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枝紋是明代最具表現力和融合性的代表性植物紋樣，分析了纏枝紋的基本概念；論述了纏枝紋兩種最基本的構圖形式，即“S”形和“冏”形構圖樣式，這兩種基本骨骼形式能夠適應多種主題花卉的表現；從吉祥文化入手，闡明纏枝紋是把人們的吉祥寓意通過纏枝紋樣物化在各種生活物件上了；雖然纏枝紋還融會了異域優秀的紋樣，但它始終沿著本民族傳統藝術的主脈而發展變化，使其吉祥的寓意代代相傳。 植物紋樣在我國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從新石器時期的簡單植物陪襯紋飾到隋唐時期植物紋樣第壹次大發展，植物紋樣逐漸展現出靈活、生動的裝飾面貌。隨著宋元時期花鳥繪畫的重視和發展，加之明清吉祥寓意和世俗文化的浸染，促使植物紋樣在明清時期又發展到壹個新的高峰，呈現出豐富多樣而又壹脈相承的時代特征。明代是中國吉祥文化高度發展的時期，“明代的紋樣，在傳統圖案的基礎上，凝練升華，達到了高度的樣式化，具有濃厚的裝飾美。如果說漢代的紋樣是我國古代前期工藝文化成熟的縮影，那麽，明代的紋樣則是我國古代後期工藝文化結晶的標誌。”
纏枝紋正是明代這壹特殊時期，最具表現力和融合性的代表性植物紋樣。它在前代紋樣的發展基礎上，在明代吉祥文化的充分浸染下，延續極具特色的傳統構圖樣式，加之豐富多樣的構成要素，演繹出鮮明、直觀的時代特色，體現出中國傳統裝飾紋樣極具生命力和包容性的突出特點。 纏枝紋樣是中國漢族傳統裝飾紋樣的壹種，又稱“纏枝花”、“萬壽藤”，在明代甚為流行，壹般說來它是藤蔓型卷草紋的延續和深化，其基本構成是使植物的枝莖成藤蔓狀，骨骼呈曲線形或圓形分布，以波浪形、回轉形或蝸旋形等枝莖樣式進行扭轉纏繞，並配以葉片、花朵或果實，其中花朵和果實為表現主題，而枝莖和葉片則為骨骼陪襯。關於纏枝紋的概念界定有很多，田自秉先生對纏枝紋有這樣的解釋：纏枝花是以花莖呈波狀卷曲，彼此穿插纏繞，……有永遠常青、連綿不斷的吉祥意義……因纏枝的花朵不同而有各種名稱，以牡丹為花頭的叫“纏枝牡丹”，以蓮花為花頭的叫“纏枝蓮”，以菊花為花頭的叫“纏枝菊”，以牡丹、蓮、菊等多種花為花頭的叫“纏枝四季花”。
《說文》對“纏”字的解釋是：“纏，繞也，從糸廛聲”，所以“繞轉纏綿”是纏枝紋樣的壹大特點。如圖1所示為明代典型的圓形骨骼纏枝紋，附有葉片和花朵的枝蔓自由穿插繞轉，形成了互相纏繞而不牽絆的繁盛狀態。這種紋樣形式是在延續前代傳統紋樣形式的基礎上，在不同的時代環境背景影響下不斷發展演變而來的。 纏枝紋是明代流行的裝飾紋樣，其組成形式繁復多樣，但從紋樣的發展演變來看，明代纏枝紋樣與前代植物裝飾紋樣中的忍冬紋、卷草紋有著***同的壹個特點，就是以某種植物的藤蔓或枝葉進行繞轉，雖然用以繞轉的素材不盡相同，但是它們的基本形都是在傳統的構圖法則影響下發展變化的，即太極圖式構圖法則（“S”形）和“冏”形構圖樣式（如圖2所示）。
太極圖陰陽魚構成的動感“S”形被南宋易學家張行成（生卒年不詳）載入《翼玄》中之後[3]，更加確定了這種“S”型的構圖法則，被古人認為是最優美、最合矩的格式圖。從明代纏枝紋樣圖像資料可以看出，其構圖法則就是在太極圖中的“S”形構圖的基礎上，經演變而發展豐富起來的。如圖3所示為明代的纏枝牡丹紋、纏枝菊花紋、纏枝西番蓮紋等常用樣式，雖然起伏回轉的枝莖在花朵和葉片的掩映下顯得忽隱忽現，但仍然能夠看出其整體走向呈現“S”形，植物莖葉以固有的弧形自然形態，經過繞轉，形成波形不同、動感各異的“S”形框架。加上與此相適應的俯仰相對的花朵，形成了花繁葉盛、枝轉葉舞的紋樣形式。在構圖上，明代纏枝紋樣中還能看到冏形構圖法則的身影，冏形是我國傳統圖案構成的典型代表（如圖2右圖所示），“主要特征是從壹個圓圈的邊緣向中心展開三個鉤線或者是四、五個鉤子（最早是三個鉤子）。三個鉤子又發展為三組同樣式的紋樣，……三個鳳形、三支花、三支果。”雷圭元先生這裏所說的幾組“同樣式的紋樣”和“沿圓圈邊緣向中心展開”的構成特點，與纏枝紋樣中出現的沿枝莖分布的葉片的生長動勢非常類似（如圖1中心圖案所示為）。同樣式的葉片、勾狀小莖、花朵，以及其他圖形元素組成的“同樣式的紋樣”，沿著扭轉的枝莖展開分布，與俯仰有序的主花、回轉起伏的枝莖相呼應，形成生動有序的冏形構圖形式。
