說《夏枯草之根》《玉獅子香爐》《三色家》《弓屋》《玉玲之嘆》《孔雀之道》等，均以中國及中國的華僑文化為背景，從代表作《鴉片戰爭1967》《十八個故事》《甲午戰爭》先後出版。雖然日本很早就有“中國歷史小說”這種文學體裁，也有很多日本作家在這方面做出了貢獻，但所謂的中國歷史小說大多只是以中國文化為背景，內容更多的是描述日本文化和日本思想，這是中國文化的外殼，也是日本文化的核心。然而，陳的中國歷史小說卻並非如此。曾這樣評價陳:“陳的存在是壹個奇跡。他了解並熱愛日本。同時，他對中國的愛也像養育草木的陽光壹樣溫暖。這種組合令人驚嘆。”
縱觀陳的早期作品，除鴉片戰爭外，小說的背景和場景的設置大多在特定的歷史範圍內。《夏枯草的根》、《三色屋》、《憤怒的菩薩》、《火燒畫》等作品，都是以戰後日本社會為框架，以中國大陸或臺灣省為背景寫成的。與其他華裔作家明顯不同的是，陳的作品幾乎沒有表現唐人街中中日文化的沖突與碰撞，而是表現了兩種文化的互動與融合的過程。他對小說整體氛圍的把握，對人物言行和情節的掌控，既顯示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清晰認同，也顯示了他沖破自身文化束縛，在二元文化世界中塑造壹個全新的具有文化融合能力的“混血”形象的勇氣。其中所表達的跨文化的社會文化意識令人印象深刻。同時，陳對國家和民族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表現出克服和超越狹隘民族主義、走向世界主義的創作意識。
陳主要文化散文有《日本人與中國人》(1971)、《日本人的中國》(1972)、《日本人與中國人》(1972)、《神戶的故事》(1998)等。主要散文有《關於中國的對話與思考》(1983)、《中國名兵的條件》(1995)、《用歷史展望未來》等。主要遊記作品有《敦煌之旅》(1976)、《英雄在(1982)、《茶道》(1988)等。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陳對中日文化的掌握程度，這是基於不同的文化，而不是“同根同源”。在這些作品中，陳的中日文化差異論得到了進壹步的發展和深化，體現了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進取和探索精神。他還分析了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對文化的誤解，進而探索解決跨文化交流障礙的方法。陳推理小說中的主人公多為旅日華人。他用日語全方位展示自己，描寫中國人特有的傳統美德和鞭撻中國人固有的陋習，向讀者展示了壹個多姿多彩的中國群體。
陳的作品中既有真實的歷史人物，也有虛構的人物。他註重小說情節的設置，視角從古代到現代自由穿梭，使他的歷史小說具有極強的可讀性。作為歷史小說家，我們必須面對對史料的加工和選擇問題，而作為文學作品的作者，我們有權利用自己的文學史觀對史料進行再創造。作家要塑造歷史人物，首先要從人物的設定著手，也要通過推理和解謎來虛構人物，從而表達作家的歷史觀。作家運用虛構手法再現似曾相識，要符合人的情感思維模式和日常生活規律。這就是文學來源於生活，不等於生活。它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是人們情感升華的產物。
陳小說中人物活動的舞臺多在日本，而中國的歷史文化不只是點綴和裝飾，而是貫穿小說始終，是與人物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物質和精神內容。如《斷線歌》中的和《山河圖》中的文，都是中國人富有同情心和能力的正面形象。體現了陳以民族文化的視角看世界的寫作立場和在身份認同、文化認同上站在民族文化壹邊的敘事姿態。他的作品顯示了壹種與他的民族身份相壹致的文化身份。他的文字的根總是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厚土裏，所以也受到當地華僑的閱讀和尊重，他的文學獎也在僑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陳擅長描寫海外華人，他筆下的人物幾乎都具有中日混血形象的特點。