由此可見，明代纏枝紋樣的構圖形式是將太極圖“S”形的構圖特點和冏形構圖法則完美融合的體現，在傳統構圖法則與自然植物形態的相互映照之間，不僅使人驚嘆於前人的創造意識，也感嘆纏枝紋樣這壹藝術形式所具有的極強的構成能力，纏枝紋的構圖形式就是對傳統紋樣藝術精神靈活變通的繼承和發展。 明代是中國吉祥文化發展的高峰時期，同時也是內外文化碰撞的交流時期，纏枝紋作為這壹特殊時期廣為流行的裝飾紋樣，以其回轉纏繞的構成形式、豐富有序的組合法則，明確生動地表達出明代百姓熱愛生活、渴望幸福的世俗心境。特別是明永樂、宣德時期由於鄭和七下西洋，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地區的友好關系，而東南亞地區受伊斯蘭文化影響較深（如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伊斯蘭國家），帶動了融合伊斯蘭裝飾特色代表性紋樣的多種工藝品（特別是陶瓷用品）的外銷，實現了豐厚的經濟效益。
人們渴望吉祥的心理由來已久，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各異，但從古至今未曾停息。在遠古時期，由於對生存環境的諸多未知，人類寄托“吉祥”的期望於各種神秘力量的庇佑，庇佑自己和種族能得以生存和幸福，這種對“生命”的基本渴求便是人類早期的吉祥意識。正是在這種意識的驅使下，帶有祈福意義的圖案紋飾開始出現，正所謂“圖必有意，意必吉祥。”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們逐漸增強了對生命的掌控能力，此時表現在紋樣上的“吉祥”寓意也在隨之而變化，變的更為豐富和具體，早期紋飾上經常出現的神秘幾何紋樣和兇猛野獸，也逐漸讓位於輕松活潑的祥花瑞草等植物紋樣。在明代，纏枝紋樣成為集祥花瑞草於壹身的典型代表，它以通俗易懂的寓意表達成為人們祈福求祥的最佳代言。纏枝紋更是壹種載體，把人們喜歡的各種討人喜愛的花草通過其骨骼形式，物化在各種器皿或其他生活物件上了。
明代是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繁榮的壹個時期，手工業、商業高度發展，市民階層逐漸壯大並成為不可忽視的消費群體。對於處在社會中下層的市民階層而言，他們的情感表達方式是通俗而質樸的。因此反映在裝飾紋樣當中，就是較為直接的寓意表達形式，也就是壹方面，在纏枝骨骼上采用了簡單直白的添加形式，即直接選取有某種吉祥含義的花卉形式來寄托人們的美好情愫；同時另壹方面，在組織形式上，通過突出主題要素，即以突出花朵和果實、弱化枝莖和葉片的形式來說明吉祥和富貴就隱藏在日常不起眼的重復環繞的生活之中，表達人們對連綿源長、幸福久遠生活的渴望。這種通俗易懂、壹目了然的形式極大地迎合了市民階層的審美需求。如圖3所示為以象征富貴華麗的牡丹為主題而成的纏枝牡丹紋、以象征出世悠閑的菊花為主題的纏枝菊花紋、以象征外來文化的西番蓮（西番蓮紋在西方紋樣中的特殊地位就像是中國的牡丹紋壹樣）為主題而成的纏枝西番蓮紋，這些紋樣都反映出吉祥文化對纏枝紋樣構圖形式上的影響。
明代纏枝紋靈活的構圖形式和組合方式不僅能迎合本土文化，還能在新的市場需求背景下，迅速融合異域文化特色，既豐富了本土裝飾藝術，又為當時的對外貿易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如纏枝紋樣與伊斯蘭植物裝飾紋樣特色的融合，由於伊斯蘭地區宗教信仰的限制，他們更習慣以緊密連貫的植物花卉形式作為紋樣裝飾，而這種裝飾特色恰好與纏枝紋樣繁復、纏繞的特點有著***通之處。因此，在明代纏枝紋樣又成為當時商貿往來中深受外籍商人青睞的壹種裝飾形式，大量外銷的明代青花瓷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 纏枝紋樣的特點是花朵相對較大，葉片相對較小，枝莖成曲線且不斷延長。這種“盤曲錯節、豐富飽滿而又連續不斷的構成”[6]樣式能夠把各種吉祥寓意的花朵結合在纏枝紋裏，是吉祥文化的可視化載體，符合當時明代各階層人們的心理需求。考慮到明代對外商貿的往來，又將外來的圖案樣式特別是伊斯蘭紋樣融會進纏枝紋的表現形式中，這種新的樣式吻合了當時的市場需求，也為明朝的經濟起到了壹定的促進作用。
纏枝紋樣是明代最具活力和包容性的裝飾紋樣，從極富盛名的青花瓷裝飾到日常必備的織物裝飾，從平民百姓的常用物品到王公貴族乃至異域人士的收納珍玩，隨處可見纏枝紋樣那靈活生動、婀娜多姿的影。
從整個紋樣演變過程來看，纏枝紋樣的構成形式在當時是深受歡迎的，雖然接受了來自異域的圖案風格，但進入本土之後便被不斷地豐富和發展了。纏枝紋這種紋樣形式能夠根據諸多外在因素去改變和豐富自身，卻始終保持著本民族傳統藝術的主脈而發展變化，因為不變的是民族傳統、風俗習慣，加入的是時代風貌、異域特色，正是在這種兼容並進的中國傳統藝術精神下，纏枝紋樣才得以使其連綿不斷的結構形式真正做到生生不息，使其吉祥的寓意代代相傳。