他把中國人的生活描述成普通日本人的壹部分，幽默風趣，充滿生活氣息。他試圖糾正壹些日本人對華人的偏見，指出華人之間的矛盾具有普遍性，而不僅僅是華人社會的問題，啟發讀者在平等的前提下思考文化和種族問題。因此，陳小說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能融入日本社會，表現出四海為家、四海為家的傳統儒家精神價值。其中最典型的是《夏枯草根》中的陶形象。陶可以壹邊喝茶壹邊談象棋，壹邊吃生魚片，他是壹個擅長雙重文化生活的人。我們不能說陶就是陳，但陶有陳的影子。《玉獅子香爐》裏的李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但他也能和古董商野口相處得很好。原因是的愛人李曾經留學日本，所以有壹絲“血緣關系”。《遠離桃源》中的吳與烏塔在壹家酒館相遇，由於對繪畫的共同愛好和對失業的共同擔憂，兩人很快成為朋友。這些中日“混血”形象難免牽強附會，甚至有些“血緣”被扭曲，讓人覺得匪夷所思。但這些意象既能反映陳的文化理念，也可視為他的跨文化敘事人格。
陳認為，任何民族和國籍的人，無論其文化取向如何，都應該受到社會的愛和尊重。陳筆下的人物是生活在不同民族和人群中的中國人或日本人。這些人物最大的* * *就是能和不同語言、不同民族的人自然交流，從不無事生非，對周圍人的文化和語言差異吹毛求疵。他們最大的相似之處是跨文化交際能力和“入鄉隨俗”適應周圍環境的努力。這些人物有的來自大陸，帶著革命的烙印；有的來自海外，漂泊滄桑；有的人來日本淘金，卻找不到成功後生活的幸福。他們雖然經歷不同，但在文化認同上大多站在多元化的立場上，寬廣的胸懷取代了狹隘的民族意識。這些都是陳塑造的文化融合人物的典型形象。將歷史題材與推理技巧相結合創作歷史小說，是陳的獨到見解。在他看來，日本傳統推理小說的壹些寫作技巧可以應用到歷史小說的創作中。創作歷史小說時，史料就像推理小說中的線索。推理小說往往是根據線索壹步步演繹出來的，歷史小說也可以這樣。根據現有的史料，對過去那個歷史時代進行推理和演繹。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歷史小說大多是作者的推理和基於史料的虛構的混合體。陳認為歷史小說也包括在廣義的推理小說中。因此，他有意識地將歷史題材與推理技巧結合起來，這在他所有的歷史小說中都有所體現。
摘要:陳作為壹位學者型作家，在寫作藝術上有著突出的風格。他的文筆犀利幽默，生動地描寫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知識分子的眾生相。這些人物大多是商人、教師或記者，他們都在國外學習過，見過世面。雖然可以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但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有內心的空虛、仿徨、自欺、崇洋媚外。陳對人物的心理和道德做了深刻的解剖，時而滑稽可笑，讓人忍俊不禁，接受了新的價值觀；時而機智精辟，暗藏批判，令人驚嘆的同時也吸收了新文化。尤其是陳對中日文化典故運用自如的智慧，對生活細節的描寫和細膩的心理分析，加上他以“大團圓”的形式表現悲劇意蘊的技巧，使其跨文化作品具有持久的藝術魅力和獨特的審美價值。
陳的文學作品有壹個顯著的敘事特征，即在情節線索中插入對中國文化和日常瑣事的描寫。作品中的壹些文化插曲和暗示，似乎脫離了情節線索的發展，在小說中也略顯累贅。然而，陳仍然別出心裁地使用它們，目的是創造壹個了解中國文化的空間，並顯示他的能力，以充分利用中國文化。他有時幽默地對待中國習俗。有時以“講故事”的形式描述文化的異同；有時中國文化的形象被用來比喻現實。中國也因此更加“神奇”和“奇異”。陳的小說比情節線索更吸引人，但大眾異質文化